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对接现代性的试验:论鲁迅前“五四”时期的文言写作

鲁迅在开始现代白话文学创作之前,有过前“五四”颇长的文言写作时期,其文言写作是在晚清近代文言的背景上展开的,受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等近代文章家的影响并力图超越,试图用雅正文言对接新发现的文学现代性。其中,五篇文言论文系统阐述文学救亡思路,揭橥“立人”方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深刻的问题意识、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情感将近代文言的论说能力推向极致;《域外小说集》以古雅文言直接对接“异域文术新宗”,对文言直译现代小说的可能性进行了极端试验;《怀旧》则已是用文言创作的现代小说。鲁迅的文言写作兼及论说体和叙事体两类文章体式,在文言论文、文言翻译和文言小说诸方面都代表了晚清文言的最后努力,这一过程充满障碍,但正是这一挫折经验,使其五四时期坚定转向白话文立场。

《理水》怪诞书写的“木刻感”——论鲁迅对珂勒惠支木刻艺术的审美选择

在“文章为美术之一”的文艺观指导下,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创作过程中受到珂勒惠支木刻艺术怪诞风格的影响。在鲁迅的图像认知艺术观的生成途中,“语—图”处于关联阶段,图像媒介与文字媒介的交互行为表现为怪诞书写的“木刻感”,此种美学指向在《理水》中有集中且突出的表现。内生的怪诞审美贯穿于《理水》的人物形象、场域、情节、体裁的艺术建构中。《理水》文本暗含鲁迅因个人追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而形成的“负重者”人格,是对其“肩住黑暗的闸门”之精神形象的隐喻,沉郁苦闷的艺术特质对应着此一时期鲁迅思想观念与艺术观念矛盾变化的内在统一。

转折词反常态使用与鲁迅的文学书写

鲁迅是使用转折词占比数量颇多且使用多重转折复句颇频繁的现代作家。他的手稿修改中约四分之一处是增加转折词或语气副词、加重转折词使用分量以及将转折词嵌入其他复句。转折词连续轻转、重转和承上转折词句首使用的特征,使语气由弱到强,分句之间关系更加清晰,达到多重设悬、语意逆转和讽刺叠加等目的,重在强调结果的必然性。这种转折词的反常态使用,既是作家少年时期的文字情结与创作成熟期质疑思想的双重结果,又是文字视觉标记与理性推理标注的共同呈现。对此展开研究,既能从语言批评的角度对现代语写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做探微式的挖掘,又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试论翻译与创作之关联——以双重身份的文豪译者鲁迅和森鸥外为例

作为中日近代文坛中的两大文豪,鲁迅和森鸥外不仅在创作领域著述颇多,在翻译领域也成就斐然。虽然相似的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使得两人在创作思想上表现出诸多共通之处,但不同的翻译实践却又体现出两人截然相反的翻译理念。研究发现,两人在文学创作和翻译生涯上的异同点,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创作与翻译的关联——鲁迅坚持“忠实性”的翻译理念,强调淡化译者存在,认为翻译与创作并重;而森鸥外则坚持“创作性”的翻译理念,注重发挥译者主体性,认为翻译与创作对等。两位文豪译者的双重身份及他们对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不同认知也促成了与之对应的两种“消化体系”,区分了读者与译者是否同步消化吸收原作的“文化营养”。两人从创作出发的“选择性翻译”和从翻译出发的“延续性书写”,揭示了文学创作与翻译活动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联作用,对于今后的研究大有裨益。

《阿Q正传》中的法律问题与涉法书写

鲁迅《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涉法文学的代表作。《阿Q正传》通过塑造阿Q作为施害者、受害者、起意者、目击者、言说者的涉案人物形象,营建“施害与受害”的多维关系,表现出人在多重法律问题下的艰难困境。通过透视未庄作为法律场域的内在机理,小说揭示出传统司法文化对现代法律变革的异化影响,指出“化现代”式司法变革的问题所在。鲁迅对法律问题的复杂态度与其本人的法律体验密切相关,《阿Q正传》以彰显主体精神、关心具体的人、杂语交织的文学之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法律路径进行反思、弥补和超越。

