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钟嵘、刘勰对于晋宋诗学状物追求的真实态度

面对晋宋诗学呈现出的重视文辞、追求写物的倾向,钟嵘和刘勰均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意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此乃钟、刘对晋宋诗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二人并未否定晋宋诗学的状物、尚辞倾向,亦不曾主张以应物斯感的比兴传统来纠此写物倾向之“偏”,更未因此否定晋宋诗学的价值。而晋宋诗学也并非是所谓“物”现而“感”藏。

北宋文人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内在需求

宋诗与唐诗之不同,最明显体现于宋诗之“意”,其“意”是诗人人生哲学和生存方式在艺术世界的转换和生成,是人格之美。北宋文人在对晚唐五代诗歌传统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选择了陶诗传统,陶渊明的平淡诗风展现了这一“意”,并满足了北宋文人的内在需求:归属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同时,陶渊明平淡诗风哲理化为诗情,满足了北宋文人以理遣情,实现自得闲适、超脱旷达的个体需求。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经典诗史”构建与“典范”选择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诗学阐释中基于统绪论而重构诗史,也即在古代诗歌发展的自然史基础上,按一定标准拣择某些时段的诗作,加以勾连,从而建构起一个“经典诗歌史”。大体而言,是从《诗》到《骚》,到汉魏古诗,再到盛唐诗的这样一个经典诗歌史,其实质就是对后世诗歌有无承传《诗三百》创作精神的价值判断。与“经典诗歌史”相匹配的“诗歌典范”选择则落实到“经典诗歌史”中的杰出诗人身上,于《诗》称里闾之人,于汉魏称苏、李,于盛唐称李、杜等。要之,总出于指导创作,振起其时诗道之需。

论南宋禅僧的诗学观念——以橘洲宝昙、北磵居简和物初大观为例

南宋禅僧宝昙、居简、大观对诗歌的本质、诗人与自然环境和前人经验之关系的探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把握和诗歌美学风格的追求,以及为禅僧从事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支持,显现出该群体的诗学观念:他们认为“诗为道之余”,反对雕琢苦吟,推崇平淡之美;既提倡“江山之助”,也重视“遍考前作”;强调诗歌创作本乎性情,应以抒情达意为先;他们相信禅僧热衷诗文与参禅修行并行不悖。这些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创新精神,表明了他们决不甘当士人诗坛的附庸而致力成为诗坛重要一翼的态度,昭示着禅僧“诗人”身份意识的强化。

唐宋扬州北部驿站、交通及相关问题研究

唐宋时期,扬州水路交通发达,但陆路交通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根据相关文献中的驿站、递铺位置,结合考古资料可以复原唐宋时期扬州城北部陆路的交通要道。较之唐代,宋代交通的起点与中心转移、部分道路废弃或形成,原因在于唐宋扬州城池变迁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宋代扬州城外特别是城东成为中心区域之一。道路的层叠与长期延续是古代扬州交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此外,城外主要交通道路对扬州人文地理布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分权与制衡:北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线

北宋时期发展出一套与近代责任政府“神似”的独特治理体系,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习惯法”上升成了朝廷纲常——君权象征化,国家治理一旦有过失,则必问责,责任即由宰相们承担。北宋开国便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原则:(1)“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实则为北宋不可变的政治惯例,“虚君实相”的治理结构使得皇权表现出高度的谦抑性;(2)责任政府让皇帝“统而不治”,治权与政权高度分离,宰相拥有较高的行政权;(3)台谏在北宋的地位极高,对行政权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限制,形成了皇帝——宰相——台谏的并立局面。

北宋中期古文运动与诗学思想、诗歌创作之变

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打破了六朝以来声律、辞藻等对诗文创作的束缚,使诗歌创作更加追求反映现实与叙事言理,诗学观念上更加崇尚立言载道与经世致用的功利实用思想。这也促使宋诗走上“诗言志而平淡”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北宋中期文学以“古文”的复兴带动了文学体裁样式和技巧风格向平易疏散、简淡明畅的方向发展。宋代古文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古文创作的普及为诗歌革新提供了价值支援和创作经验的丰富资源,北宋古文运动的审美思潮、文学思想和文体革新日渐渗透于诗歌领域,从而引导着北宋中期诗歌创作观念的转变。

