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命题的博弈特征与法律实效主义

科斯的方法特别强调相互性,从而导致我们从总体的角度看待法律问题。交易成本是法律经济学的关键词,交易成本主要来自于策略行为,所以现实中的科斯命题放在法律博弈论框架下会得到比较好的理解。纳什均衡的自我强制性为法律实施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由此我们初步提出了法律实效主义大纲。

论法治实效

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中国法治建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效的一条重要路径。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

法治评估理论的跃升空间:实效法治观与我国法治评估实践机制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对于法治状态进行现实测量的研究持续发酵,法治评估从应然层面的证立命题已经变成鲜活的生活事实。当前学界对于法治评估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规范法治观",在思维方向上坚持薄法治与厚法治的二元分析框架:薄法治思维得之于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失之于内容的良善或正当性;厚法治得之于具体语境的考量,失之于法治独特意义的殆尽。两者困囿于"法治是什么"的理论罅隙中难以自拔,忽视了法治实施的具体语境和制度环境,影响了法治评估的效能发挥和长效实施机制构建。"实效法治观"的提出,有助于消解薄法治与厚法治的理论鸿沟,着眼于现实世界的法治运行和实施效果,克服当前法治评估实践中的形式主义、工具主义困局,为当前面临转型的法治量化评估提供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方法论基础和实施机制,推动法治评估成为检验法治实施效果的可行机制、反馈机制,迈向本土化的转型道路。

司法透明评估的大数据方法研究

当前司法透明评估仍面临着主客观指标失衡、评估方法与技术局限以及评估结果存在实效限度等疑义,如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实验即存在抽样小样本数据测量误差、司法条数据限制、不同数据间信息整合度低、难以有效挖掘司法数据背后所蕴藏的运行规律及价值信息等问题。大数据时代给以司法透明指数为代表的量化法治评估实践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大数据的巨容量、快速度、多样性、价值性等特征能够解释司法运行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内在关联,辅助于决策分析和未来指令型规划。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面临着思维变革、社会变革和方法论格局变革,一方面既需要回应民众的司法诉求,实现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应当厘清司法公开的社会机理,提高司法实施成效和决策水平。同时也需保持谨慎而谦抑的态度,洞悉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理论限度与现实需求,提升智能化管理的实效,增进民众的法治获得感。

法学知识的跨国旅行——马建忠和19世纪末的法国法学

清末名臣马建忠1877年到1879年间留学法国,在自由政治学院和巴黎法学院学习,并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在他阐述自己法律观的重要作品《法律探源》及其他一些文本中,马建忠表达了自己对实用主义哲学的青睐、对家长制家庭的维护和一种多元主义的法律渊源观。政治学院的考试和授课记录说明政治学院为他提供了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灵活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训练。法学院中天主教自然法对以巴黎为中心的立法至上主义的挑战则为马建忠提供了多元法律渊源、超越法律文义的解释方法,以及一种保守的天主教价值观。马建忠在19世纪末的特殊时刻,置身于法国法学革新和政治变革的中心,在拣选和理解不同理论时表现出了高度的洞察力。他对法国法学知识的移植证明,当时前往国外学习的中国青年精英带着强烈的批判和自主精神。

实效主义的法治理论——以皮尔斯的哲学为中心

实效主义哲学理论源于美国,并以哲学家皮尔斯为杰出代表。实效主义不同于实用主义、实践主义,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包括将人视为目的、关注实践哲学、坚持实效与工具的统一、以探效逻辑为推理模式四个方面。以实效主义哲学为基础,提炼出实效主义法治理论:法治是一项"以人为本"的事业、法治应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法治建设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实效主义法治理论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法治建设而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其有利于破除盲目信仰法治、法治万能观、法律形式主义、机械司法论等错误观念,培育更为理性的法治观,从而促进法治中国与法治社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