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两重维度

基于对佛教历史发展及新中国佛教实践的理论总结,赵朴初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其中既包含历史的、文化的维度,集中体现于《佛教常识答问》;又包含现实的、实践的维度,主要体现于《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作为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只有"人间佛教"的教义才能实现中国佛教与新时代伟大事业的圆融。

佛教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佛教在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大众化。立足于佛教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异同,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要高度重视知识阶层的关键作用,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开放性,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交融,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简约化、通俗化和实用化,要多途径、多式样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要吸收心性理论,为民众提供实现身心和谐、安身立命的重要内容。

中韩女将小说中“谪降”母题研究

比较中韩女将小说,主要人物经历中均设有"谪降"母题,成为一种惯用叙述模式,而中韩两国均存在极大的相似性,甚至复制的痕迹。中国"谪降"母题历时悠久,来源于传统道教文化,而韩国"谪降"母题鲜有自身文化因子的影响因素,可以考虑其是受到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和中国通俗小说的深刻影响。挖掘中国因素对韩国"谪降"母题的具体影响,有利于促进中韩文学间相互影响关系的进一步研究。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通过主动与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融合、依托大众日常生活平台和通过简易化的理论表达等途径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众来说也是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佛教虽有很大不同,马克思主义需要从理论内容、传播手段、表达形式等借鉴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汉译佛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汉译佛经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佛经转读促使了“四声说”的提出和“永明体”诗歌的出现,从此中国诗歌走上格律化道路。佛经偈颂给中国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大大促进了诗歌语言的通俗化转向。诗歌内容方面更能体现佛经的影响,特别是在禅宗出现以后,中国诗歌以禅入诗,更显空灵色彩。

《三国志通俗演义》天书、符水母题的佛道文化内蕴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符水和天书紧密相连,这种母题伴生式叙事,说明两者间存在某种内在有机联系。天书确为天上降临的佛经,此与外域传来的佛经至为相关。天书母题演变中逐渐增加了警告叛逆、天书为正统所用的意蕴。该小说成书的元末明初,正值社会上骗术横行,对天书崇拜进行反思批判的思潮大盛,这也影响到小说对得天书者结局的描写。

从地方文献看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以福建地区佛教俗神崇拜为中心

制度化的宗教(如佛、道教)与非制度化的民间信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方志、笔记小说等福建地方文献,考察清水祖师等福建地区佛教俗神的崇拜情况,说明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融合的三种形式:其一,僧人是神明的重要来源;其二,佛教俗神的功能世俗化;其三,僧人参与民间信仰活动。

白诗“浅切”与“俗”之重探

白居易浅易平俗的诗风是历代评论家所关注的重点。本文尝试从佛学思想的角度重新探讨白氏浅切平俗诗风形成的内在原因。在佛禅启发主体性思维和自主性意识的思想作用下,白诗所谓的"浅切平俗"的风格,其实是诗人主动自觉地追求实践个人风格(即具有任性率真"特性"的真切自然)的外在表现。

佛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典型：《六祖坛经》及其现实意义

《坛经》是佛学中国化、大众化最为成功的典型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主张独立思考,启悟思维,而不死于句下,其顿悟之门,大众易于掌握运用;二是下人上智,上人失智,主张学佛,过程是众生平等,这对大众是一种思想解放;三是“求福”与“求功德”有本质不同,功德大小,并非布施钱财之谓也;四是强调学佛的当下现实性;五是方法灵活、矛盾辩证,说服力感染力强,故能给大众以强烈的思想震撼。

梁漱溟与佛学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他以“特立独行、一代直声”饮誉后世。在学术思想上 ,他自认思想的根本是儒家和佛家。从他为什么会信佛和他对印度佛学研究的贡献及对于儒佛异同的比较等几个方面 ,可以看出梁漱溟佛学思想不只是他终身服膺的一种思想学说 。

佛教在中国的变革及影响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传入中国之后为了自身更好的传播而进行了一些自我变革,比如佛教义理的中国化,从佛教学术化转向大众化,从不敬王者转向同儒教化。这些变革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和人民大众的心理需要,因而获得统治者的扶持和人民大众的信赖,其影响力开始迅速增强,及至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达到鼎盛,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

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中衰，当时人们宗教信仰的迫切需要，懦学、道教、玄学、佛教相互间的融合与斗争以及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植，是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原因，佛教中国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建筑以及风俗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金平傣族多重信仰文化探析

