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及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本质是在治国理政中注重礼与法、德与刑的结合。“礼法合治”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特质,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展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该文从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内涵出发,阐述其发展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是通过发挥道德教化这一精神实质的作用,将德礼与法刑相结合,既坚持德礼为主,又以法刑为辅。该文旨在进一步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为现代法治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 ,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 ,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 ,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 ,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 ,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 ,教化先行 ;要求他们以身作则 ,不懈于治 ;要求他们勤劳民事 ,以民为本 ,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 ,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 ,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德主刑辅”观——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一种方式,常被封建帝王奉为治国的圭臬。但在现实生活中,封建帝王并非按其行事,而是因地制宜地实施其统治。实践证明,凡当帝王因地制宜实施统治时,便会国泰民安、国祚长久;反之,则会社会混乱、国祚短暂。

董仲舒司法思想新探

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系统论述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并对国家的司法权进行了定位,那就是辅助德教的实施并对德教加以保障;另外,司法权本身也必须受道德的制约,行使司法权力者必须有良好的道德自律能力,如此才能防止司法权变成一种盲目的非理性力量。董仲舒推崇的司法原则是"原心论罪",该原则的实质在于将道德引入司法审判。从整体上看,"原心论罪"这一原则带有一定的人道倾向,是对当时酷吏暴虐司法的一种抑制。从董仲舒司法思想的价值取向看,他强调司法活动必须符合"仁道",应当以"泛爱群生"为基本目标;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应该明白"德生于和,威生于平"的道理,坚持"以中和理天下"的施政方针,注重司法公平、道德教化,从而实现"世治而民和"的理想社会。

“德主刑辅”说的学说史考察

"德主刑辅"是现代学者所总结的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然而,"德主刑辅"一说并非古人所使用的概念,而是近代学者对儒家德刑关系思想所作的概括总结。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德主刑辅"的说法,将儒家的"礼治"或"德主刑辅"的思想与"法治"相对立,得出了儒家重视德教而轻视法律的结论。以"德主刑辅"描述中国传统法律的核心特征并不准确。"德本刑用"才是古人对立法、司法实践的自我总结,不仅准确概括了儒家德刑关系的实质,而且对当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借鉴意义。

贯穿中国社会的治国方略——德

德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治国方略,儒家为德治设计了一套"德主刑辅"的模式。江泽民同志经过继承和发展,提出的"以德治国"是在"依法治国"逐渐完备的情况下,为应对国内外一系列新的复杂形势提出来的。它对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历史贡献

德治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塑造了和善友爱的民族特性,锤炼了天下为公的民族气节,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系统梳理与把握传统德治思想的历史脉络与政治实践,挖掘为政以德、德治仁政、民为邦本、德主刑辅、天下大同等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探索“德法并举”“德法兼行”的路径,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制约我国公民法律信仰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法治中国"的建成有赖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树立。当前,我国一些公民仍缺失法律信仰。究其成因,一是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主专制"意识、"人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主法辅"思想、"法即刑"观念、"法律工具主义"等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受现实社会一些法治运行本身不够理想以及法治所依存的社会条件尚不发达带来的影响;三是受公民法律信仰培育工作因缺乏自觉性、科学性和系统性而开展不力带来的影响。本文对制约我国公民法律信仰形成的这些影响因素作了深入分析,以期为扭转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状况寻找相应对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