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叙事与传统文化交织下的历史女性书写——评艾子《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

襄阳作家艾子于2023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小说以北宋女词人魏玩为创作原型,通过合理性的想象结合历史真实对其跌宕起伏的一生进行创造性书写。小说在叙事策略上采用古典叙事,在内容呈现中融入传统文化,在人物塑造时凸显女性意识,生动传神地刻画了魏玩的人生经历与自我成长,揭开了历史覆盖在魏玩及其诗词上的沉重面纱,对于发掘襄阳历史人物、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南宋王阮精神人格及诗歌研究

王阮是南宋时代士大夫的代表,历任各地官员;也是南宋中兴诗坛重要诗人,有诗集传世。他的身上,有爱国的浩然正气,是将门之后,也是人杰;有爱民的济世精神,卓越的治理才能;同时还有超然平和的隐逸情怀,有陶渊明之风。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体现为慷慨刚大的南宋中兴之气,清淡平和的理趣之风,呈现多元化的审美意味。

宋代诗话建构经典诗人形象的话语权博弈及路径选择

建构经典诗人形象是宋代诗话的中心议题之一,意在确立堪与唐诗分庭抗礼的宋诗面目,总结行之有效的宋诗路径。然而,因党争立场与个体经验的差异,熙宁派与元祐派虽偶有共谋,但话语权的博弈仍是主轴,由是形成各自的理论场。从主流观念来看,宋人扬升杜甫与陶渊明而贬低李白,对韩愈则始终褒贬并存。同时,熙宁派与元祐派就王安石晚年诗作罕见地达成了共识,而对苏轼颇有微词,并力图调适黄庭坚的诗坛地位。通过分析前代偶像与当世名家形象建构的不同路径,既能细致梳理宋代诗话的内在冲突与自我实现,又能完善认知经典诗人的坐标系。这对深刻认识文学与政治的互为性,以及深彻勾勒宋代文学史的嬗变轨迹,均有实证性模型的样本价值。

试析宋代江西籍诗人笔下的庐山景观

庐山山川秀丽,自然人文资源丰富多样,有“人文圣山”之美称,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往并创作出大量诗文,宋代江西籍诗人也不例外。宋代描写庐山诗歌的江西籍诗人共70位,留存下来的庐山诗有400余首。作为江西本土诗人,他们书写庐山诗歌,吟咏庐山景观,包括庐山山水、寺庙道观、先贤遗迹和动植物景观等。这些景观为庐山增添了风采,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亦成为了宋代江西籍诗人笔下常常吟咏的对象。

宋代福建词坛论析

宋代福建词坛趋于鼎盛,南渡和南宋时期词人辈出,大部分词人出身进士,主要分布在闽北、闽中地区,这既源于当地文教的昌盛,也源于当时的政教格局。宋代福建词坛爱国词人异军突起,展现出赤忱的爱国热情与崇高的人格气节,词风慷慨雄迈,接近豪放词一派。宋代福建词坛的爱国情、豪迈意影响深远,在晚清民国又掀起豪放词高潮。

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北宋词人王观生平事迹考

本文勾稽有关方志、文集等资料,对北宋著名词人王观的家世、籍贯、字号、仕履详作考订,最后推断王观约生于明道元年(1032)前后,略长苏轼几岁,享年五十岁以上。

刘焘行年考

刘焘是北宋后期词人、书法家,元三年(1088)进士;元六年至八年,为曾布幕僚,后任定州安抚史管勾,与苏轼同僚;绍圣年间(1094—1097),任删定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秘书省正字兼著撰;崇宁元年(1102),任监察御史;政和八年(1118),为淮南东路提刑;宣和七年(1125),除秘阁修撰;靖康(1126)中,因擅离官守,被劾致仕,后家居故乡长兴。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

穷尽考察宋代四川诗人用韵 ,系联韵字统、计押韵组合 ,得到宋代四川诗人用韵 17部系统。与宋代通语 18部韵系比较 ,四川诗韵合并了真文、庚青两部成为真青部 ,此外与通语韵系相同 ,通语韵系的主要音变也在四川诗人用韵中存在 ,因而四川诗人用韵系统是通语的西部变体。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

今存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37卷,古今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北宋时刻印。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的传统方法,可得出确切结论:此本的刻印时间为宋高宗绍兴年间中期,今存宋刻蜀本《李太白文集》的完本与残本在字体、行款、版式等方面均一样,当为同一版之书。但仍存一些无法解释之处。

