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对先秦仁学的继承和改造──孔、孟、董论“仁 ”比较

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学 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仁学体系。董仲舒的仁学固然有其封建性的糟粕 ，但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以后民族文化的传承、学术思想的发展，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子产之道、术与原始儒家精神

春秋战国恰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作为春秋时代的一代伟人,子产在新旧嬗变时期,怀抱“救世”理想,以“死社稷”的使命担当,注重经世致用,勇于随“时”而“变”,使得郑国得以“并立于中国”。子产的政治思想既具有“轴心时代”人文主义先觉特质,也具有高度的实践理性垂范价值:其以追商尊周、崇礼重德传承先哲道、术精髓,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派导夫先路;其以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精神,为儒学之士追求平治天下之事功理想树立典范;其坚持“礼”为体“术”为用理念,进而形成“救时”之急的施政良方,为后世政治家所推重。可以说,子产是春秋时代中原根性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先秦德性文化之“圣贤”人格典范,对后世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北宋儒学背景下沈括的科学研究

沈括是北宋乃至整个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审视这位科学家的时候,发现他还是一位儒家学者。他推崇儒学,研习儒家经典,养浩然之气,行君子之道,穷理尽性,以民为本;他对自然界的事物及其变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北宋儒学的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怀疑精神和求理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科学研究,以致于他的科学研究明显带有北宋儒学的特征。

“老杜似孟子”阐微

杜甫在诗学艺术和儒学思想两个方面均有极高之造诣,但是其儒学思想被诗学盛名所掩,故论杜甫诗学者多而论杜甫儒学者少。本文则着重论述杜甫的儒学思想成就,尤其是杜甫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拓展。本文认为,杜甫在精神气质方面与孟子异常相似,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狂者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杜甫具有孟子的仁爱情怀,仁民爱物,推己及人,实现了个体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共存。更为重要的是,杜甫持守孟子首倡的人伦观念,试图重新调适被安史之乱打破的儒家伦常秩序,其诗歌具有重振纲常的思想史意义。

从荀子对孟子先王观的吸收与改造看儒学的政治化

荀子对孟子的先王观念和王道理想多所吸收与继承,他们都崇拜先王,都描画了王道乐土的美好理想,都反对暴君与暴政。同时在这种继承中又有所革新,荀子将先王与礼法、君师等观念结合起来,融合王道与霸道,体现了向政治的靠拢和与时俱进的意识,是儒学走向王权政治的先导。

孔孟论诚信教育与修养述略

孔孟对诚信教育与修养的论述主要有:把信作为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注重修身反省以达信德;注意环境与朋友对诚信培养的影响;注重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孔子强调学与践行培养信德,孟子强调从心性用功培养信德。信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信德是立身之本,立国之本,和谐之本。

《孟子》注释补正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的著作,封建时代被列为十三经之一。中学教材经常选用《孟子》中的篇章,对于学生学习古文与传统思想十分有益。教材中的注释,有些不够准确,现在做些辨证工作,供教师们参考。

论《孔丛子》的“势”思想

儒家之道是生生之道。君子明儒道之后,就会具有文治武功之才。在行道的过程中,君子既要顺势而为,又要守住道德底线。儒家的礼制对君臣双方都有约束力。守常与明时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国家有危难时,君子也可以使用一些权谋之术来保卫国家利益。

大同思想不是孔子的教育思想，而是汉儒的教育思想

儒家和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学者都把大同思想视为孔子的社会政治理想和教育思想。笔者认为，大同思想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西汉时期的儒家思想。理由是：提出大同思想的《礼运》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战国至西汉初儒者的作品，通篇显现出战国、泰汉时期人的思想和语言文字印迹，绝非春秋时期人所能作。大同思想的核心是“天下为公”，孔子生活的时代，“公”是指“诸侯”或“公田”，绝非“财产公有”、“天下为公”之概念。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要维护西周的等级私有制度和文化，不可能否定“私有”而产生“公有”思想。只有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人民提高了阶级觉悟，才有可能从他们中间和个别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

