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伦理解释论

刑法解释问题的关键是依照什么价值原则和指导思想来理解和适用刑法条文,对此,迄今为止的各种刑法解释理论都没有给人们以正确、简单的指导。本文提出的“伦理解释论”认为,最好的刑法解释应当在刑法文本用语的最大含义范围内选择、适用最符合公众善恶观念的含义。“入罪解释论”和当下流行的“出罪解释论”都是荒谬和错误的。与“合乎伦理地解释刑法”相比,由谁来解释刑法、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刑法并不重要。

善恶价值判断与和谐社会建构——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奥德利夫人的秘密》文学伦理学批评

惊悚小说《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的伦理道德书写受到维多利亚时期学术界的猛烈抨击,一个世纪后学术界重新评价该小说,推翻了先前的定论,肯定了其文学伦理价值。这部小说以一个贫家女子海伦·马尔东僭越贵族阶层界线,试图通过隐藏身份和婚姻的途径来改变命运,但在私家侦探罗伯特·奥德利穷追不舍的调查下,其身份悬疑被侦破,最终被送进疯人院囚禁起来的惊悚故事,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悲剧机制、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性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以结果论善恶”的道德观。尽管该小说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但其追求幸福的伦理道德书写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普遍性,因而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当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形成了以文史为鉴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宋史》论赞评析

“论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史论形式。《宋史》论赞是元史臣对宋代历史的一种考察,一种“盖棺论定”,而这种考察和盖棺论定是以统治者获得资政启示和进行教化为主要目的,其着眼点集中在一代成败兴亡的教训、总结典章制度的得失和褒贬历史人物的善恶上。《宋史》论赞以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为圭臬,但运用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研究方法把握宋代历史兴衰治乱规律,和继承中国历史编纂的“直书实录”的优良传统,是《宋史》论赞的突出特点。

论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特点

传统史学在自觉发挥其经世致用功能的同时,呈现出一系列具体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史为鉴、彰善瘅恶、将施有政和歌功颂德等四个方面。以史为鉴,乃忧患意识使然,旨在找寻历史的存亡之术;彰善瘅恶,重在发挥史学的道德批判功能;将施有政,是倡导以史资政,为现实政治提供励精图治之方;歌功颂德,是要借助于史学的颂扬,以确定其具体王朝的历史地位。

民俗故事中的精神

中国民俗故事反映了各民族的精神风貌,概括起来,1.天人合一的精神,即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互助互生;2.惩恶扬善的精神,体现了儒家仁孝的思想;3.除旧更新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淘汰陈旧落后的东西,生长新的风俗习惯,与时俱进。

“抵制”逃离“再生产”?——威利斯和吉鲁的批判教育学分野

“再生产理论”开创了批判教育学的新视野,却因忽视了个人能动性而使批判教育学陷入了结构决定论,以威利斯和吉鲁为代表的“抵制理论”应运而生。两种“抵制”都能洞察到教育的压迫,但威利斯的“抵制”不追求社会正义,属于“自寻失败的抵制”,吉鲁的抵制以解放为旨归,属于“转化的抵制”。威利斯的“抵制”以学生为主体,以反智拒学的方式,追求及时行乐与身份认同。而吉鲁的“抵制”则是一种以教师为主体的文化斗争,通过对学生读写训练最终跨越边界。教育具有善恶二重性。批判教育学发现了教育之“恶”,而威利斯发现了抵制“恶”的可能,但“抵制”却否定了教育本身,也未能走出“再生产”的宿命。吉鲁以“善”的教育抵制“恶”的教育,肯定了教育的价值,保留了转化的希望。

