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海外安全治理论析: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

从传统安全观到新安全观再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发展演进中,中国海外利益从无到有再由小到大直至规模增长。在全球化发展和非传统安全理论影响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积极探索国家海外安全治理机制,是当前与今后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维度。中国应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提升国家海外安全治理能力,更好地实现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在推进国家海外安全治理过程中,中国须在国际执法合作,海外私营安保发展,以及建设海外战略支撑点三方面推进安全化。在安全化进程中,中国应以政府为安全引导主体,增强政府境外安全管理的服务职能;以国际组织为安全催化主体,贯通国际—国内规范和制度衔接;以市场主体为安全实施主体,构筑“国家+市场主体”的治理体系,构建国家海外安全治理“三位一体”新格局。

民族国家的起源与走向后民族国家结构的根基分析——以哈贝马斯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哈贝马斯一方面强调民族国家形成中“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同时特别强调公民身份和公民参与对政治团结的功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哈贝马斯忧虑人类社会陷入霍布斯设想的“自然状态”之中,他通过对欧洲前景的考察认为,欧洲的联合需要吸取民族国家自身二重构成因素的内部冲突,避免文化和身份认同危机带来的融合屏障,同时又要借鉴民族国家团结的某些方式以形成政治整合,这就是通过包容性的参与扩大公共性的交往,形成集体性的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上超越不同文化的碰撞带来的认识危机和政治整合的危机。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后殖民国家建构(1980-2015年)

联合国是维和行动主要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的目标由维护和平逐渐转变为战后重建,并开始承担复杂的国家建构任务。一方面,维和给目标国带来了和平,维和人员的日常开支对目标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维和任务的速成性和维和经济造成的收入两极分化等因素,都对目标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维和人员的税收豁免权、维和人员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部门人才流失和腐败、平行行政部门的出现等都严重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不仅如此,维和人员税收豁免和收入两极分化显著地降低了民众的纳税意愿,使得逃税和抗税盛行,提高了征税难度。维和部队对于目标国政府军向民众单方面使用暴力采取的不干涉态度,也强化了社会抗税心理。所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既缩小了目标国的税基,降低了官僚机构的效能,又打击了民众的纳税意愿,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本文对1980—2015年126个后殖民国家的大样本统计分析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后殖民目标国的汲取能力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论中国现代性

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三个层面。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性不足、理性现代性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同时,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着冲突,致使现代性发展受阻。中国现代性具有未完成性,因此当前还要坚持启蒙主义,不能认同后殖民主义理论。

启蒙理性的黑色絮语——从《印度之行》论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

本文重点分析《印度之行》中阿齐兹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阐明启蒙理性不仅是推动欧洲现代性的动力,也是后殖民话语中后殖民知识分子反抗殖民霸权、重写殖民遭遇中的主奴关系、形成民族—国家意识的催化剂。应该指出的是,民族—国家理念是后殖民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本身的历史性说明了后殖民话语的历史性和异质性。

民族精神的现代性处境

民族精神是在现代性条件下突显为问题意识的。现代性是在近代西方形成的,包含历史、哲学、社会学、美学以及西方性等多重维度。不同文化传统及民族在现代性及全球时代开始了新的文化自觉,但文化传统如何显现为肯定性的现代性要素,仍然是不同民族、特别是后发展民族的时代课题。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典型的社会形式,但是对于非西方社会而言又需要建立一种关于民族国家的新的理解模式。后现代性为民族性的多样化理解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是,东方主义问题的提出表明,努力呈现后发展国家的真实的民族性仍然极其艰难。

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行为趋势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 ,美国国家利益目标设定与寻求 ,呈现出不断调整的现象。对美国国家利益战略行为趋势的分析与把握 。

经济全球化下的后民族国家治理结构——简论哈贝马斯民族国家政治理论

经济全球化压力下 ,国家与市场日益分离 ,造成现代民族国家治理结构的衰落 ,福利国家面临解体 ,而目前尚未出现其功能上的替代物。面对民主国家治理结构的尴尬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已转变为“后民族国家结构” ,这种治理结构从全球化的市场中孕育出政治治理的合法形式 ,为福利国家解体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找到缓冲点 ,其中欧盟的形式就是其典范。

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之辩再思考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重新反思"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及其关系的契机。民族主义的抬头、国族意识的增强,使得民族国家主导的"国际传播"将继续存在甚至强化。但作为重要参与者的新闻媒体由于深受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约束,在国际交往中往往无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人类社会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以及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化,使得"全球传播"在促进人类交流、达成国际合作等方面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后疫情时代,两者各有其适用对象,在特定情境下有着不可替代的阐释力;对中国而言,需要更加重视"全球传播"的作用。

差异与认同:哈贝马斯全球治理思想研究——兼论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理论

哈贝马斯的全球治理思想是其交往行为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体应用。通过"民族国家"文化差异认同批判,围绕差异与认同核心矛盾与公民和民主核心范畴,论证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建构了一种后民族社会的协商民主认同理论,并从交往和法律制度的角度深入透析了全球治理的路径。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仍然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民族国家仍然是安排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主要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主义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一方面通过对本民族与他民族的"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与区分来凝聚和团结本国人民和本民族成员,发挥了政治黏合剂的功能,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可能激发狭隘的排外倾向,导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冲突甚至战争。认识到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生长之间的关联,承认其现代性的面向,同时寻求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开出普遍主义原则来调和、冲抵民族主义内在的狭隘倾向是现代中国民族构建的现实选择。

