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公共问责功能与司法独立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讨论了传媒作用于司法的机制问题 ;传媒与司法功能互补的价值基础、实现途径及界限问题 ;实践中的传媒监督问题。认为两者在价值层面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 ,即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都是从社会公正与人权的价值理念中获得说明的。但是 ,在共同价值的实现方式和途径上 ,它们又各有其特点 ,为了使它们在以各自的独特方式追求其共同价值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功能最大化 ,在制度安排上 ,传媒自由与司法独立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社会 ,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实质是传媒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制度模式问题。其中必须注意到 :与传媒相对应的“司法独立”和与其他主体相对应的司法独立是有所区别的。

再谈传媒与司法的关系

传媒自由与司法公正是民主社会最弥足珍贵的两大价值。从应然的层面而言,两大价值应当是良性互动的。即,如果传媒对司法的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得当,可以防止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刑事被告人获得合理公正的审判。但如果传媒的舆论监督超越了它应有的限度,则不但会导致司法的威信降低,也会影响刑事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的实现,从而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实然层面的两大价值关系却犹如一柄双刃剑,如何用其利、避其弊也就成了人们普遍关注与探讨的话题。探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分析我国传媒与司法处于非良性互动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两者在本质上不是冲突的,在目前我们应强调舆论的监督,并对完善两者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构想和制度设计方案。

媒体对司法的监督

大众传媒是当今社会公众了解公共信息并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媒体的监督具有促进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的价值,但媒体与司法之间同时存在着冲突。冲突的解决应当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以达到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实现。从我国的司法现状看,更应强调对媒体作为公众舆论渠道的保护。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司法构造

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必须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宪法政治发展。加快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宪法政治发展进程,需要通过政党制度的完善形成执政型政党,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权威型人大,通过法治政府建设造就善治型政府,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成就适度型司法,法治国家和宪法政治还需要相对自由型媒体和日渐成熟的公民型社会。毫无疑问,这将逐渐改善中国政治生态,形成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政治制度体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实践中国特色的分权原则,完善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两院"的全面关系,确立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权威,并将司法权威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权威关联起来,在政法职能定位的基础上理解和实践中国话语式的司法独立,以重构中国司法。

司法改革的目标与司法模式——基于政治与司法关系的改革思路

政治与司法的关系是宪法的基本命题,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基础。中国司法改革应当立足于政治体制层面,着眼于改进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关键是建立和完善政党与司法的结构关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确立司法改革的走向和司法相对独立的目标,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司法多元化模式、司法相对独立的内涵和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特征,赋予政治与司法关系以宪政意义,从政治的全局与宪政的高度审视、构想和推进司法改革。

行走于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关于“媒体审判”之争论点分析

"媒体审判"是指因媒体报道和评论案件审判,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影响审判结果的现象。媒体报道案件审判是确保新闻自由权的正当行为,具有监督司法审判、确保司法公正的作用;但是媒体如果对案件过度炒作,超越了合理的界限,就会误导舆论,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因此,既要充分保证新闻自由,保证新闻监督作用的发挥,又要采取一些技术上的措施,防止审判结果不公正情况的发生。

韩国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案例研究

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每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均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韩国专制主义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所涉及的“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典型司法案例反映了韩国普通法院及宪法法院在衡平这两者价值间冲突的立场变迁及韩国法院在维护人权和促进韩国民主与法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为中国学界在“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这样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上,提供些许可借鉴的外域经验。

无罪推定与媒体报道

无罪推定体现了人权保障的价值。媒体报道彰显了新闻自由的理念。媒体对案件的不当报道会给独立审判带来不利影响,进而损害被追诉人受无罪推定的权利。但司法独立的完善配套制度具有保障独立审判,抵御外来干涉的免疫功能,自由的媒体能够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具有保障私权、监督公权的作用。"无罪推定"与"媒体报道"的关系实则是"人权保障""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紧张而又复杂的关系,西方对此早有讨论并且做法各异。中国语境下的争论虽持久不衰,但缺乏言说的前提:自由的媒体与独立的司法。

论新闻自由的限制——以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为视角

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与司法独立之间冲突的本质是公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冲突。美国、德国和日本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具体界限上有着较丰富的实践,其包括对新闻自由的行为限制和结果限制两方面。其中,行为限制又分为信息限制、报道限制和评论限制;结果限制不仅是对新闻自由限制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行为限制中有权机关自由裁量的重要基准。

北洋初期司法界与湖北军政当局的矛盾与抗争——以刘豫瑶案为例

自清末实施司法改革以来,司法独立原则被正式引入中国。北洋政府初期,虽然政局扰攘不安、社会经济紊乱,但在一定时期内司法独立原则仍保有形式上的尊崇。而1919年冬,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瑢藉口本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刘豫瑶徇私枉法,竟擅自委任督军署军法课长程定远暂代厅长,并派兵拘押原代理厅长陈长簇,劫夺厅印,开民国以来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联手干涉司法行政的嚆矢。由于该案性质极其恶劣,随即招致中央司法部与湖北高等审判厅的群体反击。双方围绕司法行政等问题往复申辩,最终以中央政府介入调停和司法独立原则获得重申而告结。该案中反映的各种认知冲突及各方的行为模式,折射出北洋军阀时期军政关系的多元面相。

