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讨论与瞿秋白无产阶级文艺范式的建构

瞿秋白领导和推动了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1930年代初,瞿秋白“赋闲”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建立起与左联内部的有效沟通,熟悉和掌握左翼文学大致情况之后,瞿秋白先通过茅盾传达了自己关于革命文艺发展的思考,期间通过起草《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等文件,将“大众化”作为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1932年3月左联完成改组工作,经过思想上、组织上充分准备之后,瞿秋白推出《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系列文章,阐述了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方向,构建了“立场-题材-文腔”三位一体的无产阶级文艺范式,为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提供了崭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文艺大众化运动与其发展和转型

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大致有六个方面: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创作的主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语言、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毛泽东没有延续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路与方向,而是对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与问题进行了分解、总结与转型,对相关问题与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大众化进入“泛化”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提高型的作品,文艺大众化逐渐失去活力。80年代之后,传统的大众文艺受到新起的大众文化挤压,开始走向式微。2014年,习近平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相关思想,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精品战略”。文艺大众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失去了现实性与合理性,整个文艺发展的方向由“大众化”转型为“精品战略”,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必然趋向。

“大众化”与苏区文艺的经验价值

发生于江西中央苏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苏区军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思想主张,同时还为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价值。这种经验价值具体表现为:以识字扫盲运动为前导,尽可能提升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准,进而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红色山歌”“图画讲演”及“活报剧”为表现形式,将革命宣传与群众娱乐融为一体,开辟了一条“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有效途径;以“工农剧社”为孵化器,培养苏区自己的艺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艺大众化”的艺术品味。总而言之,苏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经验价值,就是追求“娱乐性”与“革命性”的完美统一,并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了“人民文艺”的早期形态。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转型探赜

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从最初具有试验性质的“化大众”尝试到适应民众需求的“大众化”转型,完成了由五四传统的现代启蒙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渡与转变,反映了时代与人民的呼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开始转型,从先前过度欧化、高度强调自我、对社会无限度批判的“化大众”文学逐渐转变为作者注重在创作中融入本土特色、愿意深入革命与人民生活当中去取材,努力创作鼓舞民众抗战勇气、赞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大众化”文学,彰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中国经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时期“马蒂斯之争”再考察

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在对“洋”形式的选择上面临着内在困境:既承担着革命运动自身具有的“国际”属性,同时又面对着革命理论“中国化”与革命实际需求的选择。“马蒂斯之争”作为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美术论争,包含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此次论争的历史文献存在许多关联性问题:一方面,涉及西方艺术运动及其“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以来“革命”与“美术”之间的关系转换。回到历史语境,此次论争的发生逻辑,“马蒂斯”在鲁艺美术教学活动中的呈现,以及“马蒂斯之争”与座谈会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仍需考证。

基于朱子家风的茶艺作品创编实践

朱子家风是中国传统家风的典范,倡导“读书、循理、和顺、勤俭”的家风传承,对现代和谐文明家庭的构建仍具有指导价值。茶艺属于大众文艺,是文化传播的优良载体。“诗礼传家”茶艺作品将茶艺、茶礼与朱子家风精神融合,以茶为载体讲述了闽北祖孙三代家风传承的故事。采用闽北建州特色茶品与武夷经典茶艺流程,通过择水备器、服饰造型、舞台造景等艺术设计,以舞台茶艺形式弘扬朱子文化。将传统文化置于时代背景下,进行文艺创作,供大众欣赏,有利于丰富百姓精神家园,实现文化自信。

中国新闻摄影观念的形成与实践(1900-1947)

新闻摄影观念是关于“什么是新闻摄影”以及“如何实践新闻摄影”的观念。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文化观念与社会制度塑造了独特的新闻摄影观念,但是现有关于中国新闻摄影的研究,却未给予这一透视中国特色新闻实践的重要视角应有的重视,近代中国新闻摄影观念的形成与实践也成为一个被忽视的议题。“武器论”观念是近代中国成型的新闻摄影观念,核心内涵将新闻摄影视为对内团结动员和对外揭露宣传的重要工具和“武器”,实践目标在于为抗战争取最广泛的国内外支持和服务战时政治,其形成是摄影术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新媒介与中国社会、文化和新闻业复杂互动的结果。19世纪40年代,摄影术作为一种新技术与新兴视觉媒介进入中国,肖像和风景摄影是当时摄影术的主要应用领域。随着摄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与风雅,中国社会开始转变对摄影术“奇技淫巧”的态度。19世纪70—80年代,摄影术获得了中国大众的接受,摄影开始被用来记录具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事件,纪实摄影是这一时期摄影的主流形式。20世纪初,摄影术与中国新闻实践有了“联姻”的趋势,新闻摄影从纪实摄影中分离出来,开始在中国新闻实践中发挥作用,但是此时的新闻摄影主要是作为文字报道的一种辅助性手段。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国内开始出现报纸的摄影附刊。这一时期照相馆是最重要的新闻摄影稿件来源,但是摄影图片大多没有新闻价值,中国新闻摄影处于探索时期,因此并没有成型的新闻摄影观念。20世纪20—3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共同推动了摄影从技术到艺术的转变,这一转变将摄影与当时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相勾连。在左翼思潮与战争影响下,摄影成为一种服务时代的“工具”。战争语境促成了沙飞“摄影武器论”思想的萌芽,“战时新闻摄影”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新闻摄影“武器论”观念的形成。在与中共抗战动员和宣传建政需求的结合中,“武器论”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晋察冀画报》忠实实践了“对内鼓动”和“对外宣传”的双重要求。“武器论”观念的形成深受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其实践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延安时期艺术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历史条件、路向及贡献

