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卫黄昏:崇祯朝与南明时期勇卫营研究

勇卫营设置于明末崇祯年间,由四卫营、勇士营改编而成,是崇祯帝即位后京营改革的关键一环。勇卫营虽称天子禁卫,却常年四方作战,或北御清兵,或南征流寇,战果颇著,是明廷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崇祯十五年(1642年),督理勇卫营太监刘元斌因“杀良冒功”被崇祯帝诛杀,成为勇卫营重要的转折点。“杀良冒功”并非刘被杀的真正原因,是否存在杀良冒功之事亦存疑,这恰是崇祯朝政治气氛的独有特色。甲申之变后,南明各政权亦设勇卫营,但其战斗力不可与崇祯朝勇卫营相论,且常成为各方夺权斗争的主角,其命运与各政权兴衰息息相关,并最终与南明政权一起灭亡。勇卫营的历史是晚明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晚明政局的发展变迁,也是晚明朝廷政治公信力崩溃的真实体现。

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

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

“以谏为忠”与“以谏求名”——论晚明士大夫的谏诤观与政治生态

在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将针对皇帝而起的批评,要求皇帝行止、调整某一政策,显现出较强纠错诉求的激越建言之举视为谏诤,那些因此类建言而受到贬黜、廷杖等处罚的官员往往会获得忠臣的名誉。对谏臣之忠臣名誉的铺叙,以及不恤生死之进谏心迹的自陈,反映出晚明士大夫群体以谏为忠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思谏诤的言论普遍存在,则对士大夫以谏求名现象的泛滥倾向构成一种制约。晚明以群臣好谏,政治舆论活跃为凸显的时代特征,但是也要注意到,晚明谏风大盛的另一面,是士大夫群体逐渐陷入一种无法逆转的政治角色困境中,他们看似强势的话语权却经常游离于具体政治运作之外,无力振作,直至明亡。

从名将陈璘看晚明武官之政治生态

晚明时期,随着军事领域的不断变革,武官群体必须面对来源不同、待遇不一士兵的混合编组,领导体制变化等种种不适,并从中寻求平衡点,以维持所部战斗力。在考选权被文官集团垄断和官场腐败日渐严重的背景下,有志于建功立业的武官不得不违心做出妥协,以换取主持军务的机会。陈璘,晚明名将,在万历援朝战争和平定播州战役中居功至伟,但从其嘉靖年间从军报国伊始,就不得不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应对各种干扰上。他的经历亦因此成为这一特定政治生态下的典型例证。

国际政治新因素与明朝后期华夷之辨

明朝后期,东来欧洲殖民者力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打破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政治格局,从而以外部力量动摇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向西方学习等,开始成为一部分开明士大夫的思维新取向。此一倾向不仅与晚明启蒙思潮、实学思潮紧密结合,最早践行了前魏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而且对古代中国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具有方法论意义。

明代政治史研究的思考

明代政治史究竟怎样进行综合研究，是近年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提出以明代社会、明代政治史分期和明代政治走势作为结构分析的基本框架，并就明代政治史研究的结构分析要点进行论述。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明末清初王朝更替时期的潮汕社会政治与民生

明末清初的潮汕社会,清王朝尽管在中心区域大体已控制局面,但具体到省尾国角的潮汕地区,由于南明小朝廷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军事首领,并未甘心臣服新的异族王朝,加上本来不少地方已有的寇盗力量,更有当地反清复明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心理。明清军事力量互相攻杀,形成拉锯混乱的局面,尤其蔓延于东南部海上,一时难以控制,这使新王朝的统治者颇为头痛,于是便有禁海乃至迁界等牺牲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等政治高压措施来作为对策。由此而使潮汕社会政治经济和民生遭受重挫。

晚明文官群体与宦官群体关系析探——以袁崇焕交结魏忠贤的史事为个案

袁崇焕交结魏忠贤的初始时间不迟于天启五年(1625)。两者交结的中介为魏忠贤的同乡兼亲信、袁崇焕的莫逆之交阎鸣泰。袁崇焕交结魏忠贤之后,出任辽东巡抚,在边务问题上得到魏忠贤诸多支持。此后,袁崇焕派遣喇嘛往后金试探议和,宁锦之战中也未能有效援救锦州,魏忠贤令言官弹劾袁崇焕,致使他去职归里。不久,崇祯帝登极,魏忠贤失势,袁崇焕与东林诸臣一道被起复。袁崇焕的座师韩爌是当时威望最隆的东林党魁,在东林诸臣的奥援下,袁崇焕很快被委以督师之命,并免祸于"逆案"。晚明司礼监权渐重而内阁权渐轻,文官群体同宦官群体既竞争又勾结。袁崇焕的个案正是明末文官群体同宦官群体这一复杂关系的缩影。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关于晚明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构想

