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美国故事”的霸权外交叙事模式:解构与批评

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塑造其全球大国的话语霸权,启动了“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的外交战略传播工程。“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有其特殊的历史动因、发展脉络和叙事模式及策略。研究发现,美国通过整合对外传播资源和先进信息技术,建构了一套服务其国家利益的霸权外交叙事模式,逐渐成长为一个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超级大国。美国为了打造全政府、全社会、全媒体的外交叙事体系,在推动跨部门联动、法制化构建和双轨并行的同时,辅之以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凸显、多重视角呈现和数据信息操纵等多元叙事策略。为了打破美国的叙事霸权,维护中国的叙事主权,中国应加快推进“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国外交叙事体系建设,敢于揭露和反制美国对华污名化叙事,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国际身份危机与缅甸军人接权后的外交困局

缅甸在军方重新接管政权两年多来,国内危机持续外溢,在国际上遭受西方制裁等危机。既有文献从军方合法性、反对派动员和大国博弈的角度去解读,但仍难以系统诠释缅甸危机的僵局所在,也即缅甸内部政治互信与国际信任赤字相互叠加的结果。缅甸在政权更迭后,无法由内而外塑造“我群”共识,与国际行为体产生难以调和的认知歧异,继而生成了多重身份危机,包括遭受制裁、难以“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转型身份危机,难以继续融入“东盟大家庭”的地区身份危机,以及与大国关系失衡的中立身份危机。缅甸的国际身份在2011-2020年的转型十年间逐步明晰,而在2021年转型受挫后,外交困局也随之而来。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缅甸看守政府改善外交处境的前提是努力确保国际身份清晰化,同步争取外部共识。鉴于中短期内缅甸难以确证转型身份和中立身份并回归“正常国家”,通过“东盟方式”重塑地区身份仍是最不坏的选择。

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与列强驻华使节的外交博弈(1924—1925年)

加拉罕是1924年“中苏建交”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而当时其他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派出的都只是第二等级的公使。这些国家大多在近代历史上与中国签订有不平等条约,或可统称之为“条约列强”,而苏联此时在中国积极宣扬以“废约”为核心的反帝国主义革命斗争。因此,加拉罕与这些列强公使之间,天然构成一对矛盾。对此,前人研究或将视线聚焦于苏联对南方革命阵营之指导而忽视北方,或关注苏联与北京政府建交以前的谈判过程而忽视建交后的历史,或只有笼统印象但疏于细节。本文主要依据加拉罕与契切林、斯大林的通信集,综合运用中、英、俄文外交档案材料,试图展现出苏联大使加拉罕在与列强公使们的日常接触互动中,巧妙利用身份优势,不断试探和谋求突破束缚苏联外交格局的“帝国主义包围圈”的进退得失。

1921年华盛顿会议筹备阶段的英国决策与英美外交博弈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外交战略以欧洲为重点,远东太平洋地区在其战略排序中位置靠后,面对美日在该地区的崛起,英国并不想通过武力争夺地区利益,而是将外交方式作为英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行动首选。英国外交部在华盛顿会议之前的战略研判一方面认为美日两国的崛起将挤占英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空间,另一方面又未能充分重视这种战略趋势,而是希望通过对日绥靖与对美妥协的方式维持英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英国在经过一系列权衡取舍后,决定以英美日三方协定来替代英日同盟。在美国酝酿召开华盛顿会议之际,英国就对美国施加外交影响,并且围绕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和筹备的主导权问题,英美展开了三个回合的激烈外交博弈。最终在美国坚持下,英国选择了妥协,将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与筹备主导权让与美国。

中国国际话语权刍议:现实挑战与能力提升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话语权在国家间竞争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一直遭受西方强势话语的围堵、压制和攻击,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严重影响了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要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直面挑战,通盘考虑,总体谋划,从信息传播、学术研究、话语转换、政治表达、顶层设计五个方面大幅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建设能力,打赢话语权领域的"保卫战、反击战、争夺战"。

论构建中国软实力的外交战略

当今时代,软实力已成为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正在和平发展并倡议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来说,增强软实力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发展软实力,中国应该在国内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对外制定并实施一套成熟而系统的外交战略,包括重视文化外交,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坚持和平外交;开展多边外交,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发展和谐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等等。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探析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的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其构建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要求,契合中俄各自的战略利益,亦受到美国等大国因素的影响。在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实践中,两国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进行了政治、经济、人文、军事等多领域的合作;通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网状伙伴外交平台开展良性互动;在叙利亚危机、克里米亚问题等热点敏感问题上进行了有效的战略策应。为实现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加强两国间人文交流,发展两国传统友谊;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不和谐音,管控矛盾分歧;提高务实合作,加大"一带一路"战略与俄罗斯欧亚战略的对接。形成能够彼此兼容,成熟而稳定的战略框架,是中俄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努力的方向。

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土耳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政治与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尤其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依托中东格局进入旧已破、新未立的转型之机,逐步形成中等强国型的外交战略。本文从土耳其所具有的现实条件和制约因素两个方面分析该外交战略构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论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权力的博弈

总统与国会外交权力的角逐有着制度、法律、权力制衡规律和总统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这种权力之争表现在总统外交权力的扩张与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展相伴随、两者的外交权力在不同的时期作用力有所不同、两者外交权力的分布呈现不均衡性、外交权力在两者之间摆动不会偏离权力制衡这条主线以及两者的外交权力要受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五个方面。虽然总统与国会在外交权力上有竞争的一面,但是两者相互支持与合作的一面也不容忽视,这一趋势在美国新政府中将表现得更加突出。