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特殊的战时环境、人民立场的科学指导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为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在管理体制架构、课程内容与教学形式与艺术教育教员队伍三个方面,始终遵循与思想政治教育并行的办学路径。这一时期艺术教育的主要历史贡献包括:培养大批革命文艺人才、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研究和总结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条件、路径与贡献,有助于深化对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认识与理解,也有利于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教育事业的新发展、新辉煌。

抗战时期老舍的“慰劳之行”及其文学行为探析

1939年,作家老舍在北路慰劳之旅中,真切地体味、感知到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以及民众的苦难,促使他尽力规避现实的纠葛与矛盾,将自己投身到民族抗战的大潮之中。老舍的创作、座谈、演讲等文学行为,不仅间接促进了抗战文艺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也影响了张亚雄、莫关等一批青年文艺爱好者。无论是“慰劳之行”中的民生疾苦书写还是通俗文艺观的宣扬,都是老舍“忧国悯生”情结的外在表达与显现。

延安时期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以《黄河大合唱》为例

“乡愁乌托邦”是现代性发展的核心概念,它是一个时空综合体的现代情感结构,存在时间上的流动与空间上的想象。延安时期关于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所呈现出的“乡愁”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情感表达。“乡愁”抒写指向过去的家国乡土,乌托邦则指向未来社会的维度。《黄河大合唱》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艺作品,建构了中华民族的乡愁乌托邦,忠实地表达了中华儿女在艰苦抗战下奋起反抗的精神力量。

2022年中国美术热点现象述评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美术围绕时代主题、把握时代脉搏,开展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风貌的艺术创作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成就;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系列活动,重温红色美术经典,梳理各时期美术作品中的人民形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术,以科技与艺术的交叉融合推动遗产活化与媒介创新。此外,义务教育美术新课标的发布、艺术学研究生学科目录调整、中国近现代美术挖掘整理、后疫情时代美术的国际交流以及美术赋能乡村振兴等热点现象,反映了中国美术的文化自信与多领域的时代新风。

论延安文艺的人民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确立了以人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和审美主体的创作价值取向,明确了延安文艺的人民本位立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向工农兵普及与提高,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以新秧歌剧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延安文艺的人民性,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艺大众化资源的征用路径——以定县秧歌为例

20世纪20—40年代,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晋察冀边区先后在华北乡村开展乡村建设为旨归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定县秧歌文脉深厚而成为运动的重要资源。但由于定县秧歌存在的封建性因素以及实施主体的认知差异,定县秧歌经历了用与弃、亲与疏的艰难抉择。新中国成立至今,经过主题和形式的不断革新,定县秧歌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该文探究定县秧歌发展的个中缘由,帮助大众进一步认识文艺大众化的复杂历史脉络,以期为今日乡村文艺工作提供借鉴。

一脉相承的文艺观念:从《颜氏家训》到《郑板桥家书》

《颜氏家训》和《郑板桥家书》这两部家训作品虽然前后相距1000多年,它们在文艺观念上却存在诸多相同之处,都具有明显的儒家文艺美学的特征。二者在文艺的功能、文艺的特征、文艺创作原则、审美风格、文艺鉴赏方法、少儿艺术教育等问题上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思想要义却是一致的,都认为文艺具有立德齐家、塑造君子人格的重要作用,重视文艺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坚持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创作原则,反对浮艳浅露的审美风格,提倡入乎其内、全面客观的文艺鉴赏方法,将文艺学习视为少儿教育的重要内容,等等,体现了二者在文艺观念上的一脉相承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历史承续性和积淀性。

智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传播机制创新研究

当前已经进入“万物皆媒、智能传播”的智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化大众”的传统传播机制难以适应新媒体、人工智能和元宇宙平台的智媒体大众化传播趋势。亟待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传播机制,包括“大众平权式”传播主体机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引导智媒体发展的传播目标机制,以及与时俱进的传播实现途径机制。通过立足新时代的文艺活动更新传播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给人民大众,构建“二元一体”的智媒体传播权力体系,提前布局场景化沉浸式传播途径等机制创新策略,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众化传播进程。

延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中心

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木刻“中国化”和“民族化”实践中追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而在“中”“西”融合、“新”“旧”调适的过程中,“民族形式”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内涵,这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路径奠定了基础。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逐渐深入人心,革命文艺理论由此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实践中生成。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则在为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实践中逐步建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彰显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婚姻法视域下的延安文艺——以《刘巧团圆》《小二黑结婚》为例

自苏区至延安时期,中共对婚姻法的制定与宣传给予高度重视。去文牍主义的诉讼程序与广场化的司法方式,让民众获得权利并为自己发声。这一现象被韩起祥改编成说书《刘巧团圆》在乡间传唱,民众由此学到法律知识并向韩起祥提出意见,形成民众与文艺家互动。这一时期的小说也从“读与写”向“说与听”的模式转变。赵树理在其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为现实惨案安置了光明前景,维护了追求婚姻自主的合法性的同时,让民众习得维护权利之道。不同的文艺形式对民间公共场所中调解案件的司法模式的书写,为延安时期的去文牍主义的司法模式提供了文艺场域,不仅彰显出对民众权利关怀的文艺精神,也为延安时期文艺家们的创作提供了新路径。

从苏区到延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探源

与左翼文艺主要以理论文章彰显其文艺思想不同,苏区的文艺思想以更为隐性的两种方式呈现:其一,蕴含在各种政策、决议、规章、制度等文件中;其二,体现在有组织的文艺实践活动中。在苏区,文艺实践作为文艺理论的一种极致化呈现形态而广泛存在。苏区文艺理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系,是《讲话》形成的重要基础。这一方面体现在《讲话》所肯定的来自苏区的文艺思想上,如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及如何实现这一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批评的标准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讲话》所批评的来自亭子间的一些不良文艺作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