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政局下张謇和段祺瑞的交往

张謇和段祺瑞之间有着长达15年的交往。他们的交往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变迁息息相关,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至护国战争,两人交往且关系平稳;第二阶段,从护国战争后至直皖战争,虽交往频繁但已生嫌隙;第三阶段,从直皖战争后至“三一八”惨案爆发,交往渐减以至断绝。张謇和段祺瑞的交往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政局的变迁,也折射出两人在清末民初之际不同的理想追求。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

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此前一直未曾被学者充分注意。本文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所施制衡措施以及它对唐末五代政局变动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儒学传播与东汉普遍社会价值观的确立——一个政治社会化的分析

自西汉武帝时实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即与政治结合,并加速在社会中的传播,初步参与西汉政治社会化进程。在东汉时期,这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同样是以儒学为中心展开的。东汉诸帝大多都有较好的儒学修养,他们推动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也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这一时期,儒学以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从若干个中心向更广区域两个向度传播,引起东汉社会儒学的同质化,儒学价值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

有泰与清末西藏政局的演变

有泰作为1903-1904年间的驻藏大臣,在应对英国侵略西藏地区时,在清延"勿开边衅"的旨意下,一味迎合侵略者,甚至协助侵略者与西藏地方签约。他的所作所为不仅给国家利权造成重大损失,而且成为促使清末民初西藏政局恶化的因素之一。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方士对中央与地方政局的影响

汉代的著名方士并不仅仅从事占卜、祠神、求仙等迷信活动,他们往往精通儒家经典,而且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中任职,对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而言,他们代表着清正的政治力量,为汉代统治秩序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消极方面而言,他们所精擅的方术之技亦被统治者所用,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推波助澜。从总体情况而言,汉代方士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国际政治新因素与明朝后期华夷之辨

明朝后期,东来欧洲殖民者力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打破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政治格局,从而以外部力量动摇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向西方学习等,开始成为一部分开明士大夫的思维新取向。此一倾向不仅与晚明启蒙思潮、实学思潮紧密结合,最早践行了前魏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而且对古代中国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具有方法论意义。

关羽读《春秋》背景刍议

汉末三国时期,阅读《春秋》蔚然成风。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把《春秋》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体现了古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关羽作为刘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肩负着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他是独当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面临着北伐曹魏、处理与东吴关系等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受社会风气的熏染,他熟读《春秋》是时代、社会使然,但其动机重在用《春秋》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指导军事活动和培养道德情操,而不在《春秋》学问本身。

简论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与清末政局

政治暗杀既是清末十分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部分革命党人的基本共识。为了有效地配合武装起义,激发起国人的反抗斗争精神,震慑清统治者,消灭顽固死硬分子,排除革命的阻力,革命党人策划了一系列对清廷重要大员的暗杀活动。尽管这些暗杀活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与局限,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均对清末政局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政治影响,皆是反清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丁卯集》对晚唐政局的反映

许浑《丁卯集》的思想内涵并非如传统上所认为的徜徉山水、遁世绝俗那么单纯。济世思想或明或暗地贯穿了诗人的一生,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就形成了《丁卯集》丰富的题材和深刻的内蕴。突出的是对宦官把持朝政、藩镇拥军割据及皇帝荒淫昏庸等晚唐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有较为真切的反映和客观的评价。

论七世纪中后期唐朝与新罗关系演变及对东北亚政局的影响

唐朝与新罗联合灭亡百济、高句丽后,两国合作基础亦不复存在,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唐朝与新罗最终爆发战争。由于唐朝受西北吐蕃炽盛局势的影响,不得不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以后新罗以统一国家面貌出现,七世纪中后期的东北亚政局从此进入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论东汉末年的国家认同——以“挟天子”为中心的考察

东汉末年,"挟天子"是各势力集团的普遍认识,通过挟天子可令士人趋之若鹜,豪杰转变态度,实现号令天下之目的。传统观点习惯将"挟天子"视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忽视了"挟天子"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时人对东汉王朝的国家认同。东汉末年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乃心汉室"的正统观和注重臣节的价值观,由于君权的衰落、皇帝能力的有限、豪门大族的影响,以及治国理论自身的矛盾性,东汉末年的国家认同已明显衰弱。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中国留日学生与晚清政局的大变动

在 2 0世纪初叶 ,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动 ,爆发了以推翻封建君主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为宗旨的革命 ,从而使中国在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而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 ,在这历史的重要时刻 ,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可以讲 :“如果没有留日学生 ,则中国革命 ,特别是辛亥革命 ,是难有进展的” ,“东京 (留日中国 )学生实为中华民国最有功之人。

论汉末清议思潮与社会转型

清议思潮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廷大权,以太学生为主的后备官吏集团发起了针砭时政、抨击宦官专权和评议人物的政治活动。最终遭到当局以党锢的方式从肉体加以打击,从思想意识上加以禁止。但清议从未停止,一直持续到汉末。清议是东汉中后期自下而上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救活动,它改变了世人的传统观念、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加速了汉末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