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ercising Government Power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In celebration of the 55th founding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ory goes back to October 24, 2003 when Xiong Dem-ing, a woman living in a poverty-stricken village in southwest China, was on herway back home with a sack of pig feed on her shoulder. She happened to meet Premier Wen Jiabao, who was visiting her village in Yunyang County, Chongqing

以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距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仍有差距。未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事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政府间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问题,是影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的核心因素。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须以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在明晰划分和配置政府间事权、事责、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撑。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权利与权力之关系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之一,达成了法律或法律规定的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既是权力实践的合法性来源又是其目标和边界的“正统共识”。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课程中以治理术为主题,从不同角度对知识与权力之关系做了系统分析,展现了权力与权利、治理与法律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颠覆了上述共识。他在梳理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治理史的过程中,一方面论证了国家和个人的主权权利是在具体的权力机制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强调,从管治到纪律再到生命权力,治理术的构成和变迁是一个以不同方式对权利和法律进行殖民的过程,并且因知识的掩饰,这些殖民机制愈发隐蔽。在对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上述揭露后,福柯并不反对治理,只是反对过度治理,也不主张返回正统的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而是强调建构“新的权利”。这一新权利就是“批判”,即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揭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呈现理性是如何成为支配人的治理机制的。福柯的灵魂深处闪烁着积极的“怀旧”之光,公元前后斯多葛学派的“自我治理”与二战后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是其光源。

比例原则规约算法行政的法理基础与路径

算法行政存在边界。权力制约与损益均衡是比例原则规约算法行政的法理基础。以政府对数字接触追踪技术的应用为分析对象,发现存在违背比例原则的算法行政实践样态,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不当联结、对公民造成非最小损害以及公共利益与个体损益的比例性失衡。为此,需要从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维度对算法行政进行比例原则规约,明确算法行政的目的及其边界,坚持最小必要原则,实现目的与手段均衡,以确保算法行政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乡村典型治理何以何能?——基于Z村典型治理过程、动力与模式的考察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乡村典型涌现,地方政府偏好使用“典型”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但是,地方政府这种偏好缺乏深入的微观理论解释,而Z村则为之提供了一个解释性范本。基于实地调查,从动态观察和府际关系、政社关系角度分析了乡村典型治理的过程、动力与模式。研究发现:乡村典型治理历经了“发现—塑造—扩散”的过程,反映了背后存在的中央政治引导、地方竞争运作、精英策略选择以及基层主动配合四大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在政治压力下形成的府际间、政社间合作典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基于科层制度、辅之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带有运动式治理特征的混合治理机制,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以点带面”示范作用,但也需要警惕其实施过程中的异化现象,避免“以点代面”。

北极理事会中非政府组织的贡献与制约

非政府组织满足了全球治理的功能性需求,但少有研究涉及非政府组织在北极理事会中的角色。虽然主权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北极理事会内部,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不同类型的观察员的地位均被平等地框定。对北极理事会中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对同为观察员的我国有借鉴意义。通过对国际文件和实践的分析发现,作为认知共同体的非政府组织为提升北极理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作出了突出贡献。非政府组织还促进了北极理事会内部各行为体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提升了北极理事会的外部形象和世界影响,从而加强了北极理事会的有效性、功能性和制度正当性。但不断俱乐部化的北极理事会也通过协商一致的决策模式和控制观察员的准入方式,维持了北极国家在北极理事会以及北极地区的高权力等级和核心利益。北极理事会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变动时期,我国应客观认识非政府组织在北极理事会中的角色,制定参与北极理事会工作的具体策略,以提升自身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能力,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

非政府组织对南极环境决策的影响路径与中国因应

环境治理既是南极国际治理的核心议题,又是各国锚定参与南极事务的关键目标之一。纵观南极环境决策机制,既有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CEP)以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等南极条约体系制定机构的引领,又有南极旅游组织者协会(IAATO)等活跃在南极的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以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国际性的优势在制定行业规范、供给科学知识、参与议题设置、强化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独有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南极环境决策机制的透明化和民主化。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我国在参与南极环境治理时应辩证看待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既要关注其在南极造法进程中的重要贡献,又要警惕非政府组织“政府化”和“唯资本化”倾向对我国造成的扰动。此外,我国要以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为纽带加强同非政府组织在科学层面的合作,同时鼓励并引导国内社会组织参与南极事务,不断提升在南极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