传媒问责与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均系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原则,二者应当保持良性互动的关系。然而传媒活动稍有不慎就有妨碍司法独立之嫌,司法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会拒斥传媒。由于传媒与司法具有明显的角色差异,因此必须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传媒的正当报道权利。

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从促进司法公正的视角谈媒体监督机制的构建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并一体遵行的基本法律准则。公开审判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新闻舆论的力量在宪政体制中一直被视为一种独特而独立的力量被对待。媒体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基于新闻本身的特性 ,又对司法独立构成天然侵犯。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平衡 ,体现了不同国家的价值准则。基于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 ,媒体监督体制的构建必须以维护法律权威、维护司法权威为前提 ,做到客观、公正、准确。

同中存异:洛克与孟德斯鸠司法权思想之比较

法学界传统观点认为,洛克的思想只是两权分立,即立法权和执行权,而没有提出司法权。因此,洛克的分权思想是不完善的。孟德斯鸠才真正提出了司法权的概念。但结合英国法制传统重新解读洛克的思想后发现,洛克并未忽视司法权。他之所以没有明确提出司法权的概念,是因为英国"行政司法化"的传统已经使司法权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司法权及其独立地位问题在洛克语境中不成为问题。孟德斯鸠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后,以之为范本,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司法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应当在国家权力谱系中具有独立地位。得出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并无高下之分这一结论。

美国司法系统独立性与政治性的悖论

在美国的分权结构中,司法系统是当今美国社会的重要权力中心之一,它是以一种辅助性的预防措施工具面貌出现的。根据美国宪法,司法系统应保持独立性和政治中立性。事实上,分权制衡体制中的司法系统无法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在与其他权力系统的冲突和碰撞中体现出相当的政治性。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倾向于运用哲学方法作出判决,是和当时美国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哲学有密切联系的。只要美国现行体制存在,关于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政治性的探讨就不会终结。

也谈舆论与司法

当前网络条件使得舆论比单纯的媒体更加立体化,但如实证分析会发现,即使舆论被误导,其对司法仍然起着监督的良性作用,并无不当干涉。一般情况下,舆论之所以能够干涉司法,源于我国司法具有政治从属性,舆论挟其政治效应干涉司法。司法不独立是舆论干涉司法、司法控制舆论这种恶性循环的源头。因此在中国当代,迫切的任务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使得司法的归于司法,舆论的归于舆论,从而发展既能监督司法又不干涉司法的舆论规则,并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对舆论进行适度规制。虽然客观条件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中国迫切的问题仍然没有变,司法独立和舆论自由是相互联系的。

司法改革中法院的公共责任:内涵与架构

法院的公共责任是指,法院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充分实现社会公众期望、民主政治期许,否则应在不损害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承担不利后果。其在传统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加入法院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责任,以及对权力机关的政治责任,并强调法院承担公共责任的积极性以及以结果为导向的责任。回应型司法责任理论、法律现实主义对"三段论逻辑"的反思、法院制定公共政策及其政治功能,使司法独立的前提受到挑战,必须配之以公共责任。当前司法改革中应当引入法院的公共责任机制,合理地建构我国法院承担的政治责任,督促法院积极行使职权回应社会需求,同时,规范责任机制,更好地保障审判权独立公正行使,提升司法公信力。

历史进步的理性基础——康德的社会历史观与法权政治思想

基于历史理性批判,康德确立了人类社会弃恶扬善的进步信念,使其道德哲学、社会历史观与自然的目的论实现了内在的统一,同时他的关于自由、平等以及独立等人类基本的法权政治思想之探讨也展示了其在一些对于人类来说具有普遍意义问题上的深切关怀。这些思想不仅演化为此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精神,而且也对现当代西方法权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折狱厄言》与裁判官“内心独立”——兼论中西裁判官“内心独立”的取向差别

清人陈士矿作《折狱厄言》一书,其中多谈到裁判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该做到"内心独立",主张裁判官应独立于自己的爱憎、好恶、喜怒哀乐、旨趣等各种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心理因素,坐到"中"的境界。这一源自儒家"尚中"、"中庸"的思想,应合了今天司法独立原则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法官的内心独立。但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法文化当中的"内心独立"观念又与当前中国法学语境中所言说的"内心独立"是有差别的,因为当前中国法学的司法独立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因此将中国传统法文化与西方法学语境当中的"内心独立"思想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今天司法独立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政治权力视野中司法独立的相对性——从美日两国与中国历史语境中透视

美国、日本两国司法独立的相对性体现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法官任命权、国政调查权、违宪审查权等方面。而中国语境下政治权力视野中司法独立的相对性更多地表现为"党司"关系的不对等性,具体体现为"司法党义化"、"个案监督"、"政治、思想、组织领导"等方面。司法独立的相对性不仅是一个中国近代历史语境的话题,更是当今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要求。

司法工作应始终坚持独立原则

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司法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这有利于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