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序跋的世俗化倾向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领域中个体价值的觉醒,文艺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而始终沿着雅正方向发展的楚辞序跋也卷入了世俗化的潮流中。序跋创作的主体走出了雅文化的圈层,官员成为楚辞序跋世俗化的推动者,商人、刻工也开始创作序跋。屈原形象中蕴含的“忠君爱国”的群体观念逐渐淡化,“忧生愤世”的个体意识得以凸显,序跋作者以失意之真性情重塑屈原,褪去他身上神圣的光环。在“好名”之风的影响下,序跋作者通过书籍出版实现了“立言”的理想,有的作者在序跋中夸大家族和自己的成就,更有甚者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

副文本视域下的《西藏图考》序跋研究

清末方志《西藏图考》中收录多篇序跋类副文本,阐述了正文本的编纂背景、编纂原则和编纂过程等重要内容。通过对该方志中序跋撰写时间、收录情况的爬梳,以及序跋文本个体书写、边疆认知书写等方面的考察,以副文本理论加以阐释,解读清代西藏方志序跋内涵,探究《西藏图考》序跋类副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加深对《西藏图考》的理解和认识。

“刘铨福题跋”的鉴核

“刘铨福题跋”是判定《红楼梦》甲戌本是否为甲戌年(1754)曹雪芹手笔的重要材料。本文认为,“刘铨福题跋”并非刘铨福所写。一方面,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之论证逻辑有待商榷;另一方面,细究题跋写于散页等原始面貌,更可确证其不可靠性。厘清这个问题,有助于红学辨伪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论方苞佚文《石氏六修族谱序》的史料价值

新见方苞佚文《石氏六修族谱序》,对考察方苞生平及交游颇具史料价值:其一,文中追述昔年赴宿松瞻拜明初武将石良墓一事,同方苞自述的赴宿松拜访朱书一事相合,为方苞康熙三十五年(1696)“宿松之游”增添了新的证据,进一步合勘康熙三十五年方苞、朱书二人行实,可以推知方苞“宿松之游”时间,有助于增订《方苞年谱》;其二,该文透露了方苞早年受李振裕、赵仑赏识提携的线索;其三,该文补充了被文学史“遗忘”的方苞与宿松石氏友人的交游;其四,丰富了方苞与朱书家族三代交往的细节;其五,该文阐述了方苞的家谱修撰思想,弥足珍贵。

刍议陈原序跋写作的出版情怀和学术追求

陈原先生作为出版家,曾长期从业于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是“认真做好出版工作”的典范。他阅读广泛、博闻强识,对书稿的把握与评价入木三分,为作者与同行所称道。《陈原序跋文录》是其六十余年编辑出版生涯的折射反映,既有为自己书稿写作的序跋,亦有对他人作品的评介性文字。管窥蠡测个中真髓,可见先生爱国报国之赤诚情怀、慎思而行的为人治学品格和为书痴迷之敬业精神。

“主体间性”视域下近代文集序跋的书写策略

文集序跋伴随文集产生,具有较强公开性,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书写模式。引入西方“主体间性”理论,有利于重新审视近代文集序跋的书写策略。为推动文集流布,在序跋中进行方式各异的颂赞书写,是近代文人较为普遍的言说方式。当序跋作者与文集作者主体身份相交时,近代文人常将自己移置到读者立场思考、书写,或通过设问、对话等方式使叙述更为客观。当序跋作者与文集作者主体身份相离时,近代文人无需考虑与文集作者的人际关系,可以对文集作出理性评判,或就文集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借题发挥地延展说去。

明人评《淮南子》考论——以明本《淮南子》序跋、评点为中心

明代是《淮南子》接受、传播的高峰期,大量注本、刻本出现的同时,序跋、评点也随之涌现。明人在序跋、评点中对《淮南子》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内容、文辞、成就地位等三方面,内容广博、文辞奇丽、成就地位崇高是明人在序跋、评点中对《淮南子》的整体认知。明人的序跋、评点,或说理清晰,或见解独到,或深刻新颖,或精辟公允,在《淮南子》学术史上意义独特,不仅丰富、深化了人们对《淮南子》文学价值及其影响的认识,也对后人深入研究《淮南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江户时期中国白话小说批评的传入及其影响

江户中期以前,有20多种白话小说评点本传入日本。在白话小说序跋评点的影响下,“小说”的外延逐渐从目录学上的子部一家扩展到“三言二拍”“四大奇书”等白话作品,以及《英草纸》《椿说弓张月》之类的日式读本,很多文人开始思考中日叙事文学的共性特征。白话小说翻刻、翻译本开始出现长篇序跋,小说观念逐渐从征实劝善衍化到崇俗尚奇,小说在书籍目录中的位置,从笼统的“外典”演变为专门的子目。江户前期历史演义的译者大多寂寂无名,而江户后期小说译者往往是一代英杰,借助白话小说的赏鉴、译解,组成紧密的交游圈。他们不大承担劝善惩恶的道德责任,却更看重小说对日常世态人心的描摹,以及文辞叙事中的奇警之趣。

序跋对古代小说的价值辩护和地位标榜

作为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序跋常被用来论说小说的价值和功用,以提高其所评论小说乃至小说文体整体的地位。为此,各类序跋常通过“依经傍史”的方式,强调小说羽翼经史的正统性和裨补经史的优越性,或将所评小说与其他经典小说比肩,或将所评小说与低俗乏味的小说划清界限,或称所评小说乃立言之作,或称所评小说创作为发愤著书,或称所评小说为济世文章。各类序跋多注重对小说的价值辩护与地位标榜,具有较为独到的理论价值。但由于功能所限,各类序跋均无法做到完全客观,部分序跋还会有夸张或失实的成分,因而读者不可全盘采信。

