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基于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

随着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国方略。基于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属性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态体系,两者的有机结合决定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前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战略的统一,必须从根本上把握好世界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国战略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内政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外交上,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引领世界向着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方向前进。总体而言,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外交逻辑,既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属性,也要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处的生态体系,在此基础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异化与制度化:现代大学学术权力审思

学术权力来源于高深知识与学术自由,是大学组织的原生权力和基础权力。落实学术权力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题中要义。当前我国高校学术权力偏离原始价值追求,存在诸多异化问题,主要表现为高深知识生产功利化、权力关系依附化、权力运行同盟化、学术利益本位化等。为消解学术权力异化困境,有必要从权力行为、权力组织、权力运行规则及权力监督四个方面展开制度化路径探讨,建立学术权力四位一体的运行规范体系。

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开发的制度化保障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与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息息相关,从制度上保障民族传统体育开发意义重大。目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一定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制度上给予保障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开发。经过分析,文章指出民族传统体育开发应遵循4个原则:文化传承与创新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区域开展原则;重点发展原则,提出民族传统体育开发应构建与完善的6个保障体系。

利益、观念与权力:制度化的三重视角

制度化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用于描述客体获得制度属性的过程或相应状态。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对制度化尤其是它的过程与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益、观念、权力成为分析制度化的三重视角。基于利益的制度化研究是从理性人假设出发,探讨利益协调、利益冲突及其具体方式对于制度化的影响;基于观念的制度化研究是以话语等观念性活动的分析为起点,凸显规范性观念或认知性观念对于制度化的因果性;基于权力的制度化研究则着眼于主导性权力的制度设计、执行、合法化过程,或不同权力主体的斗争,分析不同的权力运用方式如何推动制度化过程。当然,任何制度化进程都不是单一机制的结果,而是多种机制的综合运用。

农村权力结构的断裂与制度化弥合策略

农村权力结构意指村庄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分析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应从正式权力主体内部、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主体之间两个层面展开。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权力结构制度化试错和多元权力结构形成的交叉时期,权力结构的制度层面出现了严重断裂。为此,必须推广"两票制"与"二选联动机制"等制度创新以调整村"两委"关系;建立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制度化"治理"机制,广泛吸纳非正式权力主体参与,共同管理村级公共事务。惟此,农村权力主体间才能和谐相处,才能在同一场域中实现共生。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纵向配置:制度困境与变革思路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涉及一国权力配置的原则、制度、方式等一系列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所呈现的不规范性、非制度化,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找到中央与地方间集权、分权的合理均衡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民主、高效、充满活力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系。

农村权力结构的断裂与制度化弥合策略

农村权力结构意指村庄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分析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应从正式权力主体内部、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主体之间两个层面展开。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权力结构制度化试错和多元权力结构形成的交叉时期,权力结构的制度层面出现了严重断裂。为此,必须推广"两票制"与"二选联动机制"等制度创新以调整村"两委"关系;建立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制度化"治理"机制,广泛吸纳非正式权力主体参与,共同管理村级公共事务。唯此,农村权力主体间才能和谐相处,才能在同一场域中实现共生。

论文化对国际制度创新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制度创新的基本目标是使制度更加体现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认同与价值观念,更加促进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文化作为一种共有观念,对于国际制度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作用通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全球集体认同,或在地区层面建构制度创新的共识等方式表现出来。通过文化与权力的结合、文化与利益的结合,并通过国际社会的长期实践,在一定的危机或者偶然因素的促动下,文化就有可能实现制度化,推动国际和地区的合作进程。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权及其制度化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法律解释权的制度化旨在建立起DSB法律解释权的完整制度,同时也是对于DSB"司法造法"为标志的WTO司法能动主义倾向的一种制度回应。DSB法律解释权的制度化应立足现实需要,确定制度理念及原则,明确制度要素与模式,界定DSB法律解释权的内涵。在未来谈判中,应将DSB法律解释权制度纳入DSU体系。

基层政权的公共性建构:一个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公共性贯穿于基层政权建设,有两层含义:一是关系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二是关系政权性质的社会基础。历史上看,现代政权建设和公共性建构未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把公共性作为实现国力强盛的手段,基层政权建设可以着眼于资源汲取和社会动员及控制能力,这必然构建与社会的支配和庇护关系;把公共性作为实现平等公民权的目的,基层政权建设只能着眼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福祉的公共性质。所以,如何建构基层政权的公共性,涉及政治逻辑和权力性质的转变。换言之,关于基层政权建设的讨论,需要置于其公共性建构的历史发展逻辑和现实发展基础之上。

