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射粮军及其与金朝时局的关系

金代射粮军是由金代诸路所募汉民组成的一支非正规军,往往兼充杂役,社会地位低下。射粮军作为金代正规军的补充和后备力量,兼具役作和军事职能,其职能的衍变与时局密切相关。当国家承平安定之时,射粮军主要承担役作职能;而在国势倾颓、时局板荡之际,其军事职能则日益凸显。射粮军职能的衍变折射出金代国家的发展历程。

“东床坦腹”与东晋政局——《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条的政治史解读

《世说新语》中关于王羲之“东床坦腹”的婚姻佳话,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郗鉴择婿东床的时机与动因,暗含着对东晋政局的多方考量:一是联合王导,以北来流民帅的身份立足江左、稳固权力;二是与琅琊王氏形成军政联盟,内外呼应,以壮大武力外藩的军事实力;三是借助王羲之家族关系与宗教信仰,以拓展交游,经营政治资本;四是鉴于王羲之无心政事,可在复杂时局中从容进退、保全门户。郗、王联姻,当下可以安定政局,长远可以延续门户,同时也在客观上制衡了其他不轨门阀,从而维持了东晋朝廷较长时间的安宁稳定。

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 ,产生了大量的流民 ,并形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的大量产生 ,以及流民势力的迅速发展 ,迫使两晋之际的统治者设法解决流民问题。流民所引起的震动 ,使残破的西晋政权能够控制的力量更加弱小 ,从而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 ,使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增强 ,从而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流民聚集而成的政治、军事性集团如京口集团等 ,是东晋政权的支撑性力量。东晋政权与流民的关系至为密切 ,而统治者对于流民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程度 ,亦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变迁。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谶谣与两晋南北朝政治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生活深受谶谣的影响和支配。从内容看,当时的谶谣主要分为预见总体政治形势、预测具体政治事件、预言特定政治人物三种类型。从实践看,谶谣不但在政治决策、劝谏君王、改朝换代、民间抗争、确立年号、任官选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还发展成为政治斗争的预警手段和另类武器。作为一种常见的言论标签,谶谣能够盛行,离不开谶与谣各自的特点、社会的普遍心态以及观风察谣的政治传统。

西北政局中的前仇池国初探

前仇池国为两晋十六国时期氐族杨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当南北冲要之地,物产丰富,又逢乱世,前仇池国能得以崛起、建国、发展,并延续国祚近八十年。而在发展过程中,前仇池国介入各个政权在西北地区的争夺,进而影响西北政局;南北各政权也多借重前仇池国的地缘、人力等优势来打击敌对力量,形成了双方互相利用、推动西北局势发展的局面。最终随着割据制衡形势的变化,前仇池国无力独撑西北,为崛起的前秦所灭。

晋武帝治国渐不克终及其现代启示

晋武帝时最终完成了魏晋嬗变,且实现了晋的统一,然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却存在较为明显的渐不克终之势,具体表现在治国理念和治国实践两个方面,尤以后者为主。晋武帝治国渐不克终既受历史、社会、家族诸客观因素的影响,又与其主观因素关系甚密。因晋武帝治国渐不克终,不仅直接促使晋初政局急速恶化,且影响到了晋室衰亡。探究晋武帝治国渐不克终,吸取历史教训,对于进一步推进当今廉政建设、强化行政管理及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论义兴周氏与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

义兴周氏是魏晋时期江东著名的武力强宗。在两晋之际动荡的江东局势中，义兴周氏叱咤风云，三定江南，又三次反晋，对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晋初年政治氛围与《三国志》编撰

三国对峙之世,各家之间互争正统地位,政权源自曹魏的西晋统治者一方面需要肯定曹魏政权的正统性,以此来证明自身的正统地位;但另一方面,在西晋完成全国统一后,蜀、吴势力的影响消磨殆尽,而曹魏在当时的社会上仍残存有巨大影响力,司马氏统治者需要在舆论上为魏晋禅代进行合理的解释。陈寿《三国志》一书的编纂受此影响,其书虽侧重于赞扬曹魏的功业但贬低曹魏帝王的品德以及家族出身,以此来显示司马氏代魏的合理性。

“中原”背景与魏、西晋诗歌的抒情特色

以中原为创作的地理背景,魏、西晋诗歌被赋予厚重的政治内涵,诗人书写自己强烈的政治进取心和浓郁的感伤情怀,同时表达着鲜明的中原立场。中原地区的地貌特征不仅构成了魏、西晋诗歌形象世界的地理独特性,而且影响诗人的审美观照视角和审美趣味。

论两晋时期的名士政治

西晋与东晋时期的政治体制是名士政治 ,在这种体制下 ,整个社会充满着浓厚的期待名士之风 ,政治家地位的获得不是以他的政治功绩 ,而更多是通过政治家在政治之外的名誉而得到。

