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铨福题跋”的鉴核

“刘铨福题跋”是判定《红楼梦》甲戌本是否为甲戌年(1754)曹雪芹手笔的重要材料。本文认为,“刘铨福题跋”并非刘铨福所写。一方面,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之论证逻辑有待商榷;另一方面,细究题跋写于散页等原始面貌,更可确证其不可靠性。厘清这个问题,有助于红学辨伪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红学“三大体系”的历史形成与当代建构

红学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有“显学”之称,在中国特色学科中占有特殊地位。用中国化的理论阐发关于红学的独特学术经验,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是红学发展的使命所在。红学内部独特的学术话语生成与体系化诉求,与时代精神结合的学术发展脉络,以及中国化、跨学科的学科建构,都体现着红学在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建构中的独特样态。红学研究中“三大体系”的建构,也是中国人文艺术领域“三大体系”建设的具体实践。

近五十年韩国红学研究述评

自20世纪70年代始,韩国红学研究进入学术研究的专业层面。至20世纪90年代,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迅速增长,21世纪初步入本土化阶段,并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呈现出向多领域发展的趋势,标志着韩国红学研究进入了新时代。回顾过去近五十年,韩国红学研究不仅在成果数量上有了大幅增长,而且涉及的研究领域也逐渐拓展。当前,韩国红学界在文本翻译和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展现出了韩国红学研究的独有特征。

《民国红学学案》撰述述略

《民国红学学案》是继《红学学案》《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之后的又一部现代学案体的红学学术史著述。这部红学史新著的撰述兼顾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红学史的考量;二、学人为学过程和为学业绩的考量。《民国红学学案》考述了十位学人的红学研究风貌,不仅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而且其服务于红学学科重建的学术目的同样十分鲜明。

论红学是文艺学

时至今日的红学研究经历了前红学、旧红学、新红学和当代红学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众多的不同流派和学科分支。《红楼梦》是小说,是长篇小说,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用文学的研究方法而用经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历史的错位。《红楼梦》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根本没有什么不解的谜的存在。把《红楼梦》看作小说,按小说的特点去研究。从理论系统说,它属于现代文艺学。文艺学的红学将红学研究从经学研究的迷途引向正途,极大地拓宽了红学研究的范围,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现代红学,从而使红学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欧丽娟《大观红楼》研究理路探析暨对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反思

《红楼梦》的经典化与红学研究的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可以说同步发生于“五四”时期。在迥别于传统的现代阐释理路的重构下,“反封建”、“反专制”的《红楼梦》“主旨说”成为了诠释“五四”时代精神的生动注脚。但这是意识形态化的红学,而绝非学术的红学。意识形态化的红学/索隐红学与学术的红学/实证红学之间的夹缠不清几乎成了现当代红学研究难以摆脱的“怪圈”。由此而引发的学术焦虑又进一步地导致了对实证红学的质疑,尤其是针对“曹学”的态度,更有因噎废食、矫枉过正之嫌。台湾地区学者欧丽娟《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的研究理路则启示我们,相较于技术层面上的研究方法,红学研究的“方向正确”其实更为重要。否则,终将在意识形态化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积重难返。

当代红学70年发展的回顾反思与前景展望

作为'显学'的红学在中国当代又出现了新气象。70年来围绕《红楼梦》的研究可大体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的社会批评派红学对扭转考证派红学的偏颇具有积极意义,以社会批评派红学取得正统地位为标志,1954年成为中国近现代红学与当代红学的分水岭。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一度占领红学阵地的畸形局面,但《红楼梦》研究仍出现了不少可喜成果。第二个时期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红学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形成了活力四射的新局面:文献研究空前繁荣、文本研究形成多元化格局。从前争鸣过的很多老话题在新语境下被重新激活,并推向一个更深广的层次,激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社会热情。总的来看,两个历史时期主要是围绕索隐、考证、批评等流派的不同范式对《红楼梦》的诠释而展开的,对当代红学70年的行程进行回顾及反思,展望学科的发展前景,正是为了寻找新时代红学突破的契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近五十年来台湾“红学”印象

台湾红学是中国红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百年红学史必然涉及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红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等四篇红学文章为50年代初台湾红学点燃“新火神”;胡适的返台与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推动了台湾红学的深入发展;新一代红学人的崛起与两岸红学的交流为整合中国红学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一部大中国红学史的编写时机已经成熟。

回到《红楼梦》——“红学”归去来

“红学”研究 ,不能以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和版本考辨为归宿 ,而应当回到《红楼梦》这部小说作品本身。“红学”中的一些难解问题 ,应当用文艺学的眼光来审视 ,否则便会越解越远 ,越解越乱。“红学”归去来 ,乃是回到研究对象的艺术天地 ,认识美 ,理解美 ,发现美 ,重新获得“提问”能力 ,推动这门“学问”

“后红学”时代的《红楼梦》研究

从"红学"时代进入"后红学"时代,是时代的选择。相对于昔日的旧红学、新红学,也相对于昔日的"红学"研究,真正的《红楼梦》研究不妨就称之为:"后红学"。"后红学"的研究范式,应该是:为美学的。"后红学"时代的《红楼梦》研究,意味一个从"意谓"到"意义"的美学转变。

