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军事民族”:杰克·伦敦日俄战争书写与帝国焦虑

杰克·伦敦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有关日本新闻审查、武士道规训和“黄祸”问题频频出镜。结合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美国主流意识以及同时期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格局不难发现,杰克·伦敦的战争书写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桴鼓相应。这也为探绎伦敦启示录般的预言——日本是“一个军事民族”提供了重要线索。事实上,伦敦频频告诫国人警惕日本“军事黄祸”,一方面,折射出俄国在战争中的失利引发西方白人普遍的焦虑心理;另一方面,则体认出杰克·伦敦对战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太平洋地区国际格局演变的准确预判。

勃列日涅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探究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强化了对书刊出版和言论的控制,其体现一方面是苏联并没有改变书刊保密局在国家的作用与地位,并且将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为管理书刊检查制度的机关;另一方面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有悖于当局,其书籍或者言论就要遭到禁止。由于这一时期书刊检查制度的强化,引来了大规模的反抗,而苏联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上也更加慎重。

英国早期出版专制和清教徒的抗争

研究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英国是最丰富、最完整的案例。到19世纪,随着君主立宪制度在英国的稳固,民主法治和言论出版自由得到确立,以至于英国已被马克思夫人燕妮赞誉为出版自由的"圣地"。但是历史拒绝遗忘。曾几何时,英国的专制统治者曾经设计出那么多有效的钳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花招和机制。经过包括清教徒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的几百年努力,这些出版自由的拦路虎历经多年被逐一搬移。本文所探究的就是这种早期抗争中的一段出版专制和反专制的斗争史。

浅析美国出版言论审查的特点

分析美国出版的言论审查史,总结其出版言论审查的特点:1)其审查多通过立法实施,并由法院定谳,但美国各法院并非立国之初便支持出版言论自由,期间多有反复;2)美国各行政机关极少赤裸裸地干涉出版言论活动,但善于利用民意压制出版言论自由;3)美国战时的出版言论审查明显严于和平时期。

浅析十月革命初期苏俄的新闻出版整顿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新政权百废待兴。为保证新政权的健康发展,苏维埃政权在新闻出版领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主要包括关闭反动报刊和颁布新闻出版管理法令等。通过上述行动,苏维埃政权很快在新闻出版领域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为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思想在民众中的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

法国出版法律制度管窥:沿革、特色及启示

法国的出版法律制度在遵循出版自由原则的前提下,历经严格的审查制度、特许制度以及追惩制度,以其高度管控下的行政管理和严密完善的出版法律制度体系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可对我国出版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矛盾性解读

本文致力于对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中的“矛盾性”进行深度剖析,对其根源进行多维度阐释,试图将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放置更广阔的文学、政治和历史视野中重新审视。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既是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激情号召,又包含对审查制的理解和认同。他的真理观既具有宗教神学色彩,又表露出一种理性的力量,呈现出“神学真理”与“理性真理”交织的特点。从弥尔顿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出版自由具有一种断裂感和特殊性。这些矛盾与弥尔顿自身的宗教思想、政治主张以及民族主义情感有关,同时与当时复杂的时代特征、纷乱的政治环境以及多元的宗教和文化思想相统一,折射出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中蕴含强大的思辨张力和鲜活的生命力。

从《中国新闻舆论史》看林语堂新闻思想

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被中国新闻史学界称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三本代表著作之一＂。本文探讨了林氏新闻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及其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林氏＂新闻检查观＂具有坚定＂反专制＂思想内核的观点,且其表述风格具有鲜明的林氏特征。

阿赫玛托娃第七部诗集《时间的飞奔》出版始末

阿赫玛托娃把第七部诗集《时间的飞奔》看成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这部诗集几乎耗尽了诗人生命的最后20年。诗人挑选诗作遵循的并非写作时间的顺序,而是赋予其一种统摄全局的连贯性,她为这部诗集设置了一个宏阔的语境,并在这个大的抒情语境下对不同时代的作品进行选择。阿赫玛托娃一次又一次改写提纲,因此,该书因政治和历史原因有多个版本,所选作品也有所不同。从最初的构思起直至2013年半个多世纪以后,倾注了诗人心血,体现诗人构思的第一个版本才以最初的面貌示人。这部诗集的出版历史即使在俄罗斯也鲜有读者了解。本文基于历史史料追溯该诗集的出版历程,以此透视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20世纪俄罗斯诗人艰辛的创作之路;通过对比1965年和2013年的两个版本,揭示其在诗作数量、创作主题和诗歌风格上的显著不同,阐明《时代的飞奔》对于理解成熟时期的阿赫玛托娃艺术世界的重要价值,其对时间和空间的精确认识,对历史真谛的宏大呈现,对时代的先知般感受。

书报检查、出版法与出版自由——马克思《普鲁士出版法案》管窥

本文研究了马克思《普鲁士出版法案》的撰写背景,认为此文是其出版自由观演进之一环。1848年革命后德国废除书报检查,马克思利用法治环境积极倡言,《普鲁士出版法案》一文便是其中代表。新闻人是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社会职业,莱茵省的自由风气与师长朋友的引介邀约都促成他拿起笔杆。主编《莱茵报》、《新莱茵报》的马克思务实稳健,明显有别于街头的革命者,这也保证报纸能够赢得市场。《新莱茵报》后马克思仅偶然短时主持过几家工人报刊,究其原因或许是精力转移、流亡身份所限,但绝非办报失败所致。

抗争与妥协:国民党与新闻界博弈下的新闻检查(1927-1937)

抗战前十年,国民党战时担心新闻危害军事,停战时害怕新闻祸及社会,因此新闻检查成为一种必要。面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基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立场,海内外新闻界进行口诛笔伐,以团体形式向国民党党部与政府发起请愿。迫于现实情况,新闻界放弃完全取消新闻检查的诉求,有条件地认同新闻检查,要求当局依法与合理检查,并为新闻检查的改善出谋划策。在这场双方围绕管制与自由的博弈中,新闻检查经过早期由军警部门主持的、各自为政的混乱阶段后,进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导的统一部署阶段,承诺以保护为主,限制为辅,标榜依法检查,最终建立一套完整的新闻检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