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接受史的“指南针”——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

在层出不穷的历代各类诗文选集中,白居易作品的入选比率是其接受史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也是其作品受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选择及阅读趣尚有导向和牵制作用。以白居易诗之多之冗,必待甄选而后始精,删汰而后始善,而选政固亦不易。待选者少则无以取精,待选者多亦难乎所删。梳理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考察专门专题性白居易诗文篇目,分析比较其选目、凡例、评点、批校、序跋等,是研究白居易接受史的重要一端,称之为“指南针”也不为过。

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杨慎在滇咏兰诗的文化史意义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兰是人们共享的文化符号,兰所象征的高洁与贤德是共有的审美标准。杨慎在滇咏物诗极多,兰花是他特别着力书写的对象之一。杨慎结合云南的自然地理、个人境遇和自我形象,创作出以《采兰引》为代表的咏兰佳作,诗人以兰自喻,寄情托意,实现了屈骚精神在边徼的光大。不同时期宦滇文人、本土文人对咏兰诗的唱和、阅读促成作品广泛传播与经典化,表现出人们对“芳草美人”文学传统、杨慎人品学识的集体认同;以杨慎为首的文化名人创作产生溢出效应,促成了当地地理文化的重构。响水关改名为兰谷关,是区域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杨慎在滇咏兰诗创作成为研究中原与边疆文人交往交流交融、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新维度。

苏轼诗词书法作品接受中的语图关系变化

欣赏诗词书法作品可以欣赏书法艺术,也可以识读诗词内容,接受过程中表现出语图关系的变化。大多数接受者对苏轼诗词书法作品的欣赏分为三个过程:首先被书法书像所吸引,进入图像欣赏中,沉醉于视觉效果;其次对所书诗词内容进行识读,了解所写诗词的内容;再次将两者放在一起去欣赏,书法与诗歌在迭代中达到更高的融合,欣赏者获得双重的审美享受。

无盦先生应事词试探

《詹安泰全集》收录詹安泰298首词。从词的小序可以看出,其中和作词与为了回应、处事而作的词(统称应事词),有59题共65首。这些词作艺术地表达了词人在人际交往中有所感的情谊与思绪,约占其全部词作的21.8%。虽然这些应事词在其全部词作中只占1/5,与他的处事诗在全部诗作中的占比1/2相比较,比例低了许多,但是,这些应事词的涵盖面包括寄怀词、和作词、赠别偕游词、题画词以及庆贺词等,同样呈现出词人以词神交或交谊,以词应事,以词表达对人事、世事的态度与评价,表现了詹安泰应事作词的一种功用态度:词有所用。并且,其中也体现出他表达情谊、思绪的艺术方式。

论当代打工诗歌的空间书写及意义生成

打工诗歌作为“底层文学”的一种形态,以书写打工诗人的生存境遇为主要特征,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化而产生。“空间”是诗人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的重要来源,打工诗歌的表现内容随着诗人的空间移动而发生变化。家园空间是打工诗人们的退身之所,但在其现代转型中也表现出另一向度;工作空间是打工诗人们创伤记忆的产床,交织着沉重的生命回响;生活空间带有鲜明的地域标识性,现实生活的困境加深了诗人们诗歌表达的焦虑。打工诗人游走于城乡之间,他们的诗歌记录着社会的变迁和群体的精神症候。这些诗歌为底层人民立言,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关怀,表现出时代洪流中的群体共性。

宋代方志在《宋诗话全编》补遗中的文献价值——以《会稽续志》为中心

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是迄今为止收录宋代诗话最为全面的大型图书,其中不仅汇集了一些原已单独编纂成书的宋代诗话,还整理了宋代各种著述中零散的论诗记载。然而,由于该书搜集资料不全,导致许多宋代诗话被遗漏。特别是在宋代方志类著作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诗话史料,编者却普遍忽略了这一部分文献。如《张淏诗话》仅有三十条,系从张淏《云谷杂记》中辑录,而实际上,还可以从张淏《会稽续志》中辑录诗话九十余条,是原书的三倍,如此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张淏诗话》的全貌。

李渔诗集倡始之心与半世操觚的矛盾性钩沉

明末清初,龆龄即以诗擅名的李渔,生平作诗千余篇,别具手眼有足采而名海内。笠翁提出,诗歌的意境应为“考诸诗词、罕听罕睹为上的‘意取尖新’”,诗作的字句理当“言无稍故、所言事无不新的‘不攘他人一字’”,诗篇的内容需是“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的‘忌填塞’”。但在其写作实践中是“套腐后出、假前人之斧斤的‘剿窠袭臼’”与“载旧本之既言、借前人之只字的‘依附古人成说’”,以及“多引古事,迭用人名”。李渔“不屑摹拟”的“倡始之心”,与其“肖于古今”的“半世操觚”存在明显的矛盾性。(宗唐的文学思潮与相同的战乱背景或为促使李渔对唐朝诗歌进行效仿的外部原因,学识气力有限以及诗集仅是一家之言或为导致矛盾形成的内部成因。)

