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的转型及其原因

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与历史上相比已经发生重要转型,逐渐走向一种"新型联合",即回归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适应后冷战时期国际共运面临的形势与要求,从在传统的"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思想下极力强调组织联合,变为新型的坚持从独立自主要求出发的多样化团结方式,从思想、方式和行动等方面自由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与联合。究其原因,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理性回归,也有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共运转型与变化的调适,同时中国共产党为其转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后冷战时代印美关系的发展及动因

后冷战时代,印度与美国在政治关系走向融洽,同时高层交往不断、经济合作得到发展、军事交流恢复与加强,使印美关系得到改善与发展。美国与印度在后冷战时代都把对方看成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对象,这就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与印度的关系不断改善与升温的动因。

地区主义: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精髓

周边外交是新世纪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纷繁复杂的地缘环境中确立适宜的周边外交战略至关重要。地区主义是冷战后国际社会的一股重要趋势。在亚洲范围内,地区主义指引下的地区合作正在蓬勃开展。中国为实现自己的大国战略及发展目标,大力开展地区合作,从而为地区主义与中国周边外交的结合提供了基础。地区主义作为冷战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不仅有理论基础,也逐渐为实践所证明。

日本加紧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动因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不仅正式地提出了充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而且大大地加强了谋求的力度,从舆论宣传到实际运做,从积累“实绩”到争取选票,无所不用其极,摆出了志在必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以冷战结束为突出标志,国际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客观条件:日本的国际政治空间有了显著拓展;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积累了可观的“实绩”;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理解”和“支持”明显增加;联合国改革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国家利益推动了更高的国际地位追求。

后冷战时期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一波三折,究其原因,美国国会在其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近年来,美国国会干预对华政策的倾向增强,影响明显上升。本文认为,一方面美国国会会竭力扩大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冷战后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认识与对策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主要力量实力的变化和战略关系的调整,中国对世界多极化发展态势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而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固有的内在属性又使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认识呈现出一些不变的特质。面对世界多极化的历史必然性与积极作用,中国不仅高度重视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而且确立了适宜的目标、方式与重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冷战初期(1949～1954)美国对东欧准军事行动探析

冷战初期,准军事行动作为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的重要子战略之一,在美国实施冷战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这期间美国集中对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规模不等、特点各异的准军事行动。包括东欧在内的整个欧洲是美苏核心利益所在,美国在此地的准军事行动必须控制规模、谨防热战,但由于技术层面上准备不足以及欠缺文化上的考虑,行动均告失败。

新范式、新问题与新因素——“9·11”事件以来东亚地区大国关系的演变与中国的对策

“9·11”事件以来,世界政治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变,标志着“冷战后”时代的结束。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美、俄、日之间的关系给东亚地区注入了新的世界政治因素,东亚局势进而显得更为复杂。中国需要积极应对世界与地区政治新变局的挑战,妥善处理与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

对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探讨

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波折多变,危机四伏,大致经历了十个演变周期。产生危机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发展的不平衡和实力的不对称,因此,中美关系既有波动性,又有韧性。中国对美外交政策要在把握"韬光养晦"的前提下,加强对美外交的主动性,"有所作为",攻守兼备,通过建立战略层面的危机管理机制、危机处理的信息沟通机制、危机预防机制等措施,有效地规避和处理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类危机。

后冷战时代间谍片的“弑父”叙事

间谍片中,"父权"的在场性无法回避,冷战时期间谍片"父子"关系叙事秉持"父令子行"的模式,然而后冷战时代,这种模式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弑父"叙事。"弑父"表面上是杀掉父亲般的上司人物,实质上是对该上司所代表的旧有的冷战价值体系的清算。"弑父"的同时,后冷战时代间谍片还通过"寻找自我"建立起回归人本的新价值体系,从而呈现出与冷战间谍片全然不同的精神内涵。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起伏不断,可谓一波三折。通过分析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我们发现,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除了国家利益外,还有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有强化的迹象。可以说,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发挥着一种特殊而微妙的作用,是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是制约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瓶颈。

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前景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曲折发展,但总体保持稳定。中美之间战略上的互不信任、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和美国"推进民主"对中国的影响都是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制约因素。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在重大战略和经贸领域又有许多共同利益,需要相互支持与合作。从短期看,中美关系可以保持稳定趋势,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从长期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具有不确定性。

非殖民化与冷战策略:战后初期美国对缅甸政策的动因和影响

二战之后,美国开始关注和介入缅甸政治事务。美国先是积极支持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又尽早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向缅甸政府提供援助。美国对缅甸的支持态度,客观上推动了英国转变对缅政策,也对缅甸联邦政府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审视美国解密政府档案可见,战后初期的美国对缅政策,实则源自两个出发点:一是利用非殖民化语境,扩张美国在缅甸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二是在遏制苏联的冷战策略下,防范缅甸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二战后美国对缅政策的构想和实践,反映了英美在特殊关系下兼具利益矛盾性与一致性,也折射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安全策略。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文化新宣传路径分析

后冷战时期,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表现。美国的对外宣传开始以文化为主阵地,采用更加隐秘的宣传方式。无论是新闻媒体产品还是好莱坞电影,以及海外交流项目,等等,都成为了美国软实力的象征,亦是美国对外文化新宣传的重要载体,在这些文化产品中呈现出来的美式生活方式、美国的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完成了海外抵达,其传播过程虽然缓慢,但传播效果却极其显著,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刻入他国民众的思维中。虽然看不到“宣传”,但是长久地浸润在这样的美国式生活和文化氛围中,他国不明真相的民众对美国自然会充满好感,心向往之。至此,美国的文化新宣传也在悄无声息中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完成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全球营销。

战后国际冲突管理模式及其特点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作为最权威的国际冲突管理机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是,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联合国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与成效都有较大的区别。冷战期间,联合国被用以作为超级大国之间国际博弈的工具,同时也发挥着国际冲突管理的功能。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战争技术等因素也是该时期国际冲突管理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管理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为维护其世界唯一霸权国的地位而采取的冲突管理模式,即霸权护持模式;另一种是要求国际权力公平分配的冲突管理模式,即民主模式。对这两个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上述两个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特点不同,成效也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冷战时期的国际冲突管理明显地优于冷战后时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政治提案及其表决

冷战后美国国会出台的对华政治提案压倒性多数是不利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提案。在绝大多数对华政治提案的表决上,美国国会通过率极高,并且国会两党议员易于跨越党派界线形成高度一致的立场。通过对华政治提案的不断提出与表决,美国国会以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白宫对华政策,使得人权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