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从执正驭奇到正复为奇--以欧、黄为例看北宋诗歌理念的转变

为剖析北宋诗坛的变革过程,特别是探究欧阳修与黄庭坚两位诗人如何解决北宋诗坛诗风浮华与“前人诗已作尽”的困境,试将欧阳修与黄庭坚的诗作进行深入解读,分析他们各自提出的诗法理论和创作实践,以及他们如何互相影响、共同推动北宋诗风的转变。欧阳修与黄庭坚在诗法上各有所长。欧阳修主张“执正驭奇”,他践履韩愈,强调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变化;而黄庭坚则以杜甫为宗,提出“正复为奇”的诗学观念,注重在规范的基础上实现突破。二人的诗学观念和实践,不仅推动了北宋诗风的转变,也使宋诗形成了与唐诗截然不同的风貌。通过对二人诗歌理念的比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北宋诗坛变革过程的理解,而且对于认识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乡村书写的诗意建构与解构

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化,对乡村形成辐射性、吸纳力,城乡形成共生互动关系,农村因此进入交换经济,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文人士子的城乡观念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的嬗变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乡村书写。一方面是丰富了传统乡村诗意内涵,从城市政治人际、商业功利交往对立面构造浪漫的、牧歌情调的农耕田园图景;另一方面也衍生了对乡村诗意解构的价值判断,在不同文类中从阶级对立、市井文化、人物品藻、文艺批评等角度颠覆、撕裂了传统乡村诗意。乡村书写中的诗意建构与解构并存融汇的格局丰富了传统田园诗审美内涵,形成这一题材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特色,对后世乡村书写影响深远。

宋人对杜甫诗病的指摘及其诗学意义——以宋代诗话为中心

杜甫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宋代尊杜尤甚,宋诗话中对杜诗有大量的评点赞美。但也不乏对其诗句篇章的指摘非议,涉及用事之误、村陋俚语、声韵问题、属对工拙、蹈袭前人、诗意重叠等多方面。宋人在崇杜潮流下,仔细辨别杜诗的精华与瑕疵,指出了学杜的门径和要点,反映出宋人具有相对理性的学习精神和艺术批评态度。此外,通过杜诗诗病分析可以看到宋人学杜的阶段特征以及宋人学诗的严谨态度和精神面貌,还可以观照杜诗学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与文体学价值

书序是一种传统应用文体,定型于秦汉,以叙书为主、叙人为辅,以叙带议,满足导读功能。在北宋士大夫高扬的文人精神下书序文转换了焦点,知人论文、重德叙理,形成了议论主导体式和意理化抒情。在“体用”之学新观念的引导下,宋序融合德业与文,改革了唐序人书分离的三段论模式。随着书序体衍化,原初的著述序更新为多元文体集序,在文法上汲取古文笔法、融合骈散句式,使书序由依附主文本的说明文字转变为融合众理、独具风格的成体之文。以诗文集序为代表,主于论理而忽略书旨,接近了“破体”的边缘。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蕴含着深刻的文体创新规律,极具借鉴价值。

北宋中期释门与政坛文学互动的双重价值--以天台宗释长吉交游与创作为中心

释长吉是北宋中期著名天台宗诗僧,终其一生都与政坛名士诗文唱和,所作在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此种士释文学交往蕴含着双重价值:从政治角度而言,诗僧与官员的唱和,在文化政策、信仰态势、交往心理等层面,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北宋政坛与佛教关系的生动反映;从文学角度而言,与长吉唱和的士人,包括了林逋、宋祁、梅尧臣等晚唐体、西昆体以及北宋新诗风的代表人物,通过这些士人对长吉诗风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北宋中期诗歌革新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诗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On Chengzhai Poetic Style and Shu Culture

Yang Wanli,a renowned poe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1127-1279 AD),has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his unique artistic style.He pioneered the Chengzhai Poetic Style,a unique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simplicity,naturalness,freshness,and liveliness in poetic creation.This style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poetry and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ubsequent trends of Song poetry.As such,he was hailed as a“Leader in Poetry”by his contemporaries.The Chengzhai Poetic Style was gradually formed during Yang’s creation course,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veral important factors,including the Bashu culture and its aesthetic taste represented by Zhang Jun and Zhang Shi,the Zen philosophy that emphasizes liveliness prevailing in the Shu area,and the view that the“Chinese Yi-ology has its roots in the Shu area.”Meanwhile,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gzhai(Chengzhai Ji),there are many poems and essays about the Bashu area,which have provided valuable feedback to the Bashu literature and enriched its content.