“自然权利”与“社会权利”——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之辩

西方古典自然法学派遵循《大宪章》开创的尊重个人基本权利的传统,详尽地阐释了个人权利中的“自然权利”,也就是在不存在政府权力的自然状态下人人生而具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传统上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其中的自由权最终涵盖了在不损害他人自然权利的前提下基于自身意愿行事的广阔领域。政府权力只能承认和保护自然权利。由于政府权力的运用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效果,人们并没有像古典自然法学派呼吁的那样把政府权力的适用严格限制在保障自然权利上,而是允许它创设与自然权利相对应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赋予个人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取得自己所意愿的法律状态的权利。这种创设行为不仅不能侵犯传统的三种自然权利,还需要做到公正、平等地对待不同社会群体。厘清以上复杂的关系,不仅具有法理学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政府权力市场化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的调控者和参与者。政府权力的行使是实现民生和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但存在自利属性和权力市场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投资行为的越位、经济角色的错位、公共产品供给的缺位。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制度供给不力或不足,使政府较容易利用掌握的公共行政权力谋取利益。经济法因其法益目标和干预手段的特殊性,天然地具有对权力行为进行调适的能力。故而,在考量和整合多重利益范畴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经济法规制策略,是克服政府权力市场化的可行路径。

权力与信任:基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考察

中国农村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制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但是,由于缺乏行政隶属关系,实际上前者的这种垂直权力结构在乡村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垂直与平行相交的权力结构,即包括街头官僚、乡村精英、权威人物、能人等几种权力主体的模式。在这种权力结构模式下,虽然他们处于中国权力体系的最末端,但是却在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搭起了一座通向信任的"桥梁"。因为他们掌握了其他政府组织或群体所不具备的获取村民信任的特殊资源———能力、威信和依附。在这种权力结构与信任资源获取方式共同影响下,中国乡村社会中"权力-信任"关系也表现出"强权力-强信任"、"强权力-弱信任"、"弱权力-强信任"和"弱权力-弱信任"四种特征。

我国社区矫正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其在我国试点实施已近5年,但实施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目前,构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长效机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完善社区矫正立法;统一刑罚执行权;加快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培育,加强民众社会责任感;加强对司法所的人、财、物保障以及强化农村社区矫正力量等。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权力的角色定位

由农户自发成立自主协会来完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践中需要满足严格的社会条件。只有在村庄社会积淀有足够的信任感和凝聚力且具有较强社会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有效消除"搭便车"现象。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低及传统社会关联被严重削弱,现代社会关联尚未完全建立的现实条件下,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仍需强化政府职责,赋予政府权力以积极的角色定位。

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分权体制——兼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

本文认为 ,所谓分权体制 ,其精神实质 ,并不是国家权力配置的具体模式 ,而是将国家治理权划分为几种基本形式、分别赋予不同的国家机关来行使 ,以防止因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权力腐败。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不同 ,分权体制的具体模式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主权与国家治理权相统一的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主权 。

论应对“危机型”突发事件的代替性策略——“必需之法则”

"危机型"突发事件的本质及法律本身功能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无法解决非常状态下"法律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必需之法则"可以作为应对"危机型"突发事件的代替性策略。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必需之法则"是由社会危机的极端性、自由裁量性、不受法律约束性、事后公开说理性等六个要素构成。它的理论价值在于能够增强人们对宪法长远的信仰和对法治的忠诚,能够防止集权主义有效地解决"危机型"突发事件,能够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解决危机。"必需之法则"可以与法律主义相互补充,作为我国政府应对极端危机事件的方法,也可以有效提升公民在社会危机发生过程中的公德,克服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冷漠、怠责与怯懦。

金融监管权控制的法学之维

行政法与经济法相异的权力控制理论对比阐明,金融监管机关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两种权力性质与内容的差异使得在控制两种权力方式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应该用不同的理论来同时控制金融监管权,应当尝试兼用两种不同的法学理论路径对金融监管权力控制问题作整体性的全新解答。

政府权力、体系重构与社会资源配置

政府权力空间配置制度作为政府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对于社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利益平衡具有突出的作用。现行政府权力空间配置制度在政治、政策、经济和区域层面的缺陷为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提供了可能。在政府权力空间配置制度的空间构成基础、组织结构以及治理范式转换的宏观背景之下,有必要通过公共服务的地方分权,优化权力配置空间格局以及整体性治理理念的引入破解困局。

福柯如何对待马克思?——一项环视学的尝试性探索

福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我们的问题是:福柯如何对待马克思?作为一位西方思想的叛逆者和创造者,他努力把马克思从当时法国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文章主要以《监视与惩罚》为例阐述福柯如何扩展了《资本论》关于"协作"的思想,借此发展战术、战略、权力、革命、治理术等概念,从而形成其自己的学说。与此同时,我们尝试性运用基于边沁环视监狱的环视观分析这些概念。环视观可能从建筑空间、社会空间过渡到理论空间。这意味着一种"理论环视学"是可能的。

利益清除中的政府回归——基于公共性重塑的讨论

利益集团是政治的一部分,但与政府的价值分离。在利益集团捆绑政府之后,基于公共性之上的制度一定会被扭曲,而扭曲的公共政策就难以获得普遍的支持。现代政府必须避免为利益所俘获,在政府与利益分离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分离。在此基础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经济利益进入市场而不是进入政府,让社会利益进入政治而非政府过程,从而切断政府过程与利益过程中的权力利润交换渠道,优化公共政策途径,重新塑造政府角色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