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双目标下的R&D补贴政策选择——基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的情景分析

本文使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模拟不同R&D补贴政策情景下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等变量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知识替代弹性的增加会加快上述变量的增长率,在较高的替代弹性下,提高补贴率水平会对上述变量造成相反的影响;在适度的替代弹性下,上述变量的增长率随补贴率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较高的补贴率水平会导致过度补贴,即补贴率增加导致GDP和消费减少;补贴政策实施的越早,越能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

银企距离缩短能够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吗?

立足于金融供给的地理结构视角,本文利用2005—2012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根据企业地理位置和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位置信息,计算得出银企间的距离数据,分析了银企距离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银企距离的减排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银企距离的缩短会显著降低企业排污水平,且该减排效应通过倒逼企业研发绩效增加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绿色金融的发展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的增加,会增强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的减排效应。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银企距离的相关理论,同时对于金融发展助力“碳中和”实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微观主体的绿色发展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对于微观主体的绿色发展要求愈加严格,企业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自身的创新水平也要相应提升,从而契合国家创新型发展战略。本文利用2011—2022年416家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二氧化碳减排量以及研发投入,通过构建OLS模型和岭回归模型研究企业的绿色发展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投资和二氧化碳减排量单独作用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时效果不显著,但是当两者同时产生作用时效果显著,两者对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呈正向影响。因此,企业的绿色发展会提高创新绩效。通过稳健回归和Tobit回归,更进一步验证了企业的绿色发展会促进创新发展。本文研究结论更加丰富了企业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关系的研究,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环境保护税、研发投入与企业减排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重污染行业2014—2022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法的颁布能够促进企业减排效应,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征收环境保护税可以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征收环境保护税可以促使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的方式提升企业减排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为:环境保护税开征以来,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能显著降低企业碳排放量。

考虑碳税的逆向供应链碳减排研发及回收决策

为促进废旧产品绿色拆解及回收再利用,政府采取碳税政策促进逆向供应链的碳减排研发水平。考虑一个由制造商和拆解商组成的逆向供应链,建立政府对拆解商和制造商征收碳税的逆向供应链决策模型。研究表明:政府对制造商征收碳税时,最优回收量和拆解商的利润都会增加;同样情形下,当单位碳税高于某值时,碳减排研发水平和制造商利润均大于政府对拆解商征收碳税情形下的对应值,且回收量、碳减排研发水平和企业利润随着转移因子的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政府对拆解商征收碳税时,高碳减排成本转移因子将会降低回收量、碳减排研发水平和企业利润。

节能减排技术研发的补贴和合作政策比较

在外生的排放税的条件下,将补贴和合作两种技术激励政策分别应用在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即生产工艺研发和污染减排研发上。通过建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博弈模型,分析比较两种政策下的研发水平、利润和社会福利。研究发现:(1)当生产工艺研发溢出率较低时,补贴政策下的生产工艺研发水平高于合作政策下的生产工艺研发水平;当生产工艺研发溢出率较高时,刚好相反。(2)当排放税率小于临界税率,补贴政策下的污染减排研发水平高于合作政策下的污染减排研发水平;当排放税率大于临界税率,结论相反。研究结果为政府选择正确的技术激励政策、企业选择正确的研发行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碳捕获和封存技术认知、政策现状与减排潜力分析

在综合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研究总结了碳捕获和封存(CCS)技术的发展现状、示范项目进展和相关的国际法规政策,分析了其大规模应用的障碍,并将CCS技术与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等减排技术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一方面我国需审慎评估CCS技术推广使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国也需要适当加大对CCS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避免在技术上受制于人。此外,有关CCS推广的财税政策的推出,需要视CCS技术的实际发展情况而定。我国还需要根据现实情况,重点考虑如何对现有火电厂进行改造,为CCS技术未来的大规模推广打下基础。

基于节能减排技术研发的企业联盟合作模式选择

在征收外生排放税的条件下,利用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开展节能减排技术研发的企业对3种联盟合作模式的选择。通过全面比较不联盟合作模式、半联盟合作模式和全联盟合作模式下的均衡产量、生产工艺研发水平、污染减排研发水平、利润和社会福利,得出全联盟合作模式是企业最佳选择的结论。

环境规制、引致性研发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分三个层次检验了"波特假说"的存在。首先运用Tobit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由环境规制引致的研发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研发,而且这种由环境规制引致的企业研发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波特假说"的存在;另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因污染强度和所有制不同存在明显差别。

铁路运输生命周期评价初探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建立了我国铁路运输的生命周期模型,包含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的运行、基础设施建设、上游能源和原料生产等主要过程;采用我国2010年铁路货运统计数据、中国生命周期核心数据库(CLCD)等数据源,通过eBalance软件对铁路运输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归一化分析表明,铁路运输生命周期的主要环境影响类型为富营养化、酸化和可吸入无机物,三者分别占全国相应环境影响类型总量的0.92%、0.70%和0.62%.对大理—保山段铁路实际建设数据的研究表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及原材料生产的各项环境影响类型对铁路运输生命周期环境影响的贡献在9.45%(富营养化)～73.55%(非能源资源消耗)之间,影响十分显著.生命周期节能减排综合评价表明,铁路运输节能减排综合指标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初级能耗、NOx和CO2,三者分别占ECER(节能减排综合指标值)的30.90%、27.50%和21.60%.电力机车运输的节能减排效果优于内燃机车运输,其节能减排综合影响比内燃机车低41.91%.

