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

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及其证明标准如何设定,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很大争议。在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上,解决路径在于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条的规定,由被告承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与此同时,原告需提供能够证明关联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这一规则应当理解为因果关系的法律推定。将因果关系法律推定规则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有合理性基础,如纠正人们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要件“证明责任倒置”的错误认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平衡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负担。在证明标准问题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标准应因事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划分而有所区别,且受关联性事实认定标准的影响。

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之反思

“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是基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而对原、被告举证证明义务的一种新探索,目的在于减轻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当前,该规则虽已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所明确规定,但在适用过程中仍面临本质定位不清、判断标准不明、内部逻辑混乱及过分加重涉嫌侵权人举证负担等问题。为此,要正确适用“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应厘清其本质定位、明确其判断标准、理顺其内部关系,科学利用司法技术对“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进行修正,以实现对原、被告双方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的平等保护。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实践困境与改进建议

环境侵权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存在逻辑漏洞,原因在于对“推定”这一法律术语的理解存在误解。推定通常具有“假设”和“推理”两种含义,分别对应的逻辑结构具有本质差别,从而影响不同逻辑结构下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导致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混乱。在环境侵权领域,要逐步放弃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路,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推定,防止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不稳定。与此同时,在部分案件中也可以采用比例因果关系的做法回避证明责任的适用。

多份合同场域下合同变更的适用机理——《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4条第3款评注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4条第3款细化了多份合同场域下的合同变更规则,并赋予法官依职权查明合同是否发生变更的权力。但面对实践中复杂多样的合同变更纠纷,在多份合同均合法有效且存在内在关联时,此举无疑会加剧法官轻易推定合同发生整体性变更的“惯性”做法。应当认为,本条规定所指向的合同变更应恪守阐释性合同解释及合同的独立性,而不应滥行体系解释、合同漏洞填补等作业,同时多份合同中合同变更应主要是法律拟制,而不应不当适用合同变更推定规则。合同变更与否本质上系属意思表示解释的范畴,在无法探明当事人是否就合同变更的内容达成一致时,应推定合同未发生变更,这不仅契合合同禁止推定变更的规范意蕴,也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

论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类型及适用研究

严格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是在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下发展出的不同形式,在理念和适用规则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在传统大陆法系理论背景下,过错推定责任是责任主义与证明责任再分配的结合,能够兼顾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满足政策和社会需求。从这一视角出发,宜将《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理解为对过错推定责任的规定,即控方无须对实施性侵者是否明知女方年龄承担举证责任。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满12周岁”这一年龄段的幼女,行为人不得以确实不知女方年龄作为辩护事由,可以就客观方面和其他主观因素提出辩护事由;第3款规定的“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这一年龄段的幼女,行为人可以就女方年龄事项提出“确实不知”的辩护事由,并承担提出和说服责任。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犯罪中,对被害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不得以年龄认识错误做为辩护事由。

个人信息侵权因果关系认定困境的纾解——以推定因果关系为进路

在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受害人证明因果关系受证明能力不足、证明成本高、证明标准模糊、数人侵权案情复杂等而陷入困境。上述司法认定困境与因果关系理论争议不无关系,条件说、类推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均存在理论缺陷与价值局限,基于盖然性标准的理论支撑以及个人信息侵权解纷的现实需要,推定因果关系说具有适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规则优化方面,原告需在形式上对因果关系负证明责任,证明的程度达到一般程度以上;被告需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且该证明责任达到高度盖然性方可否认侵权责任。

论数字时代的刑事抽样取证

近年来,抽样取证方法逐渐从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领域扩展至刑事诉讼领域,尤其是数字时代海量电子数据的出现,导致刑事诉讼中大量使用抽样取证方法来认定案件事实。刑事抽样取证证据运用在性质上具有二重属性:首先,在法定的入罪门槛和法定的加重处罚门槛上,因为底线证明的要求,它不能作为一种新的证明方法而存在,除非刑事法律有特别规定,而这种特别规定的性质应该是一种可反驳的推定;其次,在跨过了法定的入罪门槛和法定的加重处罚门槛后,抽样取证证据运用作为一种新的证明方法而存在,刑事法律不应该作出特别限制。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多元事实认定需求,应制定单独的司法解释,构建体系化的刑事抽样取证规则,对抽样取证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抽样方法、具体程序和程序衔接等进行详细规定,以规范地指导司法实践。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呈现爆发式增长的背后,该罪主观“明知”的判断长期以来都是一项难题。司法机关在认定主观“明知”时,往往无统一的标准,这导致现实中对“明知”的认定略显恣意,有扩大刑事处罚范围之嫌。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应当明确“明知”的具体内涵,特别对是否包含“可能知道”进行明晰。其次,在刑事诉讼中减少推定的适用,更多采用推论的方式认定主观犯意,减少误判的可能性。最后要建立一种综合性证明模式,通过对牵连事实的证据补强来构建事件的完整经过,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使得推论的结果最终达到高度盖然,以此从根本上解决“明知”认定的难题。

