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情节涉医描写的叙事意义

医学与叙事关系密切,中国古代小说有诸多涉医描写,在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情节展开的叙事动力。《金瓶梅》中的李瓶儿、《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之死,情节结构呈现因果链条,但前者显露、后者隐微;而不少明清小说的涉医情节是由巧合和偶然行为组合而成,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往往是某种观念的图解。生老病死是人的生命历程,也是小说常见内容,涉医叙事在小说中意义重大。

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明清仙道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来源

明清小说的繁荣,带来了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的繁富,小说家纷纷对小说的结构艺术进行深刻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明清小说中一个新品种的道教仙道小说,据初步统计共48部,它们的作者都曾苦心经营过这些小说的结构模式,结果是全部48部仙道小说无一例外地按照“仙界开局式”“凡间发展式”“玉局结尾式”,即“仙界→人世→仙界”的三段结构形式来布局谋篇,这种模式同时也策应了明清文法、戏法、小说法等提倡的豹头、猪肚、凤尾的结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受诸如《太平经》等早期道教在经典制作上的文本模式的影响。但是明清仙道小说在结构安排、叙述风格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性,这是服从于仙道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其他外在客观因素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明清人情小说西行之传播价值嬗变

中国古典小说西行滥觞于明清人情小说。从18世纪初《好逑传》走进英语受众至今,该流派作品的英译传播已有300余年历史。目前,该流派中有18部作品已走入英语世界,英译本达77种。其英译传播活动以西方人发起为主,大致经历了道德教化、信息猎取、价值鉴赏三个阶段,总体呈现外热内冷的局面。作品在中西交流史中的价值随着中西关系和传播环境的变化而嬗变,从实用主义逐渐走向学术鉴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以时间为轴,通过历史分析法综观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情况,揭示其流派价值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嬗变的经历和原因。同时,以史为镜,旨在通过发掘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供需契合点来提升明清人情小说英译传播效果,并为中国其他文学类型的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明清时期新安方歌的知识建构研究

明清时期新安医学涌现了一批医学普及启蒙派医家,不少医家采用歌诀语类著述,其中方剂歌诀简称“方歌”被广泛流传。通过选取新安几位主要代表医家的方歌进行话语分析,并与中医经典《伤寒论》语言进行对比,从语类的阶段性及认知模式中找出新安方歌建构知识的特点。研究发现“以方论证”方歌注重药性、药效和药理,说明病邪可被驱逐、调和、疏导或压制;“以证论方”方歌注重病因病状与药效的关联。两种语类都注重语言的通俗性及将类似药方或症状形成框架性比较,以帮助记忆或创新。新安方歌体现了方歌知识建构的特点,可为当代中医科普类读物编写提供借鉴。

“稗官小说”的关键词批评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高频率使用“稗官小说”一词,作为小说批评的核心术语,这是序跋者基于目录学体系而总结的词汇,意图形成一种评价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序跋者提出通俗小说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征,以说明通俗小说合理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这表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深受目录知识传统的制约,并影响了时人对通俗小说知识特征的概括与社会角色的评判。探讨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批评价值,应透视明代文教背景及其知识结构对把握明人小说批评理念、概括明人小说观念及细化明人日常知识活动的权威作用,避免“以西律中”及“以今律古”的过度诠释。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由动物书写看高罗佩狄公案小说对中国公案小说的接受与创新

中国公案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动物书写情节,因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浸润及文学动物书写传统的影响而突显出神异性色调。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一方面借鉴了传统公案小说的动物书写情节,另一方面又淡化了此类情节的神异性和果报观念,强化了客观逻辑与科学化思维。这既反映出西方侦探小说对他的影响,更折射出他在接受中国文化时的理性思辨意识。在此基础上,他赋予动物书写情节以跨文化传播的功能,投射出他对中国文化的体悟。通过小说中的动物书写,他既开辟了观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视野,又参照、借鉴了西方通俗文学的创作传统,于中西文化会通中实现了“华风西被”的祈愿。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与教学策略新探——以明清小说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载体,其蕴含的思想道德与价值观念符合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大背景下高校所践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古代文学明清小说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可尝试将其与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形成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将其融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课堂教学内容与设计里,并在考试与考核中注重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结合。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撰与刊刻

