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棅的“四唐七变”说

《唐诗品汇》承接并改造了严羽、杨士弘之说,对唐诗"诗体"流变作了历史性的概述,确立了唐诗演变的"四唐"概念。可见,高棅在对"四唐"诗歌源流体制的分辨中包蕴着较为丰富的"诗变"观念。

最具诗人气质的现代学人——论吴宓先生的旧体诗

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学者之中,吴宓先生无疑是其中最具诗人气质的。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诗人气质是伴随着中国民族现代性情感的启蒙和发育而生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这种现代性情感主要是以个体意识之觉醒和现代爱情婚姻观念之确立为代表的。而从这两方面看,其代表人物无疑就是酷爱写诗同时又一生坎坷的吴宓先生。如果说学人之诗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与其所学之专业密切相关,那么对于20世纪学人之诗影响巨大的无疑是现代西方学术。而对于精通多种外语、一生主要从事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文学史、新人文主义、中西比较诗学讲授与研究的吴宓先生,当然尤其如此。尽管吴宓先生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自居,但由于这种选择是建立在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之现代学术基础上,因而他的学术旨趣则可谓是更加西方化和具有现代性的。而这种充满现代性内涵的个体生命,其归宿可以说至今仍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

历时视域中的苏黄比较论

苏黄比较论在历史流程中起伏较大,具体体现为:宋代,尊苏扬黄,各执一端;金元,苏学北行,扬苏抑黄的呼声较高;明代,诗学思潮扬唐抑宋,典型地体现宋诗特征的黄诗被认为远逊于苏诗;清代,祖苏尊黄,取径不一。历时视域中的苏黄比较论,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了争论本身的意义,它在多向度的比较中突出和确定了诗人的个体风格。

唐宋之际“学人之诗”的传承与嬗变

从晚唐五代到宋初百年,"学人之诗"的创作成绩斐然。其创作主体为各时期引领风骚的文坛精英,具有富赡博雅、精严从容的群体特质。以才学为诗的艺术探索经历了一个由自然发挥到自觉创造的漫长过程,该过程既有次第渐进的阶段性特点,同时也呈现出百变不离其宗的完整轨迹。如果说晚唐作家以"四六"为诗的艺术尝试还稍嫌繁缛和僻涩,那么五代时期南国文臣的博雅诗作则能充分彰显其"深于学问"、辞采绮丽的优势,达到率性超逸、自然蕴藉的新境界。当然,真正明确"学人之诗"的艺术主旨、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使之成为内涵稳定、风格显著的自觉创造,还要晚到"西崑体"诗"耸动天下"以后。就整体而言,"学人之诗"探索前行的节奏虽然缓慢,但它为诗歌艺术成功实现由"唐"及"宋"的嬗变和转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至于"宋诗"在精神内涵和艺术特点上获益于"学人之诗"的深层思致,则更值得诗史研究者详加考察。

游戏里的诗性守望——转型期女性小说游戏笔法探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女性小说创作走向了历史性的繁荣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也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向传统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提出挑战。不少女性小说家执迷于以游戏方式操练小说,从而颠覆了既往男性话语所指定的女性小说文体样态,为女性小说的多元化发展表明了另一种向度。透过"游戏"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小说丰富的诗性内涵和神圣的目的意义。

论“感觉的变形”对现代诗歌想象的影响——以波德莱尔“死亡”组诗为例

现代诗“想象力”的获得,涉及到“感觉、知觉、表象、想象、情感”等众多心理因素,它们互相诱发、互相推动、互相渗透,始终处于一种超时空的变形活跃状态。以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死亡组诗”的部分作品为例,通过对其艺术创作的心理过程,表现手法、艺术传达等的分析,论述“感觉”的变形力量对现代诗“想象力”带来的影响,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其诗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波德莱尔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对“想象力”的高度重视。

汇入新诗现代性洪流里的昙花——重评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

作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载新诗的刊物,《诗》月刊的诞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既为诗坛开垦出一片创作园地,又为新诗批评和理论建设提供了合理的场所。《诗》月刊的出现,承接了白话新诗的革命性因素,为新诗捍卫诗坛主体地位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在中国新诗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诗》月刊在诗质、诗体、诗语等方面呈现出过渡性品质,为中国新诗的发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也为中国新诗在第二个十年里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诗》月刊的这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意义,理当成为重新评价其历史地位的思考原点。

