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理论构造:安全与发展

全面发展数字经济的既定重大方针,已触发中国式数字经济刑法的萌芽与生长,也开启了传统经济刑法的数字转型。围绕传统经济刑法客体的讨论、分歧与共识,既凸显客体及内容的重要地位,也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尽管可以吸取上述讨论中的“先见”,但更应扎根数字经济,经由数字经济刑法的前提设定新的犯罪客体及其内容。现阶段,侧重围绕数据犯罪的客体论争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却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特定性、整体性与周全性。全面兼顾安全与发展是数字经济的终极追求与价值根基,也应当是数字经济刑法的基本理念与一般规律。围绕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结合数字经济刑法的内外生态,可将安全与发展的保护内容予以具体化、类型化。

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走私毒品罪的扩张适用与理性回归

随着全球毒品情势的变化,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在立法及司法上都呈现出扩张适用的现象与趋势,虽然《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纠正了走私毒品罪中药毒不分的问题,但并未突破走私毒品罪“跨境即构罪”的机械认定标准,实践中仍存在将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吸毒行为的衍生行为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等问题,引发了类推解释、客观归罪等诸多悖论。究其原因,既源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下,对国内外市场逐渐融合的客观事实、毒源差异淡化的现实情况及毒品认识鸿沟日益加深等毒情变化的忽略;也来自于罪名理解上将不同语境中的走私内涵相混淆,即将行政法语境、走私犯罪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中的“走私”概念相混同;还源自毒品走私目的认定难等现实困境。实际上,刑法对于毒品管控的目的不在于消灭,而在于防范毒品流入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回归到刑法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之下,从犯罪概念的三性统一、毒品犯罪客体的融贯性、选择性罪名的同质性及流通经济学的要求上出发,不难发现,走私毒品实际上是毒品交易链条从生产(供应)端到消费(使用)端的流通环节,其实质作用在于消除地域鸿沟、拓宽或制造毒品交易市场、提高毒品交易效率,需以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其构罪与否的实质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发生跨境的客观位移为认定依据。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应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依据,在立法或司法上对走私毒品罪处罚范围予以理性限缩,即对于主观上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目的、客观上不具有毒品外溢风险的行为,不宜以走私毒品罪认定。

从实践到理论:单位犯罪制度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催生了单位犯罪的现象和相关刑法理论。45年来,有关单位犯罪的立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虽然起步较晚,但步伐很快,且至今仍无停歇的迹象。与之相对应,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理论启蒙、立法注释和本体建构三个阶段,积累了丰富成果。回溯45年来有关单位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不难发现,立法与司法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司法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始终秉持一种谨慎的立场。在对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中,归责基础的本体建构仍是薄弱环节,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也亟须理论破解。展望未来单位犯罪制度的发展方向,理论研究应当立足于本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深入研究单位犯罪的基础性问题,尤其是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基础、刑事政策转型,以理论创新回应单位犯罪的实践问题,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犯罪制度提供支撑。

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制度研究

侦查期限是侦查行为可以持续的最长时间,是侦查机关自立案至侦查终结的时间限度。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对于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无法起到侦查期限的作用,应当增加侦查期限制度规定。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不仅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也适用于未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仅适用于“因人立案”,而不适用于“因事立案”,对于“因事立案”的,应根据追诉时效来限制侦查权。对于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应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强化侦查期限制度刚性,确立撤案并非错案理念。

新形势下串通投标犯罪数据化侦查实践路径

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的日益普及给串通投标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如何不断提升串通投标犯罪的数据化侦查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犯罪侦查理论与实务部门广泛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串通投标犯罪产生的原因、手段及危害,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如何综合利用各种数据导侦工具、采用企业基因测序、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和技术研判风险企业、分析违法资金流向等问题,深入挖掘显性和隐性犯罪网络,锁定重点人物,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实现对串通投标犯罪的全链条式打击。

企业刑事合规的法经济学分析

刑事合规作为企业犯罪治理的一项重要手段,已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重点。法经济学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为分析企业刑事合规相关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依据法经济学相关理论,刑事合规是企业犯罪治理从非合作博弈模式到合作博弈模式转向的必要媒介。合作博弈模式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运用及模型构建,对影响企业进行事前刑事合规、事后刑事合规以及刑事合规最佳点的各类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出国家与企业双向互动的企业刑事合规优化路径。

违法资金分析师队伍建设探讨

在“信息化建设、数据化实战”经济犯罪侦查理念和模式转变过程中,建设专业化的违法资金分析师队伍,以切实提升违法资金分析和查控能力,是一项尤为重要的任务。建设违法资金分析师队伍是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优化经济犯罪侦查与治理模式、补齐违法资金分析人才短板的客观需要。当前建立违法资金分析师队伍已经具备了深化公安工作改革的制度保障、较为成熟的公安教育训练体系和经侦资金查控技术支撑等一系列较为理想的条件。要加快推动违法资金分析师获得国家职业认可,促成其入列警务技术职务序列,合理设置违法资金分析师的等级和能力要求,并适时推动这一职业的社会化综合应用。

论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的精准辩护

对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做精准辩护意义重大。精准辩护的原则包括利益最大化原则、专业化原则、手段多元化原则及多策略并用原则。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精准辩护的路径由案件事实确定、依据(政策、法律、立法/司法解释、类案、学术观点)确定、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最终辩护方向确定、与办案人员沟通、法庭辩护等阶段组成。在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辩护过程中,还需要从理念与措施两个层面进行尝试性探索,以此提升精准辩护的深度与广度。