明代通俗小说,经历了由少至多、由个人编撰到书坊主集体编撰再到文士群体编撰、由官方率先出版到官、私、坊刻本并出的过程。其发展与官方思想禁令的松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社会思潮发生转移及一般大众的娱乐需要有关,终于在明嘉靖时引发规模宏大的编撰、刊刻热潮,并逐渐形成以历史演义、世情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英雄传奇为代表的文学现象。明代通俗小说在编撰上具备回目用韵对偶、散韵结合、继承话本艺术结构的特色,在版刻上呈现出图文并茂、羼入广告、插入批评的特征。

明清小说批评中的“观象”思维与审美体验

在明清小说批评中,金圣叹、毛纶与毛宗岗父子、但明伦等批评家们常以一系列“观象”隐喻修辞话语评说对小说文本的审美感受。这种思维方式并非明清小说批评家的新创,它较早地出现在魏晋六朝时期的《世说新语》以具体可感的景象品藻人物的清谈中,以及该时期以意象评赏作品风貌的文学批评中。明清小说批评中的“观象”批评,是指作为审美主体的批评家往往幻想出一系列的景象,并且以审美“观象”方式去品鉴景象,将各种景物视为情景交融的意象,并以动静交叉的各类景物意象来评说小说文法特征。在批评家眼里,小说文本天地仿佛风景名胜区,在带给批评家及阅读者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凭借其自身蕴藏着的画境感提升读者的阅读兴味。

文化诗学与明清小说研究——兼评刘云春《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文化诗学是20世纪末美国学界兴起的对文学文本及文本生产展开双向阐释的理论研究方法。《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即是文化诗学方法论影响下的古典小说批评实践尝试,从文史互文、城市市民文化图景的呈现、文学的社会能量流转等视角,探讨了明清小说创作对历史叙事的超越。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明清金陵小说,常以南京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南京社会生活、文化风情等为书写内容。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书写,留下了帝都文化烙印:一是在城市景观和情感层面上,突出了帝都城市特有的山河险峻、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以及超越了个体性的幽怨感伤,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追问帝都文化沉浮;二是在城市制度和文化风尚层面上,突出了祭祀教化、崇尚礼仪的科举文化氛围;三是在城市市民形象层面上,突出了士人云集、儒林风流的士林景象。

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

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数量上,刊刻趋于衰落,但创作出现繁荣;在质量上,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书坊主注重插图精美,刊刻精准,态度严谨,评点认真、精细。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

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

明清民间教派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兴起,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末劫救世为信仰。它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兴起的,并从儒、释、道三教中吸取了有益成分,因此与道教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明清民间教派中道教色彩浓厚的教派众多,这些教派体现出了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诸多流行要素,包括符箓、咒术、庞杂的神灵谱系和医术等等。明清民间教派从道教中吸收的重要养分就是内丹修炼方法,其中的无为教、黄天教、三一教、闻香教、圆顿教等教门都与道教的内丹道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清代中后期,内丹修炼说在八卦教等教门中流衍为坐功运气之说,并在晚近时期进一步演变成为气功武术。

明清长篇家族小说及其叙事模式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样态模塑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叙事视角。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明清家庭家族类小说戏曲创作形成的历史基础。宋元时期的家庭戏对明代家族小说具有很大影响。明代家族小说的开山之作是被笼统称为"世情小说"的《金瓶梅》,以西门一家而及天下,以家庭交际圈来展现社会人生,呈现出家庭—社会半网络式叙事模式。《红楼梦》比《金瓶梅》有所发展,成为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叙事模式的典范之作。《林兰香》、《醒世姻缘传》、《歧路灯》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以家族兴衰或衰兴反映社会人生。明清家族小说不是特意寻找一种网状结构来超越线性结构,而是这种叙事结构与中国社会结构、人们的交际方式相一致,与小说内容相一致。

明清小说叙事与江南园林空间经营互文性研究

明清时期文人造园兴盛,与此同时,文人章回小说创作与评点走向成熟。通过互文性理论视角,将江南园林与章回小说并置,共时性地考察明清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转换技巧与江南园林的空间结构、空间转换方式,阐述两者之间内在的互文关系,寻求在当代西方风景园林观念盛行背景下,从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挖掘中国本土造园观念,为中国风景园林走出自己的道路提供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