民事一体化视域下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研究

共同债务认定在夫妻债务纠纷处理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但现有研究暴露出程序和实体衔接不足的缺陷,从民事一体化视角研究殊为必要。在系统解读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基础上,透过案件上诉率和再审率以及个案说理情况可以发现,《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存在价值失衡、标准模糊和证明规则适用机械等问题。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既能助力夫妻债务纠纷妥善处理,又能有效回应“总结实践经验”的立法期许,推动夫妻债务诉讼规则摆脱“极端化”立法的窠臼,逐步实现多重价值均衡。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的适用问题研究

推定作为证据规则中一种不可替代的证明方法,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反兴奋剂规则体系日益完善的趋势下,《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对推定规则基础理论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分析《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文本设置以及其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推定规则偏向为反兴奋剂组织提供更多的证明便捷,未能充分保障运动员权益,导致两者之间利益过度失衡。通过对规则文本和具体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推定规则分别在设立条件、产生效果、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反驳条件等方面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为推定规则的完善奠定了基础,以此为契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细化推定规则的设立条件,明确推定规则的适用范围,平等推定规则的适用主体,降低反驳推定规则的障碍,加强对实验室操作失当行为的监督和规制等。

民事消极事实的模式化证明探析——以《民法典》为基准

在我国《民法典》施行背景下,不难发现其中存在大量以“没有”或“无”为构成要件的民事消极事实。虽然理论界对消极事实早有探讨,并将其分为“描述性消极事实”和“评价性消极事实”,但目前民事消极事实仍存在界定标准模糊、证明模式单一等困境。为了确保民事消极事实得以有效证明,应当打破消极事实不可证明的错误理念,以民事消极事实的特征为基准,将其类型区分为法定性消极事实和推定性消极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的双重证明模式,以解决单一证明模式下的证明失灵;在法定性消极事实的基础上以是否需要转移证明责任为基准,探析直接性消极事实和间接性消极事实的证明方法。

试析海上行政执法中的特殊证据规则

特殊证据规则是为解决海上行政执法中证明困难的一项新的证据规则。海上行政执法中的证明,是对历史事实的证明,这决定了证明困难的客观存在。证明结果的多样性与海警机构执法人员角色的冲突,以及我国的印证证明模式与证据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加重了证明困难。特殊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石是推定规则,但其运行逻辑与推定规则并不相同,本质上仍是一种完整的证明。虽然从理论上而言可能有效解决证明困难,但存在正当性方面的疑问。在海上行政执法实践中,该规则基本并未被实际运用,因此需要以规章的方式对其进行完善。

从逻辑到法律:推定改变了什么

推定是根据法律规定,在基础事实被确定为真(或不需要基础事实)的条件下,确定推定事实为真的法律规则。推定基于经验法则或社会政策对证明强度作了人工强化。区分推理、推论和推定有重要意义,推理只关注形式的有效性,推论同时关注内容真实性和形式有效性,所谓事实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推定对裁判者的自由心证构成了局部侵蚀,同时推定具有转移或倒置证明责任的重要功能。推定的强度可以从其相反推论所需强度来解释。在关注推定的积极功能时还应关注推定的消极功能,在推定设定和适用中实现权利(权力)、价值的综合平衡。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

由于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法律规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定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规则。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实质上是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人。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的方法有很多,但标准只有一个,即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属于反证,而对推定事实的反驳则是本证。开展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讨论,对建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理论体系以及实务操作有重要意义。

技术与法律交叉视野下的环境污染因果关系证明规则

因果关系认定直接决定"谁为环境损害买单",是解决环境损害纠纷的关键环节。然而不管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当前的制度设计都无法满足因果关系认定的需要。在分析环境污染因果关系技术认定和法律举证双重障碍的基础上,就完善因果关系举证规则和认定规则,提出了立法设想。

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实体法依据——兼论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推定是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同时存在的范畴,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联结点。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选择的依据,实际上源于实体法中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源自前苏联,前苏联在改造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时,在内容上抛弃了违法性要件,并在结构上破坏了其层次性,导致该体系推定机能的丧失。为此,需要恢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以实现犯罪构成对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指导功能,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

刑事推定与被告人的抗辩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 ,刑事推定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控方证明的难度。对案件适用推定不是有罪推定 ,而恰恰与无罪推定原则具有相容性。推定具有可反驳性 ,被告要推翻控方的推定必须要提出证据证明 ,承担抗辩责任。此种抗辩责任与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不是一个概念。

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因果关系推定的基本法律问题

因果关系推定是跨越侵权行为法和证明责任法的论题。因果关系推定的效力为转换客观证明责任,其与举证责任倒置、事实自证、表见证明、大致推定差异明显。我国可采直接规定因果关系推定的体例,并相应确立多样性证明标准。

“幽灵抗辩”与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之完善——以台湾地区相关案例为视角

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刑事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通常情况下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该规定以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为目的,符合无罪推定原则。"幽灵抗辩"的出现使仅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方式成为不可能。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应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积极抗辩"理论,修正原来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实行证明责任转移并适度降低被告人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