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

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及其证明标准如何设定,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很大争议。在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上,解决路径在于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的规定,由被告承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与此同时,原告需提供能够证明关联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这一规则应当理解为因果关系的法律推定。将因果关系法律推定规则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有合理性基础,如纠正人们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要件“证明责任倒置”的错误认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平衡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负担。在证明标准问题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标准应因事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划分而有所区别,且受关联性事实认定标准的影响。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之反思

“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是基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而对原、被告举证证明义务的一种新探索,目的在于减轻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当前,该规则虽已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所明确规定,但在适用过程中仍面临本质定位不清、判断标准不明、内部逻辑混乱及过分加重涉嫌侵权人举证负担等问题。为此,要正确适用“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应厘清其本质定位、明确其判断标准、理顺其内部关系,科学利用司法技术对“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进行修正,以实现对原、被告双方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的平等保护。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实践困境与改进建议

环境侵权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存在逻辑漏洞,原因在于对“推定”这一法律术语的理解存在误解。推定通常具有“假设”和“推理”两种含义,分别对应的逻辑结构具有本质差别,从而影响不同逻辑结构下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导致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混乱。在环境侵权领域,要逐步放弃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路,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推定,防止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不稳定。与此同时,在部分案件中也可以采用比例因果关系的做法回避证明责任的适用。

多份合同场域下合同变更的适用机理——《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4条第3款评注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4条第3款细化了多份合同场域下的合同变更规则,并赋予法官依职权查明合同是否发生变更的权力。但面对实践中复杂多样的合同变更纠纷,在多份合同均合法有效且存在内在关联时,此举无疑会加剧法官轻易推定合同发生整体性变更的“惯性”做法。应当认为,本条规定所指向的合同变更应恪守阐释性合同解释及合同的独立性,而不应滥行体系解释、合同漏洞填补等作业,同时多份合同中合同变更应主要是法律拟制,而不应不当适用合同变更推定规则。合同变更与否本质上系属意思表示解释的范畴,在无法探明当事人是否就合同变更的内容达成一致时,应推定合同未发生变更,这不仅契合合同禁止推定变更的规范意蕴,也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

论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类型及适用研究

严格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是在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下发展出的不同形式,在理念和适用规则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在传统大陆法系理论背景下,过错推定责任是责任主义与证明责任再分配的结合,能够兼顾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满足政策和社会需求。从这一视角出发,宜将《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理解为对过错推定责任的规定,即控方无须对实施性侵者是否明知女方年龄承担举证责任。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满12周岁”这一年龄段的幼女,行为人不得以确实不知女方年龄作为辩护事由,可以就客观方面和其他主观因素提出辩护事由;第3款规定的“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这一年龄段的幼女,行为人可以就女方年龄事项提出“确实不知”的辩护事由,并承担提出和说服责任。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犯罪中,对被害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不得以年龄认识错误做为辩护事由。

个人信息侵权因果关系认定困境的纾解——以推定因果关系为进路

在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受害人证明因果关系受证明能力不足、证明成本高、证明标准模糊、数人侵权案情复杂等而陷入困境。上述司法认定困境与因果关系理论争议不无关系,条件说、类推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均存在理论缺陷与价值局限,基于盖然性标准的理论支撑以及个人信息侵权解纷的现实需要,推定因果关系说具有适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规则优化方面,原告需在形式上对因果关系负证明责任,证明的程度达到一般程度以上;被告需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且该证明责任达到高度盖然性方可否认侵权责任。

从逻辑到法律:推定改变了什么

推定是根据法律规定,在基础事实被确定为真(或不需要基础事实)的条件下,确定推定事实为真的法律规则。推定基于经验法则或社会政策对证明强度作了人工强化。区分推理、推论和推定有重要意义,推理只关注形式的有效性,推论同时关注内容真实性和形式有效性,所谓事实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推定对裁判者的自由心证构成了局部侵蚀,同时推定具有转移或倒置证明责任的重要功能。推定的强度可以从其相反推论所需强度来解释。在关注推定的积极功能时还应关注推定的消极功能,在推定设定和适用中实现权利(权力)、价值的综合平衡。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

由于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法律规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定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规则。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实质上是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人。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的方法有很多,但标准只有一个,即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属于反证,而对推定事实的反驳则是本证。开展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讨论,对建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理论体系以及实务操作有重要意义。

