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儿童诗创作整体观察与分析

21世纪后,学界关于儿童诗创作的研究取得了更丰富的成果。展开对21世纪儿童诗创作的系统性检视与探讨,具有拓宽儿童诗研究视野,为目前儿童诗创作提供可资借鉴与反思的积极效用。对21世纪儿童诗创作现状的整体考察,需要将儿童诗的宏观发展脉络与微观层面的儿童诗文本阐释相结合,运用文献研究、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法,综合儿童文学、儿童心理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才能充分把握21世纪以来儿童诗写作状貌。整体而言,21世纪儿童诗题材内容的现实主义色彩较之以往更为浓郁,与当下时代儿童的精神生态紧密贴合。诗作透过日常化生活场景的审美提炼实现童心经验的智慧诠释,化用西方诗艺与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美学,并呈现出文体形式深度互渗的现象。21世纪以来三代同台的儿童诗诗人的创作各具特色:老一辈诗人倾向蕴含宏大气质的意象,凸出诗语形态的格律化之美;中青年诗人注重择取个性化色彩鲜明的意象入诗,诗歌语言外在节奏同内在情绪节奏相协;更为年轻的诗人则善于调配流露现代气息的意象,追求口语写作。与此同时,囿于惯性的模式化写作与视域的偏狭化倾向构成儿童诗发展的艺术瓶颈。21世纪的儿童诗应构架成人与儿童的精神对话、汇通本土与世界文化资源并正向结合网络传媒渠道,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论诗歌精神重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逐渐成为、并将是21世纪诗歌创作的一种常态。在诗歌现实中,“个人化写作”显示出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力量,前者保存着诗歌独立精神和艺术超越;后者异化、分裂或消解诗歌的整体精神,使诗歌沦为“物化诗歌”和“时尚诗歌”。基于诗歌发展的现实要求,在诗歌与社会政治的新型深度对话关系上重建一种诗歌精神,将是诗歌“个人化写作”真正的活力所在。

论中国现代诗歌中括号的审美功能

括号等标点符号作为现代汉语系统的重要分支,同时也是现代诗歌之"现代性"的重要构成要素。胡适最早在新诗中使用括号,鲁迅最先拓展了括号在诗歌中的表意功能,此后的徐志摩、李金发、卞之琳、艾青、穆旦等人将括号在诗歌中的作用进一步多样化,主要体现为:注释、插叙或补充、议论或抒情、形成与诗歌主体相应和的副歌等诸多方面。新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具有"插叙或补充"功能的括号,它们增添了诗意的繁复之美;用括号形成"副歌"的诗篇虽然是少数,但产生了更具音乐性的韵律、情思之美;括号还使一些新诗产生了层次丰富的潜在对话效果,从而表现出与古典诗歌迥异的现代性特征。

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之翻译、传播与接受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越来越引起关注。通过统计近十年国内中文期刊(包括会议论文集)涉及到杜诗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类文章,从翻译对话性角度出发,对杜甫诗歌进行回顾和评价,并对杜诗学未来的发展和具体实践进行简要评述。

程抱一的文化对话诗学

被视为中西文化摆渡人的程抱一,以中西文化对话的方式,重塑开放性的心灵,建立了开放性的思想架构。他借助结构主义、符号分析学的方法,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和绘画的结构功能,创造性地诠释中国的文化思想,从哲学的高度激活了中国的宇宙论和生命观;并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中,把经验生活和超验沉思融汇在一起,展示了对有生宇宙和近现代中国生存状况的思考。

柏拉图:诗哲之争还是诗哲对话?

本文旨在对柏拉图笔下的诗哲之争这个古老的西方命题进行新的解读。尽管学界对诗哲之争一直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指出,无论是从柏拉图自身的气质还是其对话来仔细判断,诗与哲学的争执都只是一种假象。正如哲学家柏拉图同时也是诗人柏拉图,诗与哲学不过是表述同一个世界的两种话语。它们之间真正的关系与其说是争执性的,不如说是对话性的。重估诗哲关系需要当代柏拉图研究者打破专业藩篱,相互借力。本文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更新学界对诗哲关系以及柏拉图的认知。

论新世纪诗歌的“复数”乡愁

新世纪诗歌的乡愁书写,具有“复数”的多面与多变。乡愁书写宏观呈现为“城乡共愁”,中观体现为“地域狂欢”,微观体现为“雅俗交杂”,多种样态的乡愁表达形成了复调争鸣式的“众声喧愁”。乡愁诗歌的“复数”,开启了诗歌个性化的“再度寻根”,可纾解当前人类社会的现代焦虑,可疗愈当代人的身份断裂与认同创伤,为新世纪乡愁诗歌探索新生之路。乡愁诗歌“复数”的记忆铭刻,呼应了“记住乡愁”的时代思潮,从个人记忆、社会记忆、生态记忆等方面体现了新的精神探索。新世纪乡愁诗歌的“复数”,也为海内外华语诗歌跨域对话提供了可能,乡愁是华语文学场域内的一种共识性情感。相较于台湾地区文学和海外华语文学,中国大陆的乡愁诗歌书写能够重启风尚推动对话,通过诗人诗作间的跨域交流,形成海内外诗人间乡愁书写的相互照亮,进而助力华语诗歌乡愁书写走向彼此成就。

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柏拉图在其对话录,尤其是在《伊翁》和《国家篇》中提供了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对诗歌的评价。而对柏拉图在相关文本中对于"神"这一概念的使用的考察,不仅消解了文本中的这一矛盾,而且也揭示了柏拉图真正的目的在于一步步降低诗人在城邦中的地位,并最终确立哲学对于诗歌的统帅。