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实录”意涵及其现代意义

“实录”是中国史学传统中的重要概念 ,最早见于两汉文献 ,指司马迁史学的特点之一 :即史文之“直” ,史事之“核” ,史义之“不虚美 ,不隐恶”。北朝学者进而指出 :史官的职责“非但记事而已 ,盖所以为监戒也” ,目的是“彰善瘅恶 ,以树风声” ,那些专职记事的 ,则“徒闻后世 ,无益当时”。到了唐代 ,“彰善显恶”的“实录史学”成了普遍接受的观念 ,“实录”也成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核心术语和概念。“作者性”和“当世性”是“实录史学”的核心。它的首要意涵 ,不在于“过去”的“记录” ,也不在于对“过去”的学术研究 ,而在于一种“当世”精神 ,一种能令其在“当世”呈现“彰善显恶”之意义的精神。然而近代史学对此却多持贬义 ,以为史官之笔 ,不当有主观之评断涉入。传统史学的“实录” ,同时兼赅“真实”与“现实” ,近代史学则重视对“过去”的学术研究取向 ,强调的是“过去的真相”而非“现在的真相”。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在近代史学中被遮蔽了。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是两套不同的史学世界 ,回归传统史学是当今需要的大方向 ,强调“当世”意涵的“实录”在史学或编史学 (historiography)中被彰显出来的要义 。

先秦两汉时期司命神的文化考察

司命神在先秦两汉时期是主管人的生死、寿命和命运的神祗,它是官方与民间共同信奉的神灵。由于星占学的影响,司命神在汉代被进一步人格化,同时司命神被赋予更多的神性职能。司命神执行诸多职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劝勉人们诛恶行善,而民众信仰司命神多是为了求得延年益寿或消灾免祸。

善恶爱憎:评司马迁的褒贬笔法

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一首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本文分析评述了太史公表达善恶爱憎的几种最主要的褒贬笔法,诸如于序事中寓论断,行文中随事评判,传后论赞等等,认为这是太史公史笔的突出特点。

人性的善与恶——论《三体》中的国民批判性

《三体》作为新中国科幻小说的扛鼎之作,在硬科幻的核心下实则包裹着作者对复杂人性的解读与隐喻,刘慈欣吸收自鲁迅以来的国民批判笔法,在新时代将其扩展到宇宙的宏大图景中,通过将人类社会置于末世的特殊场景之下,从而展现人类的道德底线和残酷社会法则,也正是成功将科幻与人性批判完美融合,《三体》才能激荡起别样的美学风格,透过民族达到世界性的共同心理认同。

“清官情结”文化探源

清官是中国戏剧中的类型人物。宋元至今,清官戏大量涌现并不断演绎,形成了中国戏曲源远流长的“清官崇拜”情结。清官故事和清官崇拜情结何以能被民众喜闻乐见,千载传颂,从文化批评的视阈看这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惩恶扬善的伦理诉求、社会公正的大众期许以及英雄神话的文学位移的结果,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鹿邑老子与两个金瓜传说研究

在圣哲老子的故里河南鹿邑,至今流传着老子与两个金瓜的传说。该传说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惩恶也是为了扬善。另外,李耳种的瓜籽结出金瓜,而张暴种的瓜籽先结出金瓜又变成纸灯笼的故事情节,则表现了鹿邑民间对上古万物互通互化观念的创造性继承。小故事,大道理,其文化价值、思想性和现实意义都不可小视。

伦理视野下的西方文学人物类型

聂珍钊教授在其新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提出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观点为我们研究文学人物提供了理论支持。从伦理的两极也即善恶的角度观察,西方文学中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可以分为善恶分离、善恶交织、善恶逆转和成长完善四种类型。四种类型的人物既丰富多彩又各有特点,共同向读者展示了从其他批评视角看不见或看不清楚的另一种风景。

试评《天使在美国:千禧年降临》中的善恶观

《天使在美国:千禧年降临》涉及宗教、政治、种族、疾病等重大话题,其影响具广泛性及深刻性。剧中男同性恋者的政治意识的伦理论争让伦理中的至恶或至善的主题成为争论焦点。剧中角色所体现的至恶之伦理遭受摒弃,而至善之伦理积极占据上风,并体现净化与教诲的功能,使得文本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伦理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