涉外刑事庭审语境与口译员角色困境

在中国大陆刑事庭审的语境中,法官(尤其是审判长)是掌握最多话语权的人。在涉外刑事庭审语境下,口译员参与了法官对庭审的控制,话语权力分配结构发生了变化,客观上存在与法官分权的现象。文章通过对中国大陆涉外刑事庭审语境下口译员分权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分析其角色对庭审语境物理、社交和心理世界的影响,探讨其角色定位的历史和体制的樊篱,揭示法庭口译员所客观面临的语言、法律和道德困境。

中等强国集团化的理论研究——发展趋势与中国应对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态势日趋明显,一批实力显著、"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超越国际多边机制,就共同的利益关切加强协调、拓展合作、推动联合,在合作领域、层次、形式上组成制度化的中等强国集团。它们在改善全球治理、激发经济活力、推动体系革新方面着力重组国际规则、重构力量格局,进一步拓宽了中等强国的外交范围,有力地提升了话语权和影响力。本文认为,对中国而言,中等强国集团化既是机遇,但也形成某种压力。中国应该加强与其的沟通和联系,在合作框架中寻找共同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挑战最小化。

社区公共权力:理论框架、现实问题及其对策

在我国 ,社区建设首先是从权力的配置和再优化展开的。应该说 ,这也是一个针对社区公共权力再划分的制度化过程。文章在总结相关理论构架的基础上 ,探讨了社区体制改革与社区公共权力的制度安排等相关问题。

区(县)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象征性执行的悖向逻辑分析:以A市Y区为例

区(县)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对约束政府权力,促进县域治理、强化基层廉政建设意义重大,但A市Y区政府的个案研究显示,区(县)政府在权责清单制度执行中时常有复制、简略及观望等策略选择,显现出明显的象征性执行状态。区(县)政府象征性执行状态彰显的是权责清单制度执行形式化中对旧体制惯习性依赖的体制化机理,并可归因于柔性政策生态下惰性心态与劣质政策生态下任性心态相持的悖向性逻辑。为此,在反身性视野上处理好执行心态与政策生态关系,并以超常性魄力摆脱惯习依赖乃当前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执行困境的关键破局点。

网络平台权力:内涵、制度化路径与规制

网络平台权力是平台基于社会需求和自身发展,通过资本、数据、技术等权力资源,借助规则制定、技术运算、裁量判定等权力工具,所形成的具有影响、控制、强制能力的势态。网络平台通过分散资源整合、规则制定与认同、权力工具运用、权力机构设置和权力再次调整与分配实现权力制度化。当网络平台权力的扩张阻碍生产力发展、侵害公众利益且难以克制自身脆弱性时,就需要其他权力的介入,并进行规制治理。而规制的重点在于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制约和平衡。

权力制度化的难点及法律思考

权力制度化的问题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大局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及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权力制度化的场域由三个层次组成,即法律体系、权力结构和民族性格。这三个层次在现实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给实现权力制度化造成困难。应通过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普遍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法律途径,保证权力制度化的实现。

主权信用评级监管困境与信用评级机构的权力制度化——兼论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截至2018年初,金融危机已过去近十年,信用评级机构仍然是全球许多国家公共政策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信用评级机构及其主权信用评级置于国际经济治理和市场监管的背景下,分析评级机构市场权力的来源,欧美监管改革的路径和监管困境,结合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对主权信用评级价值异化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演变的社会基础与变迁逻辑

六十多年来,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的构建与探索经历一元化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二元化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和多元化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下,影响高校内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变迁的宏观因素包括经济体制、集权政治体制以及"官本位"传统观念。机制呈现强劲的路径依赖色彩,但关键节点的出现推动了制度变迁。破除路径依赖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制度行动者对制度变迁的宏观影响因素和高校内部治理现状的深刻认识以及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机制化的原因——一种体系层次上的分析

1970年代后半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由国际论坛向国际机制的转变,形成了日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基本框架。这主要是当代国际体系三个结构性变革推动的结果。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导致国际国内政治界限的模糊,美国霸权相对衰落之后带来的"霸权后合作"问题,经济国际化对官僚制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