孔孟仁孝观与二程知医为孝说

孔孟的仁孝观体现了古代人道主义。它强调孝为仁的根本和实质，而仁则为孝的直接与具体的体现。同时，孔孟还将治病救命的医学知识也包含在其仁孝观念中。作为理学的奠基人，二程在复兴新儒学的过程中援医人儒，提出了“知医为孝”说，这是对孔孟仁孝观念的继承和发扬。

论杜诗的充实美——兼论杜甫对于孟子美学观的继承

唐代大诗人杜甫,继承了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充实之谓美"的文艺美学思想,并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来,主要表现为叙事记时诗的史笔实录、写景纪行诗的写实求真、思亲怀友诗的真情实感三个方面,做到了事实、景实、情实,以具体生动的创作实践,体现出了杜诗的充实之美。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先秦时期儒家对孔子人道观的发展——以孟子、荀子为代表

孔子人道观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皆在以后长期演变和不断完善,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以先秦时期儒家孟子、荀子为代表,对孔子人道观发展的具体方面分别展开阐述。

漫谈孔孟之道

孔孟之道最基本的东西是民本主义。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孟子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孔孟的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并没有被历代儒家所继承,但孔孟的许多光辉思想和宝贵品质却极大地影响着他们。

略论从经世致用观到统治效益性纠缠的演变——以晚清对西方的学习为例

清朝实证经世致用观进一步发展,中国向西方学习贯穿始终的是大多被引进的打上了"经世致用"的烙印,对于所引进的更看重对于时弊的救治作用。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社会不断激进,在寻求政权合法性与有道性过程中,普遍纠缠于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统治的整体效益型——国家富强,几乎不考虑社会的核心价值与精神维系,即使考虑了也是基于国家富强这一主题,为五四后社会发展埋下了伏笔。

中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

无论是老庄哲学,还是孔孟儒学,都表达了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观念和理想。他们在自己的著述和讲学中深情怀念和追随周原上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情景,反复表达着没有阶级压迫、社会和谐共融的社会理想。他们的这种主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也是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立身行世的价值基础。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文化渊源,当苏联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才坚定信仰共产主义并全力献身其事业,中国人民才始终选择并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产主义因子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明末清初遗民士人对屈原精神的诠释——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例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屈原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遗民士人面对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局,纷纷举起了屈原精神的大旗,其中尤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最力。三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因而对屈原精神的阐释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王夫之探讨了君臣关系和屈原精神的实际作用两个经典论题;钱澄之秉承“庄屈无二论”,理顺了庄屈连通的内在逻辑;屈大均作为屈原的后人,在“诗”“骚”关系、君臣关系、庄屈关系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三人不约而同地在儒家话语体系内评价屈原,其实质是对复归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呼唤。

老子的仁论及其理论意义

老子是第一个把“仁”纳入大道的范畴和大道联系起来思考的思想家。把“仁”纳入大道的范畴 ,这从本质上提升了“仁”的品格 ,从内涵上扩大了仁的人性表达 ,是真正意义上的仁论本体论思考 ;老子“仁”的本质特征乃自然无为 ,这是老子仁论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必然归宿 ;老子仁论思想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其思想奠定了中国仁学发展的基础 ,儒家仁学发展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与老子的仁论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朱熹儒学思想述论

孔子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教育,朱子一生最大的贡献亦在教育。所以谈孔门儒学从教育进入,思想更能切入。朱子教人读书,不是要人孤立自赏,是要人从师友处理会,而问学论道即是他心中所系。问学在于切磋,切磋才能明理;论道在于求真,求真才能增智。明理增智,在高处就能致其广,在近处就能尽其微,以此格物,物无不知;以此致知,知无不得,这便是朱子教人的方法,方法便捷,但要身体力行,所以即使晚年,朱子仍学之不辍。谈到思想脉络,朱子虽继孔孟而来,但不尽皆承孔孟理路,是能别出一条系统,这系统即开展他在"道问学"上的另一局面,亦即由二程路境上往前推出一步。总之,师友之教与儒门仁学皆直接沾育朱子,后日儒者得有源头活水,亦皆由此教化而兴会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