从《聊斋志异》序跋看其接受过程中的性质认同与“异”意认识

除蒲松龄曾于康熙十八年作有《聊斋自志》外,高珩、唐梦赉、余集、赵起杲、孔继涵、但明伦、何彤文、舒其锳等清代文人均曾为《聊斋志异》一书作序题跋。依照其创作的时间顺序梳理分析清人所作诸多序跋,我们可以更好理解与《聊斋志异》这一小说作品经典化过程相始终的“‘易’补—‘逸’史—志‘异’”的性质接受历程与“异”之意义的发展演变。

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研究

明清谐谑类小说大量涌现,小说序跋反映出小说在成书宗旨上的反教化、反劝惩倾向,体现了明清谐谑类小说从关注笑话的功利作用向关注笑话文体本身转变。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具有多样的文体特征,不仅带有小品文的清新脱俗,还有对八股文文风的模拟与改造,在引用经史的同时也凝结着通俗文学的俗文学特性,展现出明清文学集大成的特点。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还与小说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体现在促进传播和传播互证两个方面,序跋的广告效应无疑对小说的发展传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整体而言,明清谐谑类小说序跋价值较高,对其研究很有必要。

南京图书馆藏清刻孤本《花历百咏》考论

清刻本《花历百咏》并未失传,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海内孤本。南图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能够订正此书和刻本的许多讹误。此外,南图本保留了被和刻本删除的六篇序跋,考察这些序跋,对了解作者翁长祚其人交游、《花历百咏》的成书过程及刊刻动机具有重要意义。南图本系由泽存书库主人陈群采购于民间,但并未受到重视。此书为闽人翁长祚仅存于世的别集,对于了解清代闽地物产、气候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应当得到更多的研究。

论杭世骏方志序跋及其价值

探析杭世骏方志序跋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发现杭世骏方志序跋,不仅详细记载了地方志书的编纂经过、修志宗旨和资料来源,还深入探讨了地方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为后人研究地方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也为后人考查杭世骏交友情况以及洞悉康乾时期的文学生态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杭世骏方志序跋文字优美,考据严谨,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学术素养,也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修志观念,对推动清代方志编纂和文学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体式与成果

中国学术史源远流长,其研究方法和形式也丰富多样,一有以庄周《庄子.天下篇》为发端的序跋体,二有以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为发端的传记体,三有以刘向《七略》为发端的目录体,四有以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为发端的笔记体,五有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为发端的道录体,六有以黄宗羲《宋元学案》为发端的学案体,七有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表的章节体,八有以民国期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为代表的学术编年体。文章对这八种学术史研究形式的起源、发展、特点、价值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揭示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方式和基本成就。

敦煌写经题记的史料价值

敦煌写经题记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时代从4世纪一直延续至11世纪。书写者来自不同区域,且身份、背景、经济和社会地位各异。这些题记是研究佛教史、民众佛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史的重要材料。

序跋:透析京派的一个副文本视角

京派序跋作为副文本,在内容上,一面指向"书里边",一面指向"书外边",京派诸多方面皆在其中有所反映。结合热拉尔·热奈特副文本理论,京派序跋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叙述:作家文事交往的见证;作家思想历程的载体;深度批评的实践篇章;文学论争的在场语域。京派序跋,为深化京派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副文本视角。

论戴名世序跋与科举

在清代桐城派作家中,戴名世不可忽视。他生活坎坷,最后命丧于文字狱中,一生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戴名世虽不喜好时文,但没有放弃对科举的追求。他曾多次参加乡试和会试,在科举上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在科举上屡试不售,加之家境贫寒,因此戴名世只得授徒卖文,过着困顿而无奈的羁旅生活,备尝人生的酸楚和艰辛。从戴名世所作的一些序跋来看,尽管他对科举不得真才愤愤不平,对科举中的一些恶劣现象强烈批判,但他并没有否定科举,而是对司教者、衡文者以及应举者提出建议,寄予希望。戴名世与科举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人生与科举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是科举贫困了戴名世,成就了戴名世,并最终毁灭了戴名世。

明清时期法律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以法律书籍的“序跋”为中心

明清时期法律书籍的序跋,对于考察法律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这些法律书籍的主干部分,包括律学注释、行政和司法指南以及判牍汇编三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法律知识类型,注重实用性与实践价值。法律书籍的作者群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大多数是颇具爱民情怀、关注民生、重视吏治,并且富有治理经验的官员与幕友。作者预设的读者群体,主要是初登仕版的官场新人,也包括经验老道的官员与幕友,乃至民间社会的讼师与民众。书籍的传播者既有作者及其家人,亦有皇帝、官场同僚与书坊商人,以及官员曾经任职地区的人士;传播渠道多种多样,除了官署张挂和刻印,也包括家刻和坊刻。这些法律书籍的刊印,在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法律知识的传播,对明清时期的吏治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何以成医?——古医籍序跋相关医道之论整理与思考

在古代知识传承体系中,医虽列为方技之属,医家社会地位并不高,但因其本身承载有祛疾保健功能,使这门技术承载了更多"道"的成分,故"医虽小技,近乎道""医乃大道"等论述较多,尤其在古医籍序跋中含有大量关于医者入门之道、临床实践技能养成之道、医家职业自律之道的论述,但是这些内容分散在大量的古籍文献中,一直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挖掘。鉴于此,笔者以明清医籍序跋为对象并对相关内容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旨在为中医药知识传承规律的再认识、人才培养路径的再思考提供参考。

译作序言跋语与翻译研究

译作的序言跋语是译者翻译思想的重要载体,是客观研究和评价译者与译作、重构特定历史时期翻译规范的重要资料源泉,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