任士林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考述

宋元易代之际的浙东儒士任士林,其诗文集元明清三代皆曾刊刻,明清刻本流传至今,而元刊本大约于明中期散佚。结合明代孙能传的记载,以及从明稿本《诗渊》和残帙《永乐大典》等资料来看,任士林诗文集元刊本书名为《松乡先生文集》,一共10卷,今传世明清各刻本均非全本,其中文章大多保存至今,而其诗歌方面,经研究发现,任士林目前存诗共计188首,与孙能传所记载之元刊本368首相比较,散佚了近一半。

陈年喜打工诗歌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当下社会环境中,人们常常困扰于社会集体中的自我认同感,这是现代性的焦虑,是一种社会剧烈变化中自身不安全感的表征。作为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陈年喜面临着双重身份认同困境,他的诗歌既写出了他作为打工者面对城市,进行自我定位和价值寻求的困境,也体现着他作为打工诗人如何为自身、为群体发声,于诗坛寻求认同的迷惘。诗歌是他的宣泄口,他始终在困境中挣扎而非沉沦。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黄宏荃《英译宋代词选》中的“心译”法解析

作为一名被遮蔽的翻译家,黄宏荃的代表性译作《英译宋代词选》还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论文旨在探讨黄宏荃在《英译宋代词选》中提出的“心译”法,结合书中的大量译例,分析其具体表现,主要包括:(1)撰写导言与注释,为译文读者提供解读语境;(2)添加具体词汇,烘托原作的情感氛围;(3)充分利用英语形合特征,打造地道译文;(4)采用各种变通手段,译出原作的精神与韵味。黄宏荃的“心译”法对中国古典诗词以及整个文学翻译不无启发,译者唯有全身心地投入翻译,方能产出精品译文。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传承与发展探讨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历久弥新。而当古老的诗词遇上现代的音乐,便诞生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古诗词艺术歌曲,这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形式,既承载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又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古诗词作为历史发展的积淀,作为文学艺术的璀璨明珠,自然也能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出一份力。在当今社会,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古诗词艺术歌曲,成为音乐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对此,该文将立足于古诗词艺术歌曲,探究在诗乐文化下,诗和乐的演变,解析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艺术特征。

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佛教知识类化与宋代诗文集类纂

佛教知识类化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组织编排的进程。唐宋时期是佛教知识类化的集中时段。在类书中,佛教题材类分呈渐进态势,类目由少到多、由粗而精,体现时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对其内部题材的精详建构。类书对内容的处理模式也延伸到宋代类编诗文集编纂,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佛教诗文之分擘类聚尤受类书影响,使其于文体、题材之双重维度上发生分疏整合,形成诸多佛教文学类型。其中寺院诗便是经类编中显现的典型成果,此名类之成立首先在于佛教知识类化中“寺”类的定型,并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荣及游寺题咏之盛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建诗的接受起伏

清代对王建诗歌的接受突出了有清一代独具的特色。第一,清初在“崇儒重道”政策及不满明代“独尊盛唐”的思潮下,王建诗因其“大多无喧嚣、浮躁之气而有流动清平之味”受选家重视。至清中后期,选诗更追求雄伟阔大之风,王建自然蕴藉的诗风受到冷落。第二,清人辩证评价王建的古体诗,欣赏其“专尚气质,不工自工”的近体诗,对其“高华深稳”的七律、“风神秀出”的七绝比较重视。第三,清人对王建宫词的关注从题材转移到体裁上。清人对王建诗的接受变化与清代的社会思潮及追求“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密切相关。

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以常任侠两篇集外文为考论中心

新见的常任侠集外文《新诗的创作》和《小诗四首(青年习作)“读后记”》,表现了常任侠在“新诗人”的内涵界定、新诗创作和诗歌教育方面的独到思考与观念,回答了“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的时代课题,是战时诗学版图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常任侠既倡导“态度赤诚、动机纯正、格局博大”的创作价值观,又强调“形象化”和“经济性”的诗歌语言艺术,主张在“教”与“学”的双向实践中培养“新进青年诗人”。这两篇集外文对于深化认识战时诗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古今诗选无邪集》的编选体例、来源及其宗旨

阐述《古今诗选无邪集》的编选体例及内容,其编选体例合诗格于诗选之中,除试帖诗外诸体兼收;考证《古今诗选无邪集》内容来源于明末选本《赓订笺释批评古诗直解》《赓订笺释批评唐诗直解》、清初选本《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同声集》等,是在明末清初诗歌选本的基础上,以辟二教的“无邪”作为选诗宗旨,进行再选择;认为《古今诗选无邪集》的体例和内容既体现了考据时代下辟佛老思潮,也反映了科举制度改革下指导试帖诗创作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