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来盛唐诗文用韵研究述评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80年来的盛唐诗文用韵研究可分为草创、蓬勃发展、转型创新三个阶段。本文意在从个案、分体裁、分区域、断代、方法等5个方面,分析归纳盛唐诗文用韵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拓展盛唐诗文用韵研究提供参考。

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

中国古代游侠的内涵与游侠文学息息相关,且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到了盛唐,游侠诗在儒家思想与文人诗传统的持续改造下,所展现的游侠内涵产生了新的变化。他们虽不再单纯地以武力对抗统治,却将明恩怨、轻生死等特质继续发扬,并将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君王。同时,受强盛国力与尚武风气的影响,一些出身较高的少年将任侠视为取乐之资,另外一些女性也具有“侠”的特征。这种转变源于当时文人实现自身价值方式的变化,而游侠诗恰可展现文人不同的身份认知,即报国的英雄、耻于虚度的“儒”与“侠”与重义轻利的“烈士”。至此,游侠在内涵上得到最大突破,中国古代游侠诗的发展也到达顶峰。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宋人追复“三代”之原因蠡测

宋朝建国之后,朝野都认识到历史乱多治少,加之北宋承五代废墟而来,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代?这让他们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并开始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三代”号称“极治之世”,寿命最久,而历代称治的汉、唐,寿命却明显更短。“汉唐”可以成为第一步追求的典范,但如果要想国祚更久,则“三代”无疑是更理想的仿效对象。提倡“三代”,也有助于应对佛教挑战。而当时思想资源有限,宋代朝野并不能提出超越儒家“三代之治”的其他理想世界。因此,在与“汉唐故事”“祖宗家法”的对比中,“三代之治”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也促成了儒学的复兴。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唐代应制诗修辞对唐诗繁荣的影响——以对偶和用典为例

唐代应制诗繁荣,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对对偶、用典等辞格多有选用,而对众多辞格的选用助推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论张九龄的文化史意义

张九龄是唐代开元中期的政坛兼文坛领袖,在政治、文学和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史上看,他出身庶族,以科举入仕,官至宰相,其经历和用人观打破了魏晋以来贵族政治的传统,刚正儒雅的“九龄风度”成为后世文官的典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初步形成。从唐诗史上看,他的诗歌改变了初唐寒士诗歌悲凉的格调,形成了自信、昂扬明朗的格调,体现了鲜明的盛唐时代精神,是盛唐气象形成最为显著的标志。从岭南地域文化史上看,张九龄开辟大庾岭路,极大推动了岭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内地一体化发展;同时,以其才学、德望与风度成为岭南地域崇高的乡贤典范,为岭南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驱动力,从深层次加速了岭南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步伐。

崔庆昌汉诗研究

崔庆昌与李达、白光勋合称“三唐诗人”,其诗学主张是全面宗唐。他的学习对象是唐诗整体,对整个唐王朝时期的唐诗都进行了学习模仿。他提倡率性直白的情感表达,重视诗歌的音乐性;其诗歌风格整体偏向于中晚唐的清苦,又带有边塞诗的刚劲;其诗境清澈澄明,诗意清新自然。崔庆昌虽没有诗学理论流传于世,但他的创作实践对朝鲜朝中期汉诗转向全面宗唐产生了重要影响。

《长安三万里》:文化故事的中国式书写

作为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的开篇之作,《长安三万里》将熟悉的盛唐历史陌生化的同时,力求让不同的受众在盛唐的文化甘露中,体悟华夏历史文化的历史温情与文化温度。它通过再现高适、李白等民族脊梁的成长史,重建了盛唐时代昂扬奋斗、和合从容的盛唐风骨,赋予长安、唐诗等文化元素丰富文化意蕴的背后,本质上是中华儿女立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盛唐敦煌壁画线条在女性化妆品包装上的应用

本文意在探索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线条在现代女性化妆品包装中的设计运用,分析壁画线条的艺术特点及其现实的艺术价值,并将之运用到实处。进而探究敦煌壁画最为繁盛时期的绘画创作对中国设计的重要意义,同时思考敦煌壁画线条的美感对于增强包装设计文化内涵的能力和在女性用品包装上的实际应用。

论唐代诗人并称现象

以姓氏连缀为主要形式的诗人并称是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称谓方法,尤其在诗歌艺术高度繁荣的唐代更是产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并称。这些诗人并称的产生时间和方式不一,主要依据声调进行姓氏排序,对文学创作、鉴赏、传播以及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探寻唐代诗歌丰厚内蕴的一条蹊径。

家族意识与唐诗繁荣关系论要

唐诗的繁荣离不开当时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交融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若从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言,则离不开唐代诗人对前代创作经验的继承及创新。家族意识对唐诗繁荣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家族意识与唐诗繁荣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是影响家族文学观念和创作法度的继承;二是影响诗人对思想观念的汲取与接受,深化唐诗思想内涵;三是影响诗人的生命轨迹,拓宽唐诗社会历史画卷;四是激发诗人的创作动力,丰富唐诗情感积淀。

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李煜词的内容与语言特色探析

在众多的南唐词人中,南唐后主李煜的成就最为显著。李煜词将其本人最为真实、真挚的感情融于词作内容中,并用真实质朴、自然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创作出极具艺术特色和魅力的作品。文章以李煜词的艺术特色为研究目的,着重从内容特色、语言特色两个方面对李煜词进行具体解读,以期使读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李煜词的艺术特色。

盛唐诗歌中的胡儿形象

胡儿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象,在盛唐诗歌中形成了秉性差异极大的三种类别:其一,热切的颂美之情及强烈的自信心使诗人常将胡儿作为诗歌主要人物的反面对比对象,导致胡儿产生了巨大的形变,形成怯懦孱弱类胡儿形象;其二,诗人的胡儿认识越加理性及客观实际的变化,令其感受到胡儿的勇猛,乃至颠覆其胡儿观念,塑造出强悍勇猛类胡儿形象;其三,诗人在创作诗歌时有意无意地将其任侠精神投射到胡儿身上,形成了矫健洒脱类胡儿形象。这些胡儿形象丰富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提升了诗歌的情感强度,深化了诗歌的表现题材等,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

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杜甫的孤独感及其艺术提炼

杜甫具有深刻的孤独感,而且越到晚年,对于孤独心境的提炼也愈益自觉。“乾坤一腐儒”就是他对自己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的最后概括。这种思考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思维,并成为后期不少名篇创作灵感的来源。

唐代社会开放的特点与历史局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唐史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通过回视唐代的开放与兴盛,可以发现,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唐时已经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当国内发生像"安史之乱"这样大的社会动荡,或晚唐政治极端腐败之时,唐代的开放则处于停滞的状态。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中的许多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审思,从历史得到的经验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