宋代官员诗人酬唱论略

官员诗人是宋代诗歌创作酬唱主力军,他们的创作酬唱塑造出宋代诗歌创作酬唱的主流形态与基本风貌。官员通过立朝、外任与贬谪等方式,驻足、行走于两宋的各个地域,并通过诗歌酬唱创建全国性的诗歌网络,使每个地域的文化活动都可以进入公众的视野。官员阶层特有的品阶、官职及政见,是影响官员诗人酬唱对象与酬唱圈层的三大身份要素,这令其诗歌酬唱无法脱离层级、功利与政治。官员的身份层级不同,其酬唱风貌及审美情态也不尽相同,高层与低层差异最为明显,而只有精神上超越了世俗层级制约的官员诗人,才可能成为官员诗歌乃至宋代诗歌的审美主流。

阴阳变调中的女性角色——谈唐宋男词人的女性书写

女性作为写作对象自古有之。词最初作为歌筵酒席上的娱乐,以写歌女的美色为主,后来成了情感抒发的去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入词是藐视女性尊严的举动。但仔细观察,唐宋男词人的女性书写,是对女性特质格外喜爱的表现。应以较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唐宋时期男性词人对女性角色的描绘,以及他们在女性书写方面的表现。

黄大临生平事迹考略

黄大临是北宋词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为黄庭坚胞兄。历任龙泉令、梁县尉、授越州司理、萍乡令等。任萍乡令期间以仁慈为怀,尽心尽政,治理政事异于他人,是其仕途生涯中浓墨重彩之笔。有《奉寄子由》、《青玉案》等诗词作品与黄庭坚、苏辙等人唱和。

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北宋诗人崇尚唐人唐诗,以盛、中、晚三唐的诗人诗作为主。其形式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即"别集整理"、"选集编选"、"唐集校注"、"诗话评说"、"序跋品评";而于诗歌创作方面的具体表现,则重在相互唱和而成风气、汲取各种创作技法以为己用、继续乐府诗的创作等方面。因此,以崇尚唐诗为主流的诗歌创作,历史地成为了推动北宋诗歌繁荣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论南宋中兴时期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或流派出现于南宋后期,因而往往从南宋后期的历史环境入手,探讨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事实上,由于南渡之后的社会流动、中兴时期的科举积弊、盛世背后的冗官充塞、底层士人的求仕之途等因素,南宋中兴时期已有一批重要的江湖诗人活跃于文坛,并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关于南宋江湖诗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风貌、时代内涵、文学史地位等问题,还需突破南宋后期这一时间界域,放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的审视和思考。

体变而嗣绝响 心怨而续骚意——初唐四杰赋对楚辞句式的承续和拓展

《楚辞》与《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诗心骚意为后人所取法。这种怨骚之情的表现既取法乎上天入地之骋想,也渊循于婉曲绵韵之殊句异词。本文从初唐四杰对楚辞句式的承续与拓展着眼窥蠡楚辞的衍变之迹。

宋南渡词人侯寘籍贯考

关于宋南渡词人候寘的籍贯,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录为东武(今山东诸城)后,近千年来人们皆认同此说。而张栻《题西汉蒙求》一文的相关记载却显示侯寘的籍贯为东平(今属山东)。东武、东平在宋代以前(包括宋)其行政区划从未相叠过,侯寘不可能既是东武人又是东平人。陈振孙虽为南宋人,但与候寘的具体生活年代相距较远,并非同时人;张栻不但与候寘为同时人,而且还是多有交往的好友;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虽为目录学方面的巨著,但也存在着失考、错讹等现象。所以,目前在没有发现其它材料的情况下,张栻的记载当更为可信,即侯寘为东平人的可能性更大。

论南宋中兴时期道学发展与道学诗人群体的形成

宋室南渡前后,道学南传,至南宋中兴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学理层面深入拓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派;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加强对释道思想的清理,进一步巩固道学地位;在政治层面加强与政治和帝王之学的联系,强化道学内圣外王双向发展的实学性质;在文献层面加强道学文本的整理与传播。在道学发展过程中,道学诗人围绕学术、政治和文学上的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争鸣,形成密切的关系网络,促使道学诗人群体形成,为南宋中兴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宋诗发展演进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