美国外交由谁负责?——总统与国会的权力之争

美国宪法没有对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限做出界定 ,这是总统和国会外交权力之争的根源。总统和国会的权力争夺表现为 ,双方都在极力扩大自己权力的同时 ,指责对方“篡夺”了自己的“合法”权力。通过争夺 ,双方的权力都大为增加 ,但在美国外交事务中总统居主导地位。同时 ,他的权力又受到国会的制约 ,其大小由总统个人能力及其与国会关系决定 ,还应视具体外交领域的不同而不同。从历史趋势看 。

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变,印度外交理念中的大国理想和实用主义都在上升。2014年莫迪上台以后,加快推进外交变革,提出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领导性强国"的战略目标,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在实用主义理念下突出外交的"两面性",并加快对外交机制、外交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和升级。这冲击了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原有秩序。然而,未来印度外交还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战略平衡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面临着中印关系竞合同时加强的长期考验。中印两国需要有效管理战略竞争,扩大战略共识,尽快走出当前战略互疑的"陷阱"。

战略考量与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战略考量,在三种思考模式下发生变化。首先是权力思考决定了日本最初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态度,作为贸易大国的日本对海权变化密切关注,担心利益受损,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观望态度。其次是利益思考影响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经过测算,日本认识到"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商机,日本企业不能丧失机会。第三是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也基于外交思考,特朗普退出TPP让安倍十分失落,主要国家就"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对安倍也是一个刺激,而安倍也试图在中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总之,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开始转变,在保持谨慎的同时,通过有条件的支持,谋求权力、利益和外交上的好处。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钟摆交替——苏东剧变20年来美国对外思想脉络

新孤立主义、民主和平论、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小布什主义以及正在形成的奥巴马主义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主线。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民主和平论、新干涉主义以及"巧实力"与多边合作思想,对于理解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对外政策意义深远;而新保守主义是对小布什政府具有最大影响的外交指导思想。通过梳理苏东剧变后20年来美国对外思想的脉络,可以看出,虽然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思想不断调整,但维护美国单极霸权的出发点没有改变。

作为权力博弈的工具——论礼宾礼仪的一种隐性功能

外交关系中的礼宾礼仪非常重要,但因其较强的操作性往往受到学者们的忽视,现有的学理研究并不充分。文章对礼宾礼仪的基本功能进行梳理,如国家利益的服务者、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与和谐交往的润滑剂等,并着重分析礼宾礼仪作为权力博弈的工具这一功能。礼宾礼仪中的各种仪式、位次先后等反映了对权力的承认与尊重,决定着权力的等级体系,象征性地体现权力的大小与强弱,由此,外交关系中的"礼宾礼仪"之争背后包含了权力的争夺与较量。随着外交关系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礼宾礼仪直接导致冲突的可能性变小,但并不意味着国与国之间没有通过礼宾礼仪进行的权力博弈,而是博弈的方式更加柔和与隐蔽、丰富与多元。

清代的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清廷的外交礼仪冲突就不断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源却是中外国情、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不同。毋庸讳言,中外交往之初,清朝统治者严重存在着唯我独尊的高傲心态,自以为天朝上国,决无国家平等的理念,更不可能采用平等的外交礼仪。这些无疑是错误的。但是,清廷所坚持的,往往是与本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相一致的外交礼仪与规矩;而外国方面则不同,它们的外交礼仪要求,虽然有些符合近现代国家关系平等原则和外交惯例,但也有一些则完全违背了其本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礼仪惯例,暴露出资本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炮舰政策的侵略本质。

社会资本与外交转型:嵌于全球关系网络的中国崛起之路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网格状世界"之中考察中国外交转型,需要具备一种关系性思维,将"联结"本身视为一种比权力更加重要的战略性外交资源。当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外部的战略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传统外交渠道与新型网络共同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实力支撑。长远而言,中国影响世界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提升在关系网络中汲取、动员外交资源的能力。在东亚地区,评估中国蕴含的社会资本存量,可以从宏观—微观、结构—认知维度明确中国外交的进取方向。新时期的外交改革需要致力于将信息、信任与信念深植全球体系,立足社会性连带,构成可持续性战略崛起。

外交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

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外交价值观成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突破某些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制约的重要指导原则。中国外交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思想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有机结合。中国外交价值观的基本脉络是:以"文明多元"为基本出发点,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原则,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实践途径,以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目标。中国外交价值观提升了中国的道义感召力,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促进更为合理的国际话语体系及国际秩序的构建。

戴高乐的平衡外交战略思想初探

戴高乐不但是法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世界外交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战略家。在戴高乐的所有政绩当中,他的外交战略思想可以说是最精彩、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事实上,戴高乐外交战略思想的最显著特征主要是体现了其"平衡"的战略思想。

中国外交软实力的强化:以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为路径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实践因此深受软实力和国际法的影响。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沿着国际法基本范畴的逻辑强化中国的外交软实力,有助于中国对外承担大国责任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增强了国际法的人类主体性以及国家的主体间性。在本体论和运行论方面,中国外交软实力将依赖于其国际话语权、国际造法能力以及国际争端解决能力。国际法的原始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国际政治在外交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在国际法和大国政治互动的基础上提高全球治理能力,也成为中国外交软实力强化的前提和基础。

中土关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中土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史,尤其是1971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尽管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并不十分顺利,但总体上取得了较大进步。进入21世纪后,两国都步入崛起阶段,双方开始从战略的高度审视相互关系的走势。本文通过回顾中土关系的历史,梳理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展望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