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修方书中脏腑病证研究进展

宋代官修方书是宋代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医学门户未大量分化之前最系统、最全面的中医学术总结。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脏腑病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核心,宋代官修方书中记载有大量脏腑病证相关内容,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中各个脏腑的病证大都有所讨论,但仍不够系统与精深,宋代官修方书的系统性、权威性、实用性及承上启下作用为脏腑病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值得系统挖掘与研究。

《江右文库》文献编《易》类著作提要七则

介绍著作人的生平仕履情况,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学术源流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等,并交代《江右文库》本次影印各书所依据的版本。

宋徽宗茶书诗画及其茶道精神探析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且爱好饮茶的帝王,宋徽宗对宋代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宋代崇尚风雅的社会文化氛围下,他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茶书诗画作品,如茶书《大观茶论》、茶画《文会图》以及多首描绘茶事活动的茶诗。这些作品充分体现出“致清导和”“韵高致静”和“中澹闲洁”的茶道精神,反映了宋人的审美情趣与价值追求,在茶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对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抄宋椠意纷驰,狼藉丹黄笔一枝”——宋版书的多重价值及明、清藏书家的崇宋情结

赵宋王朝礼敬士人,酿成重视文教、崇敬儒学的社会风尚。自北宋而南宋,中国雕版印刷技术进步长足,刊刻之书几臻极致。但因金兵侵扰、北宋失都亡国;南宋继起江南,又终为元军所灭,再加上300余年间藏书之家水火灾患等因素,以及元末兵火,至于明、清间,宋版书已如同凤毛麟角。本文藉由张建智《宋版之美》一书,探求了王世贞、黄丕烈等明、清藏书家崇尚宋版书这一文化情结的来由,并揭示清末为静嘉堂文库购藏的陆氏皕宋楼旧有25部宋版书的珍贵。

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武威汉代医简》治痹药方研究

《武威汉代医简》中治痹方药分为内服和外用,内服方包括治伤寒逐风方、治痹手足臃肿方、治鲁氏青行解腹方、瘀方、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五首方剂,外用方包括羊粪热熏方和治千金膏药方两首方剂。文章重点阐述各方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以及组方特点,从用药特点、剂型和服药特点以及各方异同方面进行论述,为进一步研究《武威汉代医简》提供参考。

两宋时期纸质媒介与绘画艺术发展的关联性探析

两宋纸质媒介是社会文明全面演进的产物,既包括大量艺术类书籍撰写出版,又可见粉本摹本的广泛应用。宋代的书籍出版对艺术观念记录、发展与流传具有关键的作用。此时文人士大夫阶层凭借在文化领域的绝对话语权控制着书籍的编撰、品评与传播,以致私修书籍或官修书籍的画论、画谱均与文士的审美旨趣密切相关。而粉本作为传播媒介则是画家参考范本,更是绘画交流的工具。基于纸质媒介的二元逻辑区分视角考察其与两宋艺术观念和绘画技法传播的钩连,特别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之于书籍出版、艺术观念的关键意义,可以此还原自由之风与文艺之风盛行的宋代历史语境。

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著对《诸病源候论》引用研究

本文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收录的古代医籍为研究范围,探析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籍对《诸病源候论》的引用情况,发现《诸病源候论》之成书对后世医学理论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且“伤寒类”医籍发展的历程为《诸病源候论》在后世的流传保留了珍贵有效的史料与语料,给后人探寻古籍原貌提供重要依据。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新见《宋天文书》本《步天歌》考

新见上海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宋天文志》十五卷,书后均附有一未见披露过的佚名撰《步天歌》。经考订,《宋天文志》实为北宋王安礼所撰《宋天文书》,而《步天歌》非原书所有,乃明人附录于后。校订考核《宋天文书》本《步天歌》,知其文本内容与通行《丹元子步天歌》迥异而自成体系,所记星官数符合陈卓定纪之二百八十三官,保留了较多三家星内容,其撰作时代当晚于隋唐之际《丹元子步天歌》,约在宋明之间。新见《宋天文书》本《步天歌》为理解《丹元子步天歌》的流传与影响,考察从三家星系统到三垣二十八宿体系的星官体系转型,都提供了重要材料。