浅析后冷战时代美国与东盟的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亚太地区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冷战后更加注重参与东盟地区的国际性事务,美国与东盟的战略关系互动成为美国亚太战略与东盟对外战略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迈向后民族主义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视角的考察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迈向后民族主义社会。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现代个人在萌发和成长的早期超越天然的血缘、地缘等小共同体的束缚而将情感归属与政治忠诚投向更大的共同体的结果。具有权利、尊严与平等意识的现代个人的出现,带来了现代个人主义的价值革命,也推动了以族裔、文化和政治认同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而日益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更多自由选择、自我表现和自我解放的后现代个人的产生,掀起了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后现代主义者颠覆了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将民族或民族国家视为束缚和压迫的力量。后现代主义政治和知识精英们以多元文化主义解构现代民族主体文化,以身份政治和超国家政治解构民族国家族裔属性,同时后民族主义者积极构想后民族国家建制,试图建构抽空了族裔和文化内涵的政治共同体作为后现代人的家园,推动了西方的后民族主义转向。这导致后现代主义的西方个人归属感丧失,国家凝聚力下降,国家族裔和文化根基被蛀空,自由民主活力枯竭,国家面临衰败和解体的风险。在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中,其竞争力也受到削弱。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内涵和价值,认识西方后民族主义的困境,有助于辨清西方文明演变的趋势,避免后现代化的陷阱。

试析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特点

2003年3月,美国率领的国际联军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由此伊拉克被迫开启了新一轮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2003年后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背景包括美国的主导作用、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优势地位、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的国内环境,以及周边国家和国际局势的影响。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呈现以下主要特点:在政治领域,首先是政治体制的“去中央集权化”,包括改行联邦制、库尔德地区实行自治、军事力量的薄弱与分化;其次是确立以族群分权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体制。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恢复石油生产、抑制统一市场的分裂、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推动货币制度的变革和改善遭受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在社会与文化领域,表现为部落的社会影响部分恢复、宗教社会影响力的起伏、中央政府和库区政府教育改革趋势的不同。

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认同建构--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新探

多民族国家如何整合内部各民族,并提供一种超越狭隘民族认同的社会团结纽带,这不仅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理论课题。哈贝马斯以欧盟政治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国家已经是后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家,故而,前现代色彩浓郁的民族认同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基于一种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实践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将为现代国家提供一种社会团结的纽带,取代民族认同的地位和功能。

“后脱贫时代”职业教育如何行稳致远——“三区三州”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我国后脱贫攻坚时代的减贫事业面临巩固脱贫成果、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解决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反贫困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统筹等新形势,职业教育在提升贫困风险个体的经济、人力和社会资本,助力脱贫乡村经济转型和产业兴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解决相对贫困等方面均具有相对优势。在脱贫攻坚战略指导下,通过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东西协作、对口支援机制,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培养与培训供给能力、教育质量有效改善;通过精准培训提升劳务输出水平与规模,为东部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方面也有所创新,开始探索契合本地社会经济需求的专业布局;但同时也面临学校资源容量告急、专业建设粗放、校企合作层次低、职业教育内涵不足、社会认可度低等挑战与问题。因此文章建议"后脱贫时代"继续加大脱贫地区职业教育投入、扩大对口支援范围,壮大职业教育规模、完善其体系,打造出特色品牌,从而提升职业教育助力减贫的能力。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民族国家构建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独具特色,深刻影响了突尼斯民族国家构建。20世纪60年代后期,突尼斯国内出现民族认同危机与合法性危机,伊斯兰复兴运动趁机崛起。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伊斯兰主义者批评政府的内外政策,并集中批判政府在民族认同方面严重的偏离行为。同时,伊斯兰主义者逐渐接受民主观念,从民主化的角度对突尼斯政府形成重大挑战。中东剧变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上台执政,它从实用主义出发介入现实政治,显现出后伊斯兰主义特征。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战略调整不仅关乎自身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左右了突尼斯民族国家构建方向。伊斯兰力量与世俗力量妥协,推动突尼斯在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民族国家构建道路上向前迈进。

差异中的认同:“后民族结构”观念下的政治团结及其挑战

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理论通常被视为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政治格局中处理民族国家政治交往问题的一种理论探索。但是,从一般的政治团结角度来说,其推论逻辑却是依循从国内到国际这样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即民族国家间政治团结的可能性有赖于民族国家内部政治团结所建构的政治文化予以保障。通过构建以对话方式达至共识这种政治团结行为的逻辑结构,强调保留差异的前提下寻求认同的政治文化,保障了政治意见的充分伸张,奠定了政治制度的哲学层面上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种“对话政治”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被质疑忽略了弱势者的特殊政治诉求,因而需要面对以特殊身份认同为前提的“身份政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