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的错位与回归——以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为切入点

法官在个案中作出解释是法律解释活动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司法活动复杂性的客观需要,是消除我国司法活动中诸多弊端的有效措施。要保障法官在个案中作出法律解释,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并为法官独立审判提供良好的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统一解释,是维护我国法制统一的需要,是法官在个案中寻求权威性解释的需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的体现。可以考虑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设置大法官会议,按照严格的程序,专职作出统一的法律解释。

论中国法官的个案法律解释权

虽然中国法律实践中默许法官享有个案法律解释权,但法律上并未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且主流观点不支持法官进行个案法律解释。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有必要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严格限制,使之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行使。

论事实作为法律解释权的对象

事实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或者发生的事情,同时又是被人感知和赋予人的意义的客观存在,是被主观化了的客观的动作、过程或者状态。司法过程中,法官根据法律对案件事实进行加工,提取出法律事实,并进一步阐发法律事实的法律意义,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法官的这些活动是法官通过行使法律解释权而进行的,事实因而成为法律解释权的对象。

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

我国法院尽管不以宪法作为直接的裁判依据,但法院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还是为合宪性解释提供了相当大的存在空间。立法具有一般性,难以顾及社会生活的诸多特殊之处,因此难免在适用时发生个案裁判不公的问题。法院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会在裁判中对法律进行文义转换,或者放弃对法律的通常解释而选择一种不常见的解释方案。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合宪性解释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不赞成司法裁判直接援引宪法,但裁判过程中对法律文义的转换或者解释方案的选择,在客观上需要法院以宪法作为论证依据。诉诸宪法毕竟要优于诉诸公平正义的抽象观念。通过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转换为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合宪性解释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宪法上的控制,有助于裁判的规范化。合宪性解释还能弥补我国合宪性审查体制的制度性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