从太安二年镇压张昌起义所见西晋政局

张昌起义是西晋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它对西晋在荆州等地区的统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从司马乂在太安二年镇压张昌的一系列举措来看,司马乂镇压张昌的真正目的是削弱与剪除政敌司马颖的支持者。从司马乂的这次镇压能够看出司马乂所依靠的政治力量并不强大,而随着司马乂针对司马颖的这些安排的施行,双方的矛盾也随即爆发,最终导致了司马乂的败亡,西晋政局也彻底失控,走向了灭亡。

乐广仕晋考异

乐广以寒素之身,出仕西晋期间,其政治道路十分顺畅,并在八王之乱前期不断得到升迁,未因赵王伦废贾后事件而受到牵连,且在齐王冏执政期间代王戎为尚书令,位为台阁,政治地位达到顶峰。然而于此不久,乐广即被宗王所杀,其政治命运前后反差之大,反映出西晋政局的急剧变化。前人多从名士与玄学角度对乐广进行解读,很少涉及其仕途转变,本文试疏理乐广的仕途,并分析与其相关的史事及西晋政局的情况。

钟会才性观嬗变与魏晋易代士人的信念危机——对“钟会之叛”和魏晋易代政治局势的一种考察

作为魏晋易代时期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钟会之叛"对魏晋易代士人心态特殊性的表现颇具典型意义。通过分析钟会参与"才性四本论"探讨时的政治背景,可以发现促成其叛变的思想动机并非突发,而是有一种潜在的心理因素作用。结合钟会生平事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心理因素既与其才性观的嬗变相关联,也反映出了因魏晋易代时期特殊的政治局势而导致的士人信念危机。

金末政局变动背景下的都尉司研究

金哀宗通过拣选骁勇军士而组建的都尉司,是金末军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朝重建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内容。随着都尉司的增多,其所辖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构成了哀宗时期金军的主力和精锐。在黄河——潼关防线的重要节点潼关、开封,以及由开封西、南、东三个方向的重要府州所形成的另一条防线上,都尉司军都构成了布防金军的主体;在关系金朝国祚的几次关键性战役中,都尉司军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都尉司在军事活动中的实际影响,以及统治者对其特殊的政治态度,均显示出都尉司在金末军事与政局变迁中的关键地位。

金代武卫军考

武卫军是金世宗于大定十七年创建的一支中都卫戍部队,其前身为京师防城军。武卫军的名号沿袭中原王朝汉制,然其编制却采用猛安谋克制,金代军制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在此得到体现。武卫军的设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世宗即位前后的北方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章宗以后,武卫军不再局限于拱卫京师之职,开始外出征戍。在目前可考的29位武卫军统领官员中,女真人多达27位,呈现出鲜明的女真本位特色。金与蒙古战争爆发后,武卫军成为女真人依仗的重要武装力量,然而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其终究无法挽救金王朝于绝境之中。

魏晋北朝河内郡政治形势研究

魏晋北朝时期河内郡政治形势演变呈现出由东到西、内外转化两个特点。由东到西,指河内郡行政区域由东到西逐渐缩小,郡治也随之西移。内外转化,指统一时期河内郡内政、经济地位要重于军事地位;在分裂混战时期河内郡的军事地位往往会大大提高。这些演变有其独特的原因,特殊的地理形势决定了河内郡在统一与分裂时期不同的政治地位;魏晋北朝中央政治的作用特别是都城所在地的变化对河内郡政治形势演变影响较大,反过来河内郡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中央政局也有所影响,两者相互促进,推动了魏晋北朝时期的历史进程。

谯蜀政权探析

义熙年间,谯纵脱离东晋在巴蜀建立政权,史称谯蜀。谯蜀建立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由于巴蜀是东晋向西、向北的重要门户,谯纵之乱又加剧了东晋内部的混乱,东晋势必要收回巴蜀,所以谯蜀政权自建立后一直面临战争威胁。因国力悬殊,在东晋多次征伐下,谯蜀最终灭亡。谯蜀政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晋时期江西历史地位的变迁——以墓葬材料为中心

江西深处南方腹地,三面环山、一面向水的地貌特征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汉晋时期,随着帝国统治的崩溃和政治中心的南移,在南中国具有天然区位优势的江西于南北政权及南方政权内部的分立对峙间实现了由"边陲之郡"到中流重镇的跨越式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本区墓葬也经历了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东吴时期赣中北高等级墓葬的出现、东晋以后墓葬分布范围的向南扩张以及各期墓葬面貌所体现的江西于区域文化交流中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等,皆是本区开发程度日渐深入、历史地位稳步提升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