俞平伯的红学志业述略

俞平伯是近百年红学史上独具学术个性的红学大家,其海内外影响至今犹在。俞平伯真正建立了红学文学批评与考据兼容的新典范。这一"新典范"的学术史意义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俞平伯的红学著述诸如《红楼梦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等均具有新红学的拓新意义,其学术史价值、文献学价值有待于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红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思考——《红学概论》导言

作为一门具有国际影响的当代“显学”,红学之学科理论,是这门学科存在的学理依据。学科理论之建构,也是红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21世纪的红学,理应在学术意识自觉、学科理论完善的前提下展开。

文学想象与地域民俗认同的构拟——基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中国红学文化之乡”构筑的思考

文章通过对张家湾"曹雪芹墓石"发现争论、在地化的红学文化叙事与红学景观塑造、博物馆红学文化展示与传播的论述,阐释《红楼梦》对于张家湾地域叙事与文化景观的建构,以及她作为"社会情境"的参与构拟者,对于张家湾新型社区文化传统、"民俗认同"的模塑。

多重依据 大体格局 基础工程——红学学科建设综论

红学学科之成立,除一般依据、特殊依据之外,还需另寻依据。据脂批之提示,《红楼梦》实是一部"反面《春秋》",由此,红学研究即具有了专门"经典"研究的意义,红学之学科存在亦因此而获得根本依据。今日之"古典文学"研究,从观念、方法到问题意识,几乎全从西方拿来。以外来"文学"研究方式宰制华夏固有之学,乃是当下"主流红学"的主要为学方式。从"《春秋》学"之角度观,《红楼梦》之文艺学研究,仅是红学研究的一个层面,红学研究之总体取向,应涵盖文、史、义三个方面,此亦是红学学科重建之大体架构。如果说《红楼梦》研究在"脂评"时代本就是一门专门学问,当下之学科建设实际是重建。红学学科重建,工作千头万绪,学术反思、文献整理与学科理论建设乃是三大基础工程。其中学术反思是地基清理,文献整理是材料准备,理论建设则是蓝图绘制之举。

勤耕博采 宏图大观——试说文彬治“红”

胡文彬治红学,著述颇丰,成就卓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风格。胡文彬曾学历史,所以历史的眼光成为他考察《红楼梦》及红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视角,因此他的红学成就得益于他的历史感觉、宏观视野。同时,他非常注重搜集资料、整合资料和编辑出版红学资料,体现出他的实证工夫。他是一个淑世主义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积极入世情怀。这样的品性和个性无不体现在他的治学和著述之中。学术著作往往质朴少文,但胡文彬却能做到在质朴之中文采飞扬,显示了他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淬炼语言的功夫。胡文彬痴迷红学、执着于红学。他不仅是有成就有影响红学家,也是为红学呕心沥血的活动家和组织家。

红学历程述略

从历史、文化、学术三个维度综合观察,二百余年的红学历程,可分为"旧红学""新红学"与"当代红学"三个时期。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各个时期之红学,均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三个时期持续演进,记录着取得成就及付出代价的历史,也留下学科自身发展的见证。

“红学发展的希望及未来”专题座谈会综述

2016年10月29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的"红学发展的希望及未来"专题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议题展开讨论:1.红学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态度;2.红学研究的瓶颈与突破。京津两地部分学者相聚恳谈,共同谋划红学发展的未来。与会专家达成了如下学术共识:不忘初心,返本开新;美美与共,理解包容;立足"当下",期待"突破"。

《红楼梦》精神的“守夜”者——周汝昌先生学术述评

周汝昌先生是脂砚斋之后200余年红学史上唯一一位将一生精力与才华都献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学术大家。先生不仅在《红楼梦》作者家世考证、版本真伪考辨、文本内蕴阐发乃至红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红楼文化传播等方面,作出全方位开拓性巨大贡献,诗词、书法、戏曲、音律等中国传统学人所应熟悉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亦均可独标一世。先生坚守中华本土文化之学术立场,融会考据、义理、辞章于一炉之治学方法,历尽磨难而痴心不改之为学态度,更是值得后人珍视的学术遗产。

经学·红学·学术范式:百年红学的经学化倾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红学既系现代显学,亦折射出古典学术现代化的进程。然"新红学"范式尽管旨在建制现代学术,但因未能很好清理与传统经学方法的关系,从而表现出若干经学化的倾向,其影响贯穿于近百年之红学史。在红学史的观照之外加入经学视野,可以更好地理解红学范式、方法的诸多内在局限,并可在此基础上反思其本质困境,探讨当代红学范式转换的可能途径。而且,由于经学化倾向这一问题并不仅见于百年红学,因此其学术史意义或具有更强的普适性。

作为美学修辞的“不写之写”——《红楼梦》笔法论

在古代小说研究中,“不写之写”是评点家在欣赏、分析《红楼梦》时对其客观存在的艺术手法的一种描述和概括。《红楼梦》是曹雪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是作家“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匠心之作,《红楼梦》写作叙事中包含着特殊的笔法。“真假”“虚实”“有无”等艺术观念的自觉运用使《红楼梦》中的“空白点”成为其显著的艺术存在,“空白点”有时候表现为“虚”“假”“无”,相对于“实”“真”“有”来说,是“不写之写”。“不写之写”是《红楼梦》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红楼梦》的重要艺术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