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之必要与展开--由ChatGPT引发的思考

ChatGPT应用于创作领域所产生的各种欺诈现象和伦理风险引发了在理论上思考《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的必要性。在作品创作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实现对人工智能所使用版权数据的合理保护,并且保障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的信息真实性、伦理正当性和机器创作事实的公开性。在版权交易领域,诚信原则可以从交易客体、内容、结果和环境等方面保障交易安全,并且维护版权人、消费者和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在交易中的公平利益。在版权行使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帮助确定版权保护的合理范围,并有效规制版权欺诈和版权滥用行为。因此,我们应当像《商标法》和《专利法》那样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专利申请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目的】以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为契机,对专利申请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探讨,为审查员如何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专利实质审查提供参考。【方法】梳理中国专利申请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缘起,辅助审查员对相关工作进行理解和实施。【结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专利法体系中的不断完善,体现了中国政府打击专利申请中不诚信行为的决心;在专利实质审查环节应用好诚实信用原则,助力专利高质量发展十分必要。【结论】当前阶段打击的主要目标是非正常申请专利,审查员应当全面学习并掌握新的专利法律法规,提高非正常申请专利的排查能力,在专利实质审查实践中合理有效地使用诚信原则,为全面提高专利质量发挥中坚力量。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失灵的司法干预——反垄断规制理论修正与合同解释规则重构

当前法院在裁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时所采用的诚信谈判框架,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其虽然有助于具体案件中的过错认定与司法裁决,但却不当扭曲了标准许可市场内的组织选择,可能招致许可合同司法定价和标准实施不当拖延等损害。事实上,单独的许可费争议在专利法或者合同法上不具有可诉性,而反垄断之诉也不会导致法院直接裁定许可费的结果。鉴于标准必要专利密集的技术领域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市场失灵,法院援用反垄断法微观调控具体的许可条款不具正当性,应以竞争损害为反垄断诉讼的看门要件,限缩反垄断法适用空间。最后,法院应发展一套高效的FRAND合同解释理论,来遏制那些星散的专利权人事后机会性的劫持行为。明确FRAND承诺产生利第三人合同的法律后果,并引入专利权人违约和受益第三人承诺权利消灭机制,将有效抵偿专利排他权减弱导致的高交易成本,促使谈判双方由目前诚信地参与谈判迈向实质性地达成许可合同,重拾标准实施的时间效益。

司法视野下的FRAND原则——兼评华为诉IDC案

FRAND原则来源于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意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公平、合理、无歧视"地将自己所属的必要专利授权给所有技术标准的其他专利权人和实施方。然而,由于FRAND原则自身语言的模糊性和概括性以及为"中立地位"所限的标准化组织在FRAND原则解释与判断方面的"不作为",法院不得不成为解释和使用FRAND原则的主要平台。中国法院也对如何适用FRAND原则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导向。然而,对于FRAND原则的释明,法院可以更进一步确认和完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违反FRAND义务的责任承担问题,以从源头上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再论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基于善意原则的分析

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内涵宽泛、语义抽象,在实践中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是东道国面临投资者滥诉和“规制寒蝉”的重要原因。学界曾提出用习惯国际法来限制仲裁庭对该条款的自由裁量,也提出过该条款的法律原则部分不可诉的主张。欧盟在国际协定中对该条款采取了规则化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对弥补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缺陷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条款的法律解释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将善意原则适用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分析是仲裁庭常用的做法。但是,善意原则本身就具有含义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等问题,将该原则适用于同样具有一定模糊性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需要建立在二者清晰的法律关系和功能定位上,以防止使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适用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法律适用可以结合善意原则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从程度的善意和通知义务的善意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以克服该条款法律适用的困境与风险。

行为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担责的正义基础——《民法典》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担责的失当规范研究

《民法典》规定行为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担责存在部分规范失当,具体表现为代管人代管失踪人财产担责的规范误判、遗产管理人违反管理职责担责规则失当、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范失当、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行使追偿权的规范失当和对提供劳务一方行使追偿权的规范失当。其理论根源是违反通过民事责任修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矫正正义观念,造成配置权利义务失当、调整当事人利益关系失衡、立法立场偏移和逻辑关系失调。纠正的办法是,立法上应当基于矫正正义的要求进行修法或者作出法律解释,司法适用上适用诚信原则的衡平法功能进行适当调整。