稼轩词中的对话描写初探

稼轩词数量之多、题材之广、风格之多样堪称宋词之冠。他善于创造性地融汇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了稼轩词雅俗相济、灵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其中对话方式的巧妙运用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文章拟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稼轩词中的对话描写及其表达功能进行初步的探析。

郁达夫小说中诗词文本的互文性及其文化意义

在小说中插入诗词是郁达夫感伤型文本的一种经常性的构成方式,散体白话文引入诗歌体语言,这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是一种他性文本的引入,也就是文本的互文现象。在新文学文体的开创期,这种文本的互文见义又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郁达夫小说中的这种互文体形式,实际上表征着郁达夫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在新的文体写作中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如中西文化的调和,传统和现代对接等等。

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经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品。但当代儿童诗的发展也面临着受诗歌界排斥、儿童文学界冷落等现实困难。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应朝着中国文化、精神对话和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因此,要给予儿童诗更多的理论重视,和更多的发展空间。

2004儿童诗创作综述

2004年里执著于儿童诗创作的人并没有减少,儿童诗艺术的魅力依然吸引着不少人在意象的天空里飞翔。北京少儿社出版了金波、高洪波、樊发稼、王泉根、尹世霖、谭旭东、安武林等少儿文学专家指导编选《新童谣》(幼儿版、小学版),《新童谣》,希望出版社出版了“希望少儿诗丛”,等等,这些都给儿童诗创作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不论儿童诗创作处于何种境地,它注定是在路上的命运。

作为话语形式的诗歌

将话语分析理论用于诗歌批评,讨论诗歌话语形式的两个方面:话语方式和话语参与者。诗歌选择了对话体和独白体作为话语方式;诗歌话语实现了发送者和发话者、受话者和接收者的分离,发话者和受话者存在于文本之内,发送者（作者）和接收者（读者）存在于文本之外。这样,诗歌话语的“交流”行为既存在于文本之内也存在于文本之外。

池田大作诗歌小论

池田大作是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宗教家,社会活动家及作家。在池田大作浩瀚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沐浴着佛光,充满着朝气,聚集着正气,作为一股清流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在众多的诗歌作品中,能够看出池田大作的慈爱,悲悯之心。

从巴赫金对话理论看卞之琳诗歌中声音的对话性

本文结合作品分析 ,发掘卞之琳诗歌中声音对话性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契合因素 ;从“为什么”的层面深入透析形成卞之琳诗歌声音的对话性这一风格的原因 :主智诗风、相对观念以及非个性化。

中国诗歌与全球语境

诗歌是一种最能体现艺术本质的艺术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就是全球话语。而中国历来被称做为诗的国度,我们的古诗不仅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感染了全世界的人们。在西方的诗歌中,有许多对中国诗歌的模仿之作,尤其是中国古诗中那种玄远、幽深的意境曾深深为西方人所折服;而中国的现代诗歌亦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从意象、暗示手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了诗歌的现代性和全球性。所以,中国诗歌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华的时代,也必将会走向世界,再创中国诗歌的辉煌。

论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写作向度与诗学新质——以陈东东为论述中心

基于对朦胧诗歌的社会批评模式以及第三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的深刻反思,新古典主义者表达了接通古典的美好意愿。但它并不赞同简单地复归古典或视古典为新诗之母体,而主张反向操作,将古典诗学作为重要的异质性资源纳入到现代新诗体系之内,从精神基点、创作姿态、发声方式等方面修正当下诗歌的写作向度。代表性诗人陈东东就在上海的都市幕景上较好地镕铸了东方古典与西方超现实主义。其诗作以清幽唯美的意境、细密柔和的音律来抗拒社会政治功效和日常生活的侵蚀,深层次纾解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精神危机。更重要的是,它将古典的"无我"与现代的戏剧化场景相结合,在角色对话中更新了当代诗歌惯常使用的"独白体"和"宣言式",多向度地拓展了先锋诗歌的变革空间。

中国对话辩证法观:从战国对话体赋的视点出发

战国对话体赋,在中国天人合一宇宙观奠基下,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的对话性辩证法思想;这种对话性的辩证法形态与精神是和古希腊、古印度思想相异的、中国独特的真理思维方式。

情感·对话·哲思:罗振亚诗歌论

诗歌批评家进行诗歌创作,早就渊源有自。在当下,批评家的诗歌创作又呈现出一种蔚然之势。罗振亚在诗歌批评领域以对先锋诗歌的研究著称,然而其诗歌创作却秉持了中国诗歌传统中"言志抒情"的典范路数。其诗主要以"情感"为核心,以"对话"为建构方式,同时注重哲思带来的"征服与创造"。这其中的缘由,可能既与其成长的经验和生存的时代状况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其诗歌创作观念有莫大关系。

新世纪诗歌生态：先锋与古典传统的对话

在现代性观念的主导下,新世纪先锋诗人的写作虽然会不断获得新的契机,但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因对先锋的认知越来越泛化,很多诗人也失去了其应有的冒险意识和探索精神。有的诗人逐渐认识到,在一味地趋向于学习西方现代派文学时,也需要重新回到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求资源,让诗歌在新的创造中获得美学和精神的延伸。诗人们在处理先锋和古典传统的关系时,不能完全静止地将二者对立起来;他们需要在动态的理解中,让先锋和古典传统进行充分的对话,以建构新的审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