论周代婚姻礼制下贵族女性的婚姻境遇——以《诗经》为中心

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承载者,《诗经》保存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客观反映周代的婚姻礼制。从婚前的祭成之礼、婚时的亲迎之礼及婚后的归宁之礼可知,周代贵族女性在成婚前后受到礼制的严格约束。通过婚前重视贵族女性教育与婚后忽视其情感诉求的对比,《诗经》反映了周代贵族女性被压抑、被束缚的从属地位与悲伤凄凉的人生命运。

《金匮要略》成书新考——兼论宋以前整理者对张仲景原文的增改

文章通过考察唐以前史志目录及医学文献中有关张仲景著作的记载,发现今本《金匮要略》在北宋校正医书局开始校正之前,便已经过历代整理者的更名、增删和校改,成书过程极为复杂。提出关于今本《金匮要略》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的正确表述应为:北宋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一部以张仲景著述为主体,经宋以前历代整理者增、删、校、改,成书于唐以后的医学著作;《金匮要略方》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在《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校订而来的,初刊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其成书年代为北宋。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千金要方》药名探析

以《千金要方》宋校本与新雕本版本异文为材料,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所涉药名进行对勘分析,发现宋臣整理该书时注重考辨名实、区分药用部位、对药名进行补充并通改,使该版本的药物分类趋于细化,体现了宋代本草学的发展水平,强化了该书的临床实用性。但宋臣校改本存在理校径改、所据文献不明,与宋代本草学认识存在相违之处,由此提出通行本宋校《千金要方》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值得高度重视,切忌盲信盲从。以此研究为切入点,可深入探讨宋臣校改中医古籍的思想理念及指导原则,以便为宋校医书的当代应用以及传世本草文献的校勘等提供参考。

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探析

当前学界对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的研究较为忽视,是医易会通研究的不足所在。通过整理北宋时期医学文献中与援易入医有关的条文,围绕易象、易数、易理、易占4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总体来说,北宋时期援易入医承继隋唐时期的“以易释医”特征,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主动意识的增强、解释深度的加深、释医方法的成熟、固定命题的形成4个方面。北宋时期的援易入医,不仅丰富了医学的内涵,也提升了易学的应用价值。同时也应理性看待援易入医现象,既要肯定其在医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过度强调或滥用易学知识而引发的负面效应。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金匮要略》橘枳姜汤异文考

在《金匮要略》等5种中医古籍中,橘枳姜汤的方证、药量、药用单位存在诸多差异。文章融合版本学、文字学以及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方法,对各书异文进行全面考证,提出:橘枳姜汤的方证包括胸中证、咽喉证、口中证,胸中证表现为胸中气塞,甚者有胀满之感,同时可兼有短气;咽喉证表现为噎塞,咽喉部的痒与干涩;口中证表现为燥唾,吐涎沫,其中又以“胸中气塞”为核心。药量以“橘皮一斤,枳实三两,生姜半斤”最为可靠。根据古今度量衡折算标准及方后煎服法,从古代文献角度为本方的现代应用提供用量参考:陈皮110 g,枳实21 g,生姜55 g。橘枳姜汤错综复杂的异文现象,显示了传世方书文本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应扎实做好文字辨析、医理推敲、判断取舍的文本考释,为临床应用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与文体学价值

书序是一种传统应用文体,定型于秦汉,以叙书为主、叙人为辅,以叙带议,满足导读功能。在北宋士大夫高扬的文人精神下书序文转换了焦点,知人论文、重德叙理,形成了议论主导体式和意理化抒情。在“体用”之学新观念的引导下,宋序融合德业与文,改革了唐序人书分离的三段论模式。随着书序体衍化,原初的著述序更新为多元文体集序,在文法上汲取古文笔法、融合骈散句式,使书序由依附主文本的说明文字转变为融合众理、独具风格的成体之文。以诗文集序为代表,主于论理而忽略书旨,接近了“破体”的边缘。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蕴含着深刻的文体创新规律,极具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