疗愈写作视野下的周氏兄弟童年回忆散文写作论

将周氏兄弟的童年回忆散文放在疗愈写作的视野下进行观照,引入心理学的家族系统排列法来对周氏兄弟的家族关系做排序与分析,通过文本的比较分析,可重新解读周氏兄弟的成长路径及童年情结,辨析周氏兄弟在不同的散文创作方式中的疗愈共性。在疗愈个体心灵的目的和效果上,鲁迅与周作人是殊途同归的,童年回忆散文的写作给他们提供一条宣泄、反思、重建的表达通道。但由于父亲情结与童年创伤在其个人生活态度和文学创作选择上的不同反映,周氏兄弟散文创作又呈现出暴露与隐藏两种不同理路。

从“启蒙”到“作为老百姓写作”——莫言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将的鲁迅和第一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虽一位自称抱定启蒙主义,另一位主张作为老百姓写作,然而其内在的精神联系却一脉相承,共同构成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

再论中学鲁迅作品教学

鲁迅经典作品的传播面临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但也要充分看到有利的一面。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指导中学生怎样做人和怎样作文两方面。必须建立中学语文教师、鲁迅研究学者和中学语文课本编者的交流互动共进机制。

鲁迅:颠覆既有文体形式的文体家

鲁迅作为艺术家的伟大,在于他试图自由地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以突破传统文体的束缚,在颠覆既有文体的同时寻找更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形式,从而建构属于自己的文体世界。而在对传统文体的颠覆中,鲁迅的文体又经常是以杂糅的形式出现,鲁迅杂文集中就既有小说、散文诗、散文、论文,也有狭义的杂文。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为鲁迅作品进行全面文体分类的全集,由于鲁迅文体的杂揉性也使这种分类具有巨大的难度。

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

民国时期不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鲁迅书写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早期少数文学史集中在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式评价;中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作品得到多维丰富展示,鲁迅文学地位逐渐提升,思想家地位基本确立;后期文学史,鲁迅的"革命者气质"得以凸显,阶级论中革命者的形象初步形成。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是鲁迅文学史形象建构的重要环节与思想资源,体现了丰富的文学史观念与个性化的鲁迅映像,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鲁迅认知与鲁迅书写的重要传统,对我们全面认识鲁迅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的鲁迅书写大多无法跳出印象解读的局限,缺乏文学历史的宏大视野与较为科学的文学史系统。

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与《中国小说史略》的编纂

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对其编纂《中国小说史略》有着重要影响。从鲁迅整理古代小说文献到具体编纂《史略》时将小说作为历史现象来解读、再到其授课意图及效果,均可证明其借"国民性批判"的视角确立"立人"思想以主导《史略》编纂之目的意图。而贯穿于鲁迅小说创作始末的"为人生"文学观,促使《史略》从小说客体的描写对象与创作主体两方面切入,以设定由写神的向写人的演进、由无意为小说向有意为小说演进等两大小说规律;"有意为小说"的提法并非完全属于文体判断,而是基于对"为人生"文学观的表现程度多寡而言。"为人生"文学观是《史略》有关古代小说之思想性论断、艺术性评判等评骘的潜在价值标准;尤其是,认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系"为人生"文学观延展的结果。

鲁迅和嵇康:越文化的同源同质同格

鲁迅与嵇康是不同时代的两位文化人物,但由于相同的文化传统——越文化的浸染,使他们在精神品格、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等方面表现出许多趋同性;究其原因,乃区域环境中固有的文化思想精髓通过文化的传承和民间的积淀影响产生作用。鲁迅对先哲的有意追摹,使其得以承续先贤又超越先贤,成为现代中国最卓著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革命的斗士。