节能服务公司参与的低碳供应链减排研究

探讨了节能服务公司参与的供应链企业联合减排问题。首先建立在无节能服务公司参与的供应链企业合作减排研发、节能服务公司参与的减排研发2种情形下,低碳供应链的减排博弈模型。在对博弈模型求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节能服务公司的定价策略和存续条件,并讨论了供应链总体减排效果的变化情况。最后通过算例分析和因素敏感性分析证明了模型的正确性及有效性,为节能服务公司参与供应链减排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府补贴对造纸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14家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目前有关上市公司所获政府补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于供给侧改革中的造纸业所获补贴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于政府补贴与造纸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文章基于造纸行业14家上市公司2014-2019年期间的数据,通过筛选和"关键词法"区分不同类型的政府补贴,分别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模型估计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之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为1.312,且在5%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政府补贴在当期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在滞后一、二期时政府补贴的估计系数分别为1.828和1.617,且表现为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2)节能减排补贴与非节能减排补贴在当期都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估计系数分别为3.368和0.302,而在滞后一期时非节能减排补贴却表现为在1%显著水平上的抑制作用,估计系数为-1.023。相较当期和滞后期的估计系数可知,节能减排补贴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大(3.368> 0.302;18.670>-1.023)。(3)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估计系数为0.046,且在1%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说明政府补贴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通过分类检验,发现节能减排补贴在1%显著水平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估计系数为0.545,而非节能减排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建议,应对企业的研发能力进行精准评估,并进一步完善政府补贴监督机制;应重点实施差异化补贴策略,优化政府补贴设置内容与使用方法,进而为政府协助造纸行业转型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绿色金融政策与地区出口质量提升——基于绿色金融试验区的合成控制分析

选取2013—2019年省级层面的出口数据,构建地区出口质量指数,并以2017年五个首批加入绿色金融试验区省份作为处理组样本,采用合成控制法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地区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金融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显著提高地区出口质量,且这种影响对于江西、新疆和浙江三个省份更为明显;(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污染程度严重省份,绿色金融政策的出口质量提升的影响更为明显;(3)绿色金融政策能够通过提升省份研发投资水平,进而提升省份出口质量。

包头市“十二五”能源现状及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基于能源消费规模、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对"十二五"期间能源消费现状和包头市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依据IPCC推荐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对包头市"十二五"期间的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并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影响碳排放的各因素重要程度进行识别。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单位GDP能耗是包头市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经济结构及历史原因等的制约,包头市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形式短期内较难改变。从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率、协调经济与环境发展关系等角度探索包头市"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路径。

补贴政策下政府与生产商不完全信息博弈研究

在补贴政策下,考虑生产商边际成本为不完全信息和完全信息两种情形,构建了政府与两个生产商之间的减排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一个生产商的产品替代率值增加,有利于提高生产商自身利润和社会福利;不完全信息不会影响补贴率和产品销售价格;一个生产商的低碳研发投资和利润会受到另一生产商成本类型的影响,与完全信息情形相比,如果另一生产商是高成本时,不完全信息下生产商自身的低碳研发投资较高,利润较低。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价值研究

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在试点省市开展,其经济效应备受关注。文章将这一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8年重点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双重差分方法考察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价值;相比于非国有企业,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促进研发投入和减排投入,可以提高企业短期或长期价值。

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数字专利研发视角

基于2012—2020年中国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增加了企业污染排放,跨行业技术溢出有利于污染减排,长期跨行业技术溢出的正面影响可以抵消数字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缓解数字技术创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非数字行业和重污染行业中跨行业技术溢出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创新吸收能力不足、绿色创新效率不高是数字技术创新产生污染排放的原因,跨行业技术溢出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降低污染排放。

减排视角下企业的最优研发与补贴

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研发补贴与污染排放税收下的企业研发模型,研究了减排目标下企业的最优研发水平、最优研发补贴和最优污染排放税收。研究结果显示:适当的污染排放税收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和产量的提高;研发补贴不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排挤效应",可以较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需控制在社会可接受收的范围内,否则,企业的生产活动会被政府停止。

研发投资对全球气候保护影响的模拟分析

基于LRICES模型,将研发投资引发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到模型中,在假设各国未来的研发投资处于较保守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分析研发投资对全球气候保护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内生化研发投资技术进步机制的作用下,至2100年,全球升温2.32℃,全球及各国的碳排放趋势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略微反弹的"倒S"型,全球的碳排放高峰为2032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前苏联、世界其他地区的碳排放高峰分别出现在2034年、2020年、2034年、2022年、2031年、2036年。虽然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较早达到了排放高峰,但205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仍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急需落实减排。在研发投资的作用下,文章提出了一个全球减排方案:发达国家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80%,前苏联地区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0%,中国和其他地区从2025年开始总量减排,至2050年碳排放量控制在2005年水平。该减排方案不仅使至2100年全球升温控制在1.92℃,而且在减排经济成本支出、效用损失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原则,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经济增长。

基于减排研发的补贴和合作政策比较

在外生的排放税的条件下,对企业减排研发分别实施补贴和鼓励合作的技术政策,对其效应进行了分析比较。当排放税率较低时,政府对减排研发提供补贴;当税率较高时对减排研发实施征税。当排放税较高时,合作研发下的研发水平和利润大于补贴下的研发水平和利润,当排放税较低时,则相反。在排放税很低或者很高的情况下,对减排研发进行补贴政策下的社会福利总是比较高;而在税率适中的情况下,合作研发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