晚明以降,阳明学与程朱学并立格局,因由时势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上的纷争。思想多元,党争频仍,社团林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表象。这些因素引发了晚明党争与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追根溯源,唯有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视角切入,方可突破其表象,得其实质。宏观上讲,晚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晚明党争与文学流派,主要指性灵派(包括公安派、竟陵派);二、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如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三、晚明党争与时事文学,如时事剧、时事小说等。

论明末张居正评价的走向

张居正是明代改革家,后世对他的评价一直颇多争议。要正确评价他的历史地位,须重视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从明人对他的评价看,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与明末政局走向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其时人们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冷静与历史沉淀后,对张居正的改革有了更深历史认识的结果。

灾害背后的政治——晚明灾害频发的政治因素分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灾害发生最频繁、危害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究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如救灾责任主体功能衰弱、备荒制度名存实亡、救灾环节充斥腐败、政府决策脱离实际等。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晚明时期灾害发生频率趋于加快、危害极度放大,形成无岁不告灾伤、无灾成有灾、小灾变大灾的局面。

论党争对明末清初传奇的影响——以《清忠谱》为例

明末清初剧坛受晚明党争影响而在传奇创作方面发生了一定的新变,产生了一大批专门反映党争事件和人物的传奇剧作,《清忠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些传奇作品受到党争的影响,在作品的取材、艺术特色和审美风格等方面同以往的传奇相比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论好议时政之风对明末清初时事小说文本的影响

明代士人好议时政之风对时事小说的文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作者在序言中表现出来的创作动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小说体例“事系章疏”,夹叙夹议,近似“杂记体”;章节末尾自作回评,融合了创作与评点。在好议时政之风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出现了迥异于其它章回小说的独特风格。

明朝晚期的党派斗争

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党派斗争,各党各派为满足自身利益,在政治上掌握国家最高统治权,在经济上获取大量货币财富,不断寻找借口攻击自己的派别,力求可以排除异己,独占鳌头。党派斗争引发的政治风波牵扯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致使明朝后期政局动荡,农民起义不断,朝廷在后金军事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本已经衰落的明王朝更加岌岌可危,迅速走向灭亡。

晚明诗人“吏隐”心态的形成原因探析

探究诗人心态的形成原因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诗歌的发展走向。笔者欲从晚明政治的腐败、社会风气的奢靡及阳明后学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分析探究晚明诗人亦仕亦隐心态的形成原因,以便更好的研究"吏隐"心态对晚明"主情"主义诗风的影响。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辽末贵族政治斗争管窥——以耶律淳三次被拥立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耶律淳三次被拥立,或为储嗣,或为皇帝。其拥立者分别为耶律乙辛、耶律章奴以及萧干、耶律大石和李处温等。拥立的政治背景、拥立者的目的、拥立结果虽不尽相同,却构成辽末政治形势的一条隐线。分析三次拥立事件的过程、原因与结局,既与耶律淳的皇族背景、官宦仕履有关,又为辽末贵族政治集团权力斗争使然,映射出辽末复杂深重的政治斗争形势。

审美和道统的共通与间距:论晚明审美思潮的政治潜能

晚明审美的嬗变包含以沉溺物性为标志的欲望转向和以追求闲适为标志的日常空间转向两个方面,表明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不再严格遵循"得君行道"的传统儒家模式。将晚明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变动置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部予以考察,结合阳明心学对道统的承继和改造,晚明审美思潮一方面和新道统具有共通性,重视个体情感和欲望,在伦理政治空间之外构筑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将欲望诉求以审美的名义自我赋予其正当性,逾越了道统规定的限度。晚明审美的政治介入表现为促成道统在治统范围之外构建士人阶层主导的自治性审美场域,和治统处于相疏离而不对立的状况,这是一种间接介入政治的文化抵抗方式。

明清之际的政治认识思潮

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推动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对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权力结构进行再认识。所以要认识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就不能仅仅只从一个思想家入手,这样做很容易受文本语境的限制而误读其思想的真正内涵。本文通过对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的政治思维命题的内涵分析,指出看待他们思想的时候,不能脱离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同时更不能脱离由中国文化所传承和培养起来的知识世界,要看到深层的时代气息,在时代的呼唤下形成的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潮流。他们的政治反思思潮在传统话语的背后暗含的是个体精神的彰显,是对社会正当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