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社会支持和社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体育锻炼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检验社会支持和社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机制。方法:对593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进行调查,并采用链式中介作用检验和Bootstrap方法效应分析。结果:(1)体育锻炼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社会支持(r=0.195,P<0.001)、社会自我效能感(r=0.265,P<0.001)和心理幸福感(r=0.283,P<0.001)呈显著正相关。(2)体育锻炼可以正向预测社会支持、社会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幸福感(P<0.001),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社会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幸福感(P<0.001),社会自我效能感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P<0.001)。(3)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社会支持和社会自我效能感在体育锻炼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心理幸福感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包含3条路径,一是社会支持的独立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025,二是社会自我效能感的独立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025,三是社会支持与社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027。结论:体育锻炼不仅可以正向影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心理幸福感,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自我效能感对其产生间接影响。

诉源治理视阈下我国强制调解制度构建:挑战与因应

强制调解应界定为调解程序前置而非调解结果强制。强制调解在理论界论争多年,其强制性与调解自愿性形成的鸿沟难以弥合,诉源治理和强制调解之间耦合为其制度实现提供了正当性和可能性,强制调解有利于将矛盾纠纷分流处置和高效化解,进而实现对诉源治理的因应。但构建强制调解制度还存在法理挑战、适用对象挑战、运作挑战等问题须正视,需要从法理的角度阐释其正当性以打破思想壁垒;明确适用程序和对象以消解适用顾虑;另外还要构建监督机制和优化调解制度进一步为其运作提优,多措并举后方可慎重考虑让强制调解跨越理论和实践沟壑。

法院调解优先的冷思考

近年来,法院调解作为维护和谐社会的一项司法政策被强化,并被推至优先地位。但是,强化调解可能形成义务人无需充分履行义务的期待,导致久调不决的现象发生,降低了诉讼效率;强化调解所营造的使权利人让步的"囚徒困境"会折损诉讼公正,会使人们的法律虚无主义意识蔓延。与此同时,调解优先使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陷入困境,即法院调解优先与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构造相背离,使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无所适从;而且加剧法院调解能力下降与追求高调解率之间的矛盾,并使"强制调解"再次成为司法垢病。为使调解回归应有状态,我们必须尊重调解和审判的特点,消除二者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寻求二者共同发展的契机。唯有如此,才能完善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调解和审判的优势。

对不同类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探讨——基于全国卫生系统信访数据的分析

根据目前我国新出现的一些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结合国外成功的调解经验,总结了第三方调解和强制医疗险两种新的调解模式,以期使这些新的模式在医疗纠纷调解实践中发挥作用。

“调解优先”:政策考量与程序规制——以程序保障为视角的分析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人民法院民事司法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却未引起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关注。笼统地说"调解优先"并不科学,应从案件性质、发生地域、诉讼程序和法院审级等方面进行细化分析。"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容易导致对不顾当事人意愿强制调解的担心,必须采用以当事人对席的方式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依照预测的判决提出等有效的程序保障手段加以规制。

强制调解之法理与实践

自愿性是调解正当化的基础及首要原则。调解自愿原则有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含义,即诉诸调解程序的自愿和接受调解结果的自愿。很多国家在调解启动程序自愿上出现严格解释的倾向,针对某些类型案件进行强制调解的立法与实践,反映出扩大调解适用的司法政策,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强制调解应该受制于程序正当性和有效性的要求。中国近几年也出现了强制调解的立法与实践,为在保护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前提下真正发挥出强制调解的功能,在条件成熟时,应该对强制调解的范围、模式等进行适当调整与完善。

论民事诉讼中的强制调解制度

自愿原则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是其正当化的基础,而调解的功能、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纠纷解决理念的变化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为调解制度带来了强制性契机,出现了强制化调解倾向。从强制调解的理论争点、类型划分以及效果出发对其进行全面的梳理,理性地看待强制调解,从而明确其定位,看到其存在的合理性,看到其在妥善解决特殊类型的纠纷、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所确有存在的现实需要。在我国,现实的形势与任务促使法院不断探索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新措施,存在一定的构建强制调解制度的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往来日益频繁,考虑到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问题,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很有必要。建议在依托现有双多边、区域安排的基础上,构建强制磋商、自愿性调解、仲裁和诉讼相互衔接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同时扩大可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针对不同争端解决程序设计分类化透明度标准,优化仲裁员、调解员选任及其道德准则。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也应主动应对相关问题,具体包括完善国内仲裁立法和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对接"一带一路"争端解决需求,确保投资仲裁裁决与和解协议的顺利有效执行等。

论民事诉讼中强制调解的理性定位

强制调解是随着调解的功能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所兴起的一种具有特色的调解方式,是发挥调解功能的特别考量。强制调解主要包括法定前置型强制调解、裁量型强制调解以及技术型强制调解三种类型。虽然强制调解是一个与自愿调解相对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它否定了自愿原则,需要正确看待它与自愿原则的关系,理性地看待强制调解,并对其正当性进行分析。