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征信合规治理路径——基于法经济学分析

引入征信合规治理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能够有效阻却刑事责任归咎、预防企业刑事犯罪风险。法经济学视阈下,治理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司法机关应当引导罚金刑转向征信合规建设上,实现合规正向激励。企业应当建构征信合规制度,破除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囚徒困境”,同时区分一般信息和征信信息的合规有效性程度及成本边界,达到预期合规成本与收益的边际效益均衡。建构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征信合规制度要基于成本效益均衡理念、秉持类型化建构以及明确合规刑事责任的减免。

刷单炒信行为的可罚性界定与罪名选择

刷单炒信行为损害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然而学界关于刷单炒信行为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还有争论,在实践中,刷单炒信在罪名选择上存在困境。应当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只有在“质”和“量”都满足刑事可罚条件的刷单炒信行为才具有刑事可罚性。在罪名选择上,不宜以“口袋罪”定罪量刑,应对刷单炒信行为做类型化处理,确立以侵害法益为主、手段行为为辅的定性原则,先根据侵害的主要法益认定为经济犯罪,对于不能评价为经济犯罪的刷单炒信行为根据手段行为认定为网络犯罪,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非理性信任成因研究

基于信号理论、归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信号发送者—信号—信号环境—信号接收者—信号反馈”模型框架,深入研究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非理性信任形成过程中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借助IBM-SPSS 26.0和AMOS 24.0统计软件,通过多元统计回归方法对294名被害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涉案公司信号和人员信号能显著地正向预测被害人非理性信任;被害人交换动机通过其认同动机影响非理性信任;被害人认知归因方式对涉案信号与被害人信任的关系有负向调节效应;被害人部分个体特质“画像”对涉案信号与被害人信任动机的关系有调节效应;媒介信任对涉案信号和非理性信任的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

刑民分界视野下变相经济犯罪行为的构造与认定

为了提升刑法的适应性,充分保护法益,避免刑事处罚的漏洞,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肯定变相经济犯罪行为。但变相行为的含义和边界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变相经济犯罪行为认定的不当,将引起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疑问,以及刑民分界的不清和混淆。为了确保刑事处罚范围的妥当性,变相经济犯罪行为的认定应注意合理使用刑法解释方法,只有实质上符合规范保护目的,与本相行为具有等价值时,变相犯罪行为才有肯定的空间。肯定变相经济犯罪行为还应遵循法秩序统一原理,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则。

经济犯罪数据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经济犯罪数据学是以违法犯罪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揭示犯罪特征规律的一门新学科,是犯罪学、侦查学与数据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相对于飞速发展的数据学科和公安业务实践,经济犯罪数据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根本原因在于学科定位模糊、学科方向不明、研究队伍薄弱。经济犯罪数据学学科建设,应该坚持开放共享理念,走协同创新与产教融合之路;依托科技发展,汲取其先进成果以丰富学科内涵;制定“两步走”战略,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向前发展。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治路径

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治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在理念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但在犯罪防治方面也存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治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指导下进行完善,通过完善社会共治法律规范、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共建涉案财物追缴退赔机制、共建联合维稳工作体系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全民共享。

职务侵占案件定性难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为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常见案件,职务侵占犯罪案件具有作案主体复杂、手段隐蔽、作案时间连续及主体趋于年轻化等特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务侵占案件的数量和危害程度不断上升,严重损害了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经济利益。在案件侦办过程中,经常出现难以确定罪名的疑难复杂情况,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挑战。分析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侦办职务侵占犯罪案件实践中出现的定性难问题,探讨定性难的特点、现状及解决对策,可以为侦查人员更好地办理该类案件提供参考和帮助。

数据化侦查在第四方支付犯罪案件中的应用

第四方支付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但由于监管不力、审查不严等原因,第四方支付被大肆应用于黑灰产业犯罪的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造成严重干扰。在简要介绍第四方支付犯罪的基础上,以利用第四方支付平台实施的洗钱犯罪为研究对象,探讨数据化侦查在此类案件中应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从数据仓库建立、数据研判、数据落地、数据评估等方面阐述了第四方支付犯罪案件数据化侦查的实现路径,并对数据化侦查在第四方支付犯罪案件中的应用提出了建立数据资源共享机制、培养数据研判团队、完善数据应用制度规范等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型经侦人才培养的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原创性科学概念,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时代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增多,必然伴随着新的经济犯罪形式出现,作为经济新征程上的“护航人”,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人才的提质提量将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而“高精尖”新型经侦人才培养的任务便落在了各省公安高等院校的肩上,如何培养法律+侦查、经济+侦查、信息化+侦查的经济犯罪侦查人才,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变化,是公安院校经侦专业教师新的时代任务和必然使命。

经侦部门助力企业刑事风险防范路径研究

刑事风险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法律风险,但是很多企业合规意识淡薄、合规标准缺失、合规落地能力不强导致刑事风险防范能力较弱。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经侦部门可以从制定刑事合规指南、帮助企业建立刑事合规管理体系、建立执法部门间沟通协作机制与常态化运行体系、提升经侦队伍刑事合规专业水平等方面来助力企业提升刑事风险防范能力,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块链技术在涉网经济犯罪资金溯源中的应用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经济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涉案金额逐渐增大,犯罪特点向隐蔽化、专业化、网络化发展,对经济秩序造成极大的危害,如何对涉案资金进行查控、筛选、穿透,实现资金溯源是侦查实践面临的技术难题。结合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CA体系技术、共识机制等技术优势进行分析,运用区块链技术结合密码学、电子签名等网络技术所特有的去中心化、安全系数高、信任程度高等特征,对区块链技术在网络经济犯罪资金溯源侦查取证、固证技术方面相关理论及核心优势加以探索分析,进而提出以区块链技术为架构的数据共享中心搭建基础数据模型和迭代模型完成区块链在资金溯源路径的构建,以期对侦查实践作出理论指导,对打击和预防网络经济犯罪,保护国家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