鲁迅接受发生偏差的原因分析

从受众外在的层面和内在的思想层面来看,鲁迅的影响都发生了偏差。这是鲁迅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由其特殊的传播途径和环境决定的。毛泽东“鲁迅论”的政治化取向,鲁迅被神化的特殊历程,红色年代泛政治化的解读环境,群体化的写作形态正是鲁迅接受发生偏差的原因。

“杂感家”鲁迅自我形象的轨迹——从鲁迅杂感文体意识说起

作家自编文集往往能够体现自己的创作特色和文体风格,更重要的是暗含了自己文字努力的向度及其自我主体形象。鲁迅在1925、1926年编辑《热风》、《华盖集》、《坟》,对自己以前的文字究竟编到哪个集子中做出了复杂的思考,而这样的编辑过程既体现了他自觉的杂感文体意识,更重要的是透露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反思自我、建构主体自我、塑造自我形象的努力。

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

新时期以前22年,我的文字,正确错误参半,教训多经验少。新时期以来,基本上不作违心之论,但杂事仍不少,未能“专心著述”,只是在中国新诗史研究、鲁迅小说研究、鲁迅与尼采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殖民体验与都市书写——以鲁迅上海十年的创作为中心

在关于殖民都市上海的镜像描写中,现代作家鲁迅的体验和书写无疑具有标本式的意义。展开对鲁迅及殖民都市上海的关系研究,不仅可以观照一种崭新的极富创造性的城市文本,丰富物理意义的上海的内涵,更重要的是,能通过鲁迅对上海殖民时代众生形态的刻画,接触到一个别样的殖民都市上海,感受到一位"波西米亚"气质的"浪子文人"复杂而浩渺的伟大心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撰写方式

《孟子荀卿列传》是《史记》中写法非常独特的一篇人物传记。它不是以记写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主,而是以人物为媒介,从而达到记写历史、抒发感慨、发表议论之目的。具体来看,其具有以人为引连缀历史、以次衬主显示态度、以议代叙表现思想等方式。

中医、西医与病人——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

近代传染病学引发了社会观念的全面变革,对细菌的恐惧成为现代国家社会动员的心理基础。而在中国,细菌环伺的恐惧与列强环伺的恐惧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新文化知识分子在科学主义正当性之下,不遗余力批判中医的情感动力。本文以中西医论战为背景,以新文学创作中的急性传染病书写为中心,通过对陈大悲、孙伏园、鲁迅、叶圣陶、王鲁彦、许钦文等人相关事件的分析和文本的细读,揭示启蒙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微妙张力在新文学作品中制造的缝隙,同时也呈现传统医学的近代境遇,为从知识角度反思新文学提供个案。

鲁迅的序跋文体及其文学批评

序跋文章在鲁迅的文体中占有一定数量。这些为自己的创作、译作和别人的创作、译作的序跋文中包含着鲁迅评骘文学作品、阐发文学观念的特色和重要思想,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文体特征。

杜甫“颇学阴何苦用心”考论

杜甫创作上善于学习前人,且独具慧眼,梁、陈诗人何逊、阴铿颇受其推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杜甫与阴、何二人有相似的生活经历,情感上有很多共鸣;另一方面,阴、何诗的律化程度较高,风格清丽自然,多写生活经历与人生体验,内容和形式上亦贴近唐诗审美趣味。杜甫学习阴、何二人是有侧重的,他从何逊诗歌中学习较多的是意象,何逊独创的一些诗歌意象在杜甫手中得以发扬光大。杜诗句法方面虽兼学阴、何,但受阴铿影响更大,特别是其中的倒装句,大多能在阴铿诗中找到原型。杜甫学阴、何,亦在句意镕裁上下功夫,或化繁为简,或化简为繁,或活用句义,或变换形式,皆得其精华,合其神韵。杜甫通过对阴、何诗歌的学习,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这是他“转益多师”文学理论的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