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述评及展望

近年来,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在我国蓬勃发展。各地涌现新模式,以福建南平、天津、大庆、广东、山东为典型。当前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因地制宜,在人才团队的完善、法律依据的完善、与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衔接、诉调对接机制的尝试、应急联动机制的健全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经验积累,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继续强化与医疗责任保险的相互扶持、处理好政府领导与市场化运作的关系、建立良好的调诉对接机制。

论我国协商型刑事裁判模式的构建

在我国传统的刑事裁判模式中,法官依靠国家强制力作出裁判,而无须征得控辩双方和被害人的一致同意,这种裁判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的弊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这些弊端无论是对于国家司法权威的形成,还是对于社会纠纷的平息,无疑都是一种致命的伤害。因而针对这些弊端,引入诉讼调解机制对我国传统的刑事裁判模式进行改造,构建新的协商型刑事裁判模式,不失为一个大胆而又富有创新性的尝试。

公安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现有的法律规范对公安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规定不统一、不明确,使公安机关在行政调解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首先应当使公安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统一起来,《道路交通安全法》应当采用治安调解的"或裁或调"模式,而不宜采用"既裁又调"模式;其次对公安行政调解协议具有的效力应当明确规定,鉴于公安行政调解的"或裁或调"模式,比照司法调解协议的效力,考虑到行政效率,公安行政调解协议应当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最后为了对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救济,防止公安机关在调解的过程中出现违法行为,建议赋予公安行政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反悔权,由法院确认公安调解协议的无效。

民事调解中不当调解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民事调解过程中存在不同类型的不当调解,其中以硬性调解和恶意调解最为典型。针对硬性调解可采用的对策有:坚持司法独立原则、科学构建调解考核标准、把握民事调解的内在规律、把调解与执行有效衔接。针对恶意调解的对策有:加强社会诚信教育、加大违法成本、需要法官高度警惕、重视调查案件的事实真相、落实法律救济。

实现小额诉讼与调解制度的“诉调对接”——以T市基层法院小额诉讼案件为视角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微小权益的保护工具,法院及当事人却出于各方面考虑选择调解解决小额争议,这使小额诉讼面临"虚置"的境地。小额诉讼和调解制度基于不同的价值理念而设计,各有优劣,二者也辩证统一。通过对T市基层法院的实证研究,了解小额案件处理的司法现状,以及各相关方的看法,提出在小额诉讼中引入"诉前强制调解",实行"诉前调解+小额诉讼"的模式,全面推行"立案预登记"制,实现二者真正意义上的"诉调对接"。

上海自贸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调解机制

上海自贸区金融业的扩大开放使得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倾斜保护的需要更为紧迫。但是,现阶段我国在立法上尚未确立"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尚未建立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专门制度。在金融纠纷解决方面,有必要借鉴英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调解制度,以建设上海自贸区为契机,构建起对金融消费者提供倾斜保护的强制调解机制。

家事调解的功能定位与制度设计——以厦门地区司法实践为样本

在对我国家事调解进行功能定位和制度设计中,应充分考虑不同法系构建家事调解模式中法律传统的殊异性,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观察,揭示法官对家事调解的角色认知和策略选择,还原家事调解背后情理诉求的同时回归法律视域,展开完善家事调解制度的法律建构,提出我国可选择“诉前分离、诉中合一”的强制调解模式,区分不同类型的家事案件适用不同的家事程序法理,提升调解后的自动履行率,并完善对家事法官的质效考核。

民事调解相关规定及完善

随着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规范调解制度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陆续出台,民事调解成为司法领域的热点。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对法院调解作出了新规定以及变更规定,然而近几年来民事调解在司法实践中仍出现一系列问题,可见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民事调解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应重新审查民事调解的相关原则,强化当事人对民事调解的监督机制,以期完善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

海洋科研争端强制调解程序适用问题

海洋科研在科技领域、军事领域以及经济领域等发挥的作用日渐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涉及海洋科研领域,产生的争端也越来越多。关于海洋科研的争端原则上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争端的一般方式,但其中涉及管辖权的有关争端却排除了有拘束力的强制程序从而适用无拘束力的强制调解程序。但强制调解程序的启动也是有限制的,并且存在强制调解与一般调解的重复使用问题、拘束力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国在发生海洋科研争端时应该积极启动谈判程序、积极签订地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协定、积极开展针对海洋科研的法律执法活动等。

调解率的异化与反思——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分析解读

调解表明双方合意的最大化,具有维权成本低、及时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等功能性优势。过多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反映出调解反悔率高、调解效果异化,与调解制度的初衷相背离,"案结事了"司法功能出现弱化趋势。这种现象既有当事人恶意拖延、逃避执行等因素,也有法院为主导的政策驱动下强制调解的原因。应合理定位调解制度,在司法理念上澄清认识误区。调解既没有颠覆法治规则的危险,也不应将调解率作为和谐司法的唯一表征。在司法考核技术规则上应合理设计,既纠正法官忽视、弱化调解的偏向,又注重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注重调解案件的执行担保机制,加强对拒不履行的制裁力度。

行政调解的法理学思考

行政调解是独立的、正式的、完整的行政行为,从其性质上讲,它是一种行政法律行为。应将行政调解这一非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纳入行政法学体系,承认其客观存在,让行政调整在解决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