金平傣族是一个跨中越边境而居的特殊族群,可细分为白傣、黑傣、普洱傣以及曼仗傣等四个亚族群。由于历史渊源、分布地域的不同以及社会文化的差异等原因,其信仰文化具有与其他地区的傣族不尽相同的特征。本文在长期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金平傣族的多重信仰文化进行初步探析,认为金平傣族的信仰文化呈现出以民间信仰和南传佛教信仰为主、兼有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信仰的多重信仰文化的特色,这实际上是多种信仰文化长期交融与变迁的结果。这一结论有助于改变以往学界对傣族似为"全民信教"(信仰佛教)或"双重信仰"(民间信仰与佛教信仰)的简单化认识。

《歧路灯》雅俗论——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十二

李绿园高擎的"歧路灯"首先是儒家的理学之"灯",中庸之"灯",同时也是一盏汲取了佛老意蕴的道释之"灯"。《歧路灯》着力塑造了三组"雅人"形象,主人公谭绍闻周围的一批"俗人"形象也刻画得比较成功,谭绍闻自身的雅俗演变更是形象地证明了高雅精神文化之"灯"的极端重要性。

土家族聚居区佛教历史与变迁——以来凤县为例

土家族聚居区佛教历史发展有4个阶段:首先是羁縻制时期,佛教传入,修建了土家族聚居区最早的摩崖佛刻;其次是土司制时期,佛教被土司上层接受,得到一定发展;再次是改土归流后到晚清时期,佛教得到了蓬勃发展,一大批著名寺庙出现;最后是民国时期,佛教界在时局不定、内外交困的背景下积极进行改革,成立佛教协会。佛教通过在土家族聚居区的民间化、与其他信仰融合等方式逐步发展与变迁,并形成具有土家族聚居区地方特色的佛教传统。而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佛教自己的变革。

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与借鉴

所谓中国化，是指外来文化按照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根据中华民族的历史特点，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在漫长的中国化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本文以佛教典籍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坚守和调适为视角，试图探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如何适应并促进这一进程。

论元杂剧中佛教世俗化现象及原因

元杂剧中多有涉及佛教因素的剧作,其佛教世俗化的倾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在元杂剧中佛教僧众多呈现出世俗化面貌,世俗场景大量侵入佛教圣地,佛教成为满足俗人俗愿的精神寄托,这与元杂剧自身是一种世俗化的俗文学和元代佛教自觉向世俗化转变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学俗化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线路惊奇的一致,说明元杂剧中佛教的世俗化具有历史必然性。

论唐五代词对佛教思想的接受

唐五代词对佛教思想的接受,主要集中在"无常"、"苦"、"空"和"业报轮回"的思想及对于"净土"归宿的追求上。通过对"文人曲子词"和"民间曲子词"的分析,探讨佛教思想在唐五代词中的具体表现,并总结出当时的词人在佛教接受中的几类现象。

《三国志平话》中的平民意识与佛道色彩

《三国志平话》除去"拥刘贬曹"的正统思想观念,受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亦蕴含着注重实际利益、渴望发迹的平民思想意识,并染上了因果报应、命中注定的佛教色彩和道教的人物与法术色彩。这不仅体现了宋元民众的文化追求与审美情趣,也反映了宋元民众对三国历史的接受与流传,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論“馬王”的密宗起源:馬頭明王與中國的馬祭

馬王是中華帝國晚期最爲流行的神靈之一。馬王祭祀的盛況反映了马匹在農業、商業、日常生活及軍事等方面的中心地位。農民、商人、政府官員和騎兵們都對@位神靈頂禮膜拜,以求他們的馬、驢和騾子得到護佑。此外,馬王還以'馬元帥'的頭銜出現於道教神靈譜系中,又以'華光'的名號出現在《南遊記》等晚明小說里。本文認爲馬王源自馬頭觀音(馬頭明王),後者在唐代經由密宗佛教傳入中國。馬王從後者那裡繼承了多眼、多頭和多臂等圖像特征,繼承了他與火的密切關聯,同時也繼承了他的名字——'馬王'之名的形成經過了'馬頭明王—馬明王一馬王'的縮略演变歷程。而馬頭觀音又是印度神話影響下的產物,它源自一匹水中噴火的母馬。可見在將印度神話元素移植到中國神靈想象的過程中,密宗佛教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