技术与法律交叉视野下的环境污染因果关系证明规则

因果关系认定直接决定"谁为环境损害买单",是解决环境损害纠纷的关键环节。然而不管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当前的制度设计都无法满足因果关系认定的需要。在分析环境污染因果关系技术认定和法律举证双重障碍的基础上,就完善因果关系举证规则和认定规则,提出了立法设想。

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实体法依据——兼论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推定是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同时存在的范畴,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联结点。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选择的依据,实际上源于实体法中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源自前苏联,前苏联在改造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时,在内容上抛弃了违法性要件,并在结构上破坏了其层次性,导致该体系推定机能的丧失。为此,需要恢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以实现犯罪构成对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指导功能,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刑事推定与被告人的抗辩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 ,刑事推定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控方证明的难度。对案件适用推定不是有罪推定 ,而恰恰与无罪推定原则具有相容性。推定具有可反驳性 ,被告要推翻控方的推定必须要提出证据证明 ,承担抗辩责任。此种抗辩责任与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不是一个概念。

因果关系推定的基本法律问题

因果关系推定是跨越侵权行为法和证明责任法的论题。因果关系推定的效力为转换客观证明责任,其与举证责任倒置、事实自证、表见证明、大致推定差异明显。我国可采直接规定因果关系推定的体例,并相应确立多样性证明标准。

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幽灵抗辩”与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之完善——以台湾地区相关案例为视角

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刑事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通常情况下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该规定以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为目的,符合无罪推定原则。"幽灵抗辩"的出现使仅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方式成为不可能。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应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积极抗辩"理论,修正原来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实行证明责任转移并适度降低被告人的证明标准。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检讨

环境侵权诉讼中基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科学不确定性等特征以及保护受害人的价值追求,而引入了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对举证责任的影响要根据证明对象是基础事实还是推定事实,以及因果关系推定是否由法律明确规定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在我国还属于事实上的推定,而非法律上的推定。我国立法规定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的性质是举证责任配置规范,而非因果关系推定规范。

论法律推定的界域与效力——以买受人检验通知义务为视角的研究

《民法典》第621条存在立法目的与立法技术无法匹配的问题。理论研究应对法律推定的功能和界域进行更精确和细致的界定,以使法律推定能够区别于拟制、意思表示的解释以及法律的解释性规范等其他立法技术。法律推定的效力应有助于其功能的实现,并力求不损害自由心证的基础性地位。法律应以选择适用为原则,强制适用为例外。法律推定只影响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不影响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应承认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

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缺陷与完善

由于犯罪构成体系是为刑事诉讼证明实践服务的,因此对于该体系是否存在缺陷以及如何进行完善,均应从刑事证明实践的视角出发。从证明对象上来看,我国犯罪客体属于多余要件,而违法性要件则为遗漏要件;从证明责任分配上来看,由于犯罪构成缺乏推定效力,导致证明责任分配的混乱。为此,在完善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时,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客体并划分各要件之间的层次性,以恢复犯罪构成的推定效力,从而实现其对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

我国医疗损害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以《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作了较大调整,克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一刀切的弊端,但仍有未臻完善之处。文章分析和讨论了我国医疗损害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试图找到较为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以期对我国司法实践做出一点有益的探索。

推定:事实真伪不明困境克服之优位选择

事实真伪不明困境的出现,是民事裁判者事实认定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种必然。学界普遍认为,克服该困境之正当手段是适用证明责任规则,但非依托于客观真实的该规则的适用,无法最大程度上满足民众对于实质公正价值的诉求,故其应为困境克服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作为事实认定特殊方法的推定,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因素支配下对于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或然性常态联系的择优选择,具有哲学、逻辑学和法理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较之证明责任规则应为困境克服之优位选择。然而,推定是一把双刃剑,其优位适用须满足特定条件,否则可能导致逻辑推理旗帜下的反逻辑灾难。

论物权法上的权利推定

物权法上的权利推定,是一种举证负担规范,只能于诉讼上发挥减轻证明负担的作用,不能终局性地解决权利归属问题。权利推定与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善意取得制度实则发端于同一根源,即占有或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彰显物权的机能。由其性质所决定,权利推定必须以物权法上的权利变动规范为根本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或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可构成权利推定(力)的基础材料。将推定力看作公信力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基础或出发点,乃本末倒置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