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嗟白日依山尽,且看黄河入海流”--张国光先生先秦文史研究的学术特色及其启示

张国光先生因其关于《水浒传》《红楼梦》和明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等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特有的争鸣论辩风格而闻名当代中国古代文史学界。事实上,崇尚"博览宏通"的张国光,学兼文史,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终生不减的学术热情,对于古代中国的文史典籍几乎都有兴趣。其中,对于先秦文献尤为重视。张先生关于先秦文史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炎黄文化与孔子思想评价""屈原与楚辞研究""《学记》评注"等方面。通观张先生先秦文史的研究成果,虽然所涉及的内容颇为广泛,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能领悟到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和研究方法上的某些共同特点,并且能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围绕着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主旨命笔"的学术精神;二是,坚持"两分法"方针以"去粗取精"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探索创新"的治学态度。

吴越不用车兵补论(上)--从吴越两国之特殊性入手

历来绝大多数学者将先秦时期吴越两国不行车战的原因归结为地理因素,认为这源于南方多水路,故无法实行车战,这固然有一定道理,却无法解释当吴越相继北上称霸后在战争中依然不实行车战等现象。单从地理角度解释似乎忽略了吴越特殊的社会结构,笔者以为两国无实行车战之贵族基础,而这又与其完成国家化的特殊进程息息相关,文章试图从这一角度给出有别于前人的解释。

先秦权力来源及正当性的法哲学分析--基于先秦法律思想史视角

长期以来,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因囿于人物史而忽略了法律制度背后的哲学与逻辑基础,从而导致了对中国古代礼法体制法哲学研究的始终缺乏。考察可见,早在中国先秦社会便具有了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秩序建构,即先秦社会广义的法律体系,而“天命思想”则是先秦法哲学的思想根源,作用于礼制和法律的建构以及执法和司法的各个层面,是执政者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基础。

沈长云先生在先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先秦史研究领域进入一个思想解放、鼎故革新的阶段。沈长云先生伴随这一历程,通过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独具一格的学术视野和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对先秦历史的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颇为深刻的学术观点,为先秦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家起源等重要问题上,沈先生既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主张理论与实际结合,同时还结合塞维斯“酋邦”理论和最新考古发现。作为中国古代“无奴派”早期代表性学者,沈先生提出中国古代不同于希腊、罗马,虽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制经济,但并非以奴隶制为主。相比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国古代社会演进道路更接近亚细亚生产方式。我国直接由血缘氏族组织进入早期国家形态,是氏族、部落首领由“公仆”蜕变为统治阶层,这种“家国同构”的权力结构成为帝制时代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基础。在三代族源考索方面,沈先生坚持认为夏代是存在的,且夏族兴起于古河济地区,商族起源于晋中地区,周人、夏人没有族属方面的传承关系,周族起源于白狄。沈长云先生注重古典文献的考订、甄别,他参与点校的《国语集解》是海内外学者研究春秋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录子俞甗与商末周初的历史

河南省内乡县出土录子俞甗的年代应为商末,器主录子俞应即见于商末周初金文的“王子听”“录子听”及见于清华简的“录子耿”,亦即商末周初的著名历史人物“纣子武庚禄父”,而非故址在今安徽六安的子爵录国首领。“录”是地名兼作族名,“子”系指族长而非爵称,“俞”“听”为其私名,“禄父”系其字,“父己”系录子俞的父辈。传世录伯■簋的“录”与出土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应非同一国族,而系位于今安徽六安之古六国,系南淮夷之属,对二者应明确予以区别;录伯■簋的“录伯”与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子”均无涉,应予以澄清;录伯■应非录子听的后人,不可张冠李戴。

网络女频小说中的先秦女性传记书写——兼论网络文学中所见文史关系

相比于架空、穿越式的小说写作,对真实历史人物进行的传记书写,在整体网络历史小说中的体量不大。网络文学中的女频历史传记小说,其写作取径同当代的著作立场互为表里,以书写先秦时期女性传记的网络文学作品为例,比较和观察这类女性传记同正统历史记载、传统历史演义以及当代新历史小说之间的异同不难看出,当代网络女频历史小说本质是融合了历史解读、文学想象和当代女性意识的混合体。在小说书写的过程中,历史成为当代个体试图去“协商”的对象,也是文学想象所力图“征用”的材料,由此让历史题材的女性小说成为映照当代女性“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镜像文本,构建了一种当代与过去独特的对话形式。

前四史先秦两汉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研究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先秦两汉众多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修身自立的先秦两汉人物既有优秀的帝王也有崛起自平民中的优秀分子。修心自信的品质主要表现为“自恃自知,知人善用”“不惧磨难,自知坚毅”。修业自强的品质主要表现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运筹帷幄,沉着冷静”“折而不挠,终成大业”。发掘和弘扬自立自信自强品质,有助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成长,有助于家庭教育不断改进,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历史文化研究——以先秦射礼竞赛为例