质艳清音:欧阳炯词的艺术风格

欧阳炯是唐五代著名词人,他的《花间集序》是第一篇论词专著。欧阳炯摆脱俗曲,提出雅化词体的主张,又认为词应重视性情,减少传统诗教理论的束缚。他的词学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唤醒了个人的心灵律动,享受生命,《花间集》也开拓了新一代的歌词体制。欧阳炯存词四十七阕,擅长描写各种悲欢离合的场景,特别是盛大欢乐的场面及城市的繁华景象,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开拓主题,表现出丰富的题材。其词亦呈现多样的风格,他吸收了温庭筠词的浓艳,韦庄词的明艳,从而发展出个人特有的质艳风格,足以突破温、韦的樊篱,显出写实的力度。此外欧阳炯词又多写南国风光,充满清新的气息,洋溢着一片山水清音,别开生面。

沈约的赋学理论及其在创作中的实践意义

南朝齐梁时期在中国赋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体现于这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赋作,更为关键的是赋学理论和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沈约、刘勰、萧统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家从不同角度对齐梁以前的辞赋创作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概述。首开其先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以"情"为核心的"文以情变"、"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赋学观,并且与谢朓等人极力倡导"声律论"学说,提高了辞赋创作的韵律化和唯美化,推进了"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倾向,使形式上趋于骈丽的辞赋进一步律化,因而对于唐代律赋的形成来说又具有开创意义。

风从远方来——中国新诗1927—1936

论文主要以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梁实秋,革命诗人蒋光慈、胡也频和殷夫,创造社领袖人物郭沫若,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为例,考察了1927—1936年间新诗发展变化的思想与艺术来源,勾勒了在西方现代诗歌或俄国革命影响下中国新诗出现的不同艺术追求与存在形态,论证了不同创作路径与诗歌内在品质的关系。

梅生不是遇万里 万里原是梅花精——论杨万里的梅花情结

宋代咏花诗非常繁荣,"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对梅花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在其现存4200百余首诗中有140首咏梅诗,这个数目在宋代、乃至历代诗人中都不多见。分析其原因,梅花不但契合了杨万里在诗中表达情志的需要,更与他个人的志趣、品节有关。通过考察杨万里咏梅诗,我们将不难发现,清新可爱的梅花是杨万里诗品和人格最好、最真的写照。

词之“本色”与苏轼的“以诗为词”

本文以苏轼“以诗为词”为中心 ,阐明词并没有特殊不变的“本色” ,因而北宋以来的本色论者反对苏轼“以诗为词” ,谓苏词“非本色”的论调是错误的。本色论者没有看到苏轼“以诗为词”的原因与实质 ,从而不能对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史上的意义与功绩作出恰当的评价。

诗中“诗”与日本五山诗僧的社交世界——五山前期汉诗转型的一种文本观察

日本五山前期汉诗既承续了平安时代的文学传统,又在创作环境及主体的转变下开创出五山汉诗之高峰,蕴含着转型的发生。五山诗僧对诗中“诗”的书写可作为观察这一转型的有效窗口,折射出三大维度的变化:一是由自我到他者的“诗人”形象塑造的转移;二是诗轴编纂风尚与诗禅互通思想下,关于诗歌的称赞、品评成为突出的社交话题;三是隔空对话时对“诗”之媒体角色的新书写。由此共同映现出诗僧间密切的社交往来,推动着中世汉诗创作向社会生活的渗透,而五山诗僧社交世界与“诗”世界的双向互动,又凝结着日本五山前期整个诗歌世界的开拓与转型。

试论以诗育人、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战略意义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证了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对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三维转换”——以唐代边塞诗为例

根据生态翻译学观点,将源语文本转换为译语是在翻译生态圈中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适应性转换”的动态移植过程。翻译生态圈通过语言、文化、交际等三个维度对译者行为进行制约和优化,从而使译文与目的语文化生态相适配。中国古典诗歌以独特的艺术气质在世界文化独树一帜,其海外译介在构建世界文化生态圈举足轻重。在推动中国古典诗歌海外译介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其自身文化特色,又要与目的语生态圈实现良性兼容,生态翻译学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供操纵的范式。本文拟以唐代边塞诗歌为例,从语言、文化、交际维度探究中国古典诗歌在目的语生态圈中的“适应性转换”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