论唐宋庐山诗僧群体的发生、变迁

唐宋庐山诗僧群体的发生、变迁是与中外文化交流、朝代更替、社会转型发展等密切关联的复杂问题。从魏晋到唐代再到北宋,庐山诗僧群体经历从“佛理”到“苦吟”再到“世俗化”的过程,从一个虚幻的纯净世界走向纯粹的诗艺世界再走向日常的世俗世界。唐代庐山诗僧群体已慢慢从早期诗僧“谈佛”的禅诗中走出来,回到诗歌本身,甚至把探索诗艺看成终身功业。相对于唐代庐山诗僧群体,北宋庐山诗僧群体的诗歌艺术更为成熟,他们保留着唐代庐山诗僧群体“诗禅合一”的创作特色,由于北宋庐山诗僧们的交流更频繁,酬答、送别仍然是北宋庐山诗僧们的日常生活,且北宋庐山诗僧群体已慢慢从唐五代庐山诗僧群体“苦吟”中走出来,不仅回到诗歌本身上来,也慢慢回到俗世生活本身上来,朝着“世俗化”转向。

《潘子真诗话》异文商榷

据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介绍,北宋时期的学者潘淳所作的《潘子真诗话》原有《说郛》本,因残缺不全,故其对此书加以补录,可认定者并案语共计三十七条。虽然郭先生的辑佚成果为学界所认可和称道,但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发现其中仍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以《潘子真诗话》为例,《辑佚》仍然存在漏校、错校、漏辑异文等现象,在诗话内容的取舍方面,也有需要值得完善之处,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述。

萧梁中前期的“学谢”之风及其文本样态

在萧梁中前期,晋宋体渐有复兴之势,效仿晋宋体代表作家谢灵运成为创作潮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所爱赏的刘孝绰、王筠等东宫学士和在建康文士群中有一定地位的何逊等人均有“学谢”之作。然这些作品在抒情特点、语言风格、结构层次等方面和谢灵运之作有所不同。谢诗在梁代中前期被推崇和学习,与当时文学主流审美中崇尚典丽雍容、爱好秀句等倾向密切相关。然而自宋齐以来形成的重视抒情之风、新体诗流畅浅丽的语言风格、梁代之后对文本结构清晰的重视,又使得梁初文士的创作没有对谢灵运的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根据时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复合的文学审美最终造就了具有多个时代印记的文本样态。

宋代处州诗歌研究

宋代处州诗歌是指以歌咏处州为主题、使用以处州为中心的一系列意象的诗歌作品,既包括本土文人的创作,又包括宦游和寓居丽水的域外人士的创作。宋代处州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主要有山水园林诗、感事抒怀诗与唱和赠答诗。其中山水园林诗是典型题材,处州山水作为诗人的“心灵镜像”,成为诗歌创作中的典型意象。宋代处州诗歌使事用典,自然妥帖;融入佛禅思想,富有理趣;题材日常化、地域化、私人化,体现出“情境诗学”的总体特点。

浅析唐、宋、元时期分布在中国南北地区的瓷枕

人类和枕具走过了千百年的历史。看似普遍却不普遍,既是实用物件用来改善生活条件,同时技术创新与造物智慧也从前辈们的经验中吸取进步,还包含了多种的文化内涵。虽然有关于枕头的起源,在可以得出的结论里还没有详细的结论。但是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殷商时期,枕具文化在中国既己出现,据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魏咸熙年间,因诛梁翼而得其玉石虎头枕,枕下有篆书“帝辛”二字。而帝辛就是商封王,因此断为“帝辛之枕”。所以,笔者通过调查分析法、文献综述法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加严谨地分析了陶瓷种类中的瓷枕;通过分析在唐、宋、元不同时期的高光时刻所存在的瓷枕,从而对这3个时间阶段的陶瓷手工业可以有更具体的了解;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的文化、环境和生活习惯,从而学习到中国地广物博的差异性和多元性;通过对传统手工业中的瓷枕在不同地区的风格的科学性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帮助了解在唐、宋、元三个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南北地区的地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