通过对先秦两汉88部原典著作的全文检索以及部分甲骨文、金文资料,考察先秦时期的射礼竞赛,并从体育竞赛构成条件———参赛者、裁判员、竞赛场地、竞赛规则、竞赛结果的角度,对射礼竞赛进行了历史梳理和意义解读。研究认为,中国商代已出现射礼竞赛的雏形,至两周时期发展为与当代体育竞赛性质相同的射礼赛会,其兴盛程度不亚于古希腊竞技会,甚至不输当今体育赛事;其人员、场地、器具、规则完备,竞赛组织化程度高,文化教育价值丰富。从儒家哲学思想中提炼出的"以德引争"竞赛观,可以展现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文化特质。

先秦时期齐鲁武术文化研究

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方法,对齐鲁武术的文化特征及其渊源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基于齐鲁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及统治者殊异的经营方略,从而形成因循守成而崇文重礼的鲁文化与务实革新而尚武的齐文化;儒家文化成为鲁文化的核心,对武术的伦理、民族与国家意识培育影响至深;兵学文化是齐文化的精魂,成为武术技击理论探索的渊薮;齐、鲁文化在交流与融合中一体化为独具特色的齐鲁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成为齐鲁武术乃至中华武术汲取理论养分的上源活水。

先秦文献中的“金”和金属概念

对出土及传世先秦文献中"金"的含义进行了考察,表明至晚在西周早期"金"的广义含义已包含红铜、青铜、锡(或铅)等多种金属或金属材料在内,形成了古代的金属概念。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新金属或金属材料的使用,广义的"金",即古代的金属概念的内涵也在扩展和变化。古代金属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的嬗变反映了古人对物质世界认知的进步。

诸子百家对中国古代体育人才认知及现代启示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分析先秦诸子百家主要学派对于体育人才的评价与社会定位。主要结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从各自的学说出发,对当时体育人才的认识各不相同。儒家重德轻力,力士社会地位较低;法家重法轻德,能者被视为无益之民;兵家、墨家以劳殿赏,重视军事体育人才,其总体呈现出时代性、实用性与局限性的特点。对现代启示:体育功能与时俱进;体育人才发展多元化;建立全面的体育人才认知意识。

楚竹书《诗论》在先秦诗论史上的地位

先秦诗论存在着实用主义、政教性文学文本主义和文学文本主义三大传统 ,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诗论》是先秦诗论中文学文本主义传统最典型的代表。

从《墨子》看先秦时期的几何知识

利用《墨子》考察先秦的几何学知识不仅对研究中国早期数学史而且对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初成期的面貌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分析了《墨子》中有关文献所蕴涵的几何学观念和知识,指出它们的范围、性质和特点以及在墨家整个知识系统中的位置。然后利用这些结果和有关名家的文献及上古时代的数学文献等相参照,分析当时存在的几何学知识及其基本性质和特征,并说明当时发展出相互关联的两类几何知识——注重实际应用的算法式几何知识和注重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论性几何知识。后一类知识为认识古人如何从经验知识发展出抽象化、理论化的几何学提供了样本。先秦数学的多元化,与当时社会的激烈变革、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大环境密切相关,是先秦学术和思想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诸子平均思想研究

平均或均平, 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先秦诸子, 关于平均思想有丰富的论述, 是中国古代平均思想的源头。研究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 对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具有启发意义。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 主要表现在主张经济平均、政治平均和社会平均三个方面。社会平均的核心是社会公平。先秦诸子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上, 分为不同的学派, 但在平均思想上却没有明确的思想分野, 这是一种文化共生现象; 它更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服与等级制度

服的本义是迫人做事,服制的内容就是强制摊派劳役和贡纳,并由之形成"人有十等"、"以待百事"式的等级制度。服制具有集团性、稳定性和普遍性。殷和西周内外上下人皆有服,不能将服制窄化为五等爵制和分封制。春秋时期以"初税亩"和"作丘赋"为代表的各项改革在本质上都是用按亩征收实物代替固定劳役和用按乘丘出兵赋代替由族兵承担的卫服。春秋战国经济飞跃的原因不是井田制的垮台,而是服制的瓦解。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 ,“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与公共关系相联系 ,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 ,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 ,然而 ,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 ,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 ,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 ,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 ,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 ,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诗经》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诗经》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到各个时代占统治地位思想或主流思潮的制约与影响,先秦时代置于诗教的宗旨之下,汉代以后笼罩于经学的思想原则之下,二十世纪前八十年中先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后又完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评价它。因而生出很多问题,有的是伪问题,有的则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近二十年中《诗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的研究要进一步从各种旧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要强调学术规范。应该引入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关注点的转变,不断寻找新的情感契合点。根据以往多注重训诂和笼统述论的情况,应将《诗经》研究置于整个先秦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对不同体式分别研究,作断代的研究,按地域进行研究,对作者、作者类型、作家群进行研究,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研究。

徐中舒先生读古史方法的一些启示

徐中舒先生《先秦史论稿》一书是对中国自史前至战国之整个先秦时期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特征的概述,浓缩和代表了徐先生毕生对于先秦历史问题的主要见解。该书中多处谈及古史传说时期的问题,特别能反映徐先生在读古史时的一些方法上的特点。而这与当前古史界在传说时期历史问题上的讨论很有关系,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