美国颁布TikTok禁令行为的定性及应对措施的研究

2023年3月1日,美国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颁布TikTok禁令对字节跳动进行单边制裁。单边制裁有一定的国际法合法依据,但是当制裁发起国的行为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则应该认定该单边制裁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美国的做法未坚持善意原则解释和适用GATT21条,而且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的“禁止反言”原则,因此,美国对TikTok发起制裁的法律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同时,美国的行为已经超过了单边制裁合法性的限度,违反了本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应该认定该单边制裁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为此,我国可以通过加强与美国政府的沟通谈判、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相关规定、在用尽当地救济的情形下实施外交保护、探索并建立我国“长臂管辖”制度应对美国此次的制裁。

离婚协议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撤销研究

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附随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这一法律行为,与身份关系交织密切。此类赠与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紧密相关,蕴含了家庭伦理色彩和情感因素。故必须与发生在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赠与相区别,当事人对于离婚协议里此类条款不享有任意撤销权。由于现行法律未有具体的针对性规范否定赠与方的任意撤销权,可以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发挥民法基本原则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赠与方在离婚后、物权变更登记前请求撤销赠与子女财产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不讲诚信,置子女利益不顾,若允许其行使任意撤销权,签订离婚协议原希冀带来的各方利益平衡将被打破,难以起到保护弱势一方的作用。

论FRAND谈判前置制度

FRAND许可费率的决定因素复杂,这使得学界与实务界围绕FRAND的性质、许可费的计算、FRAND承诺与禁令的关系、禁令之诉的合法性、专利法与竞争法之间的界限等相关问题争议不断。虽然FRAND谈判机制解决方式已进入立法及司法的视野,但如何保障谈判双方的实质平等和公平、如何确定双方的谈判义务以及如何具体设计谈判程序等问题,仍然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为了破解专利劫持与专利反劫持僵局,法律必须要求当事人在FRAND谈判前、中、后遵循特定的原则和程序。具体而言,披露制度和禁令制度确保谈判双方谈判过程中免受对方的挟持;诚信原则确立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具体义务,保障谈判过程和谈判内容的公平性,是法院判断谈判双方在FRAND谈判中是否存有过错的依据。

论单方虚假诉讼的民事程序规制

《民诉法修正案》新增的单方虚假诉讼规范存在与双方通谋型虚假诉讼的同质化问题,应当从司法秩序的单向保护视角转向兼顾对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双向视角,秉持区分化的基本逻辑对要件和效果进行再构筑。单方诉讼欺诈的民事侵权责任实行以捏造基本事实和主观故意为核心的四要件,无需设立非法侵害利益的主观目的要件,以区别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恶意诉讼。强制措施则排除损害对方权益的结果要件,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要件应以法院耗费的司法资源为认定标准。法律效果应根据立案、审前、开庭、执行等阶段,形成裁定驳回、判决驳回、强制措施、再审推翻、反诉侵权的规制体系,民事制裁在证明标准、适用范围、处罚折抵等方面与刑事惩罚有机衔接。

再论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中“信”的含义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崛起重新引发关于“信”的纷争。研究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中的“信”,首先要廓清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与诚信原则、社会信用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维护的“信”与法律意义上的诚信没有关系的观点存在曲解;其次要明确“信”这一概念的论域,法律领域的“信”和社会领域的“信”容易混淆;再次要将“信”置于诚信社会建设、社会信用立法等因素组成的整体关系网络中系统衡量。

安全例外条款之善意原则的适用——基于数字贸易规制视角

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促使数据跨境流动愈发频繁,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安全例外条款成为衡平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冲突的“调节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沿用了WTO安全例外条款,拓展了安全例外条款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功能与适用,同时也提升了其被滥用的风险,而善意原则为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与适用提供了基本遵循。基于善意原则的基本内涵,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有关善意解释和善意履行的规定,厘清安全例外条款中“基本安全利益”等重要术语的含义,以区分合法的国家安全措施与保护主义措施。为避免例外条款的滥用,应坚持将善意原则贯穿于安全例外条款解释与适用的始终,明确善意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限制条件,合理分配涉诉措施关于“善意”的证明责任。

平台经济治理纠纷的能动司法对策研究

平台资本野蛮生长的背后,实则隐含着数字剥削与数字殖民,对现有平台经济发展进行规制已刻不容缓。然希冀从立法论层面建构全场景平台经济治理规范的尝试,却因忽略法体系之固有缺陷以及平台经济之独特秉性,而极易导致治理实践中的公共利益危机。因此,统领于法治化目标之下,公众在数字时代对公平正义的迫切期待,凸显能动司法于平台经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为最大程度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确保其不至于陷入“后果主义”陷阱,仍有必要基于平台经济的运行机理以及活动场域,为法官划定个案裁决所必须考量的原则,以便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平台案件事实时得以顺利完成对裁判结论正当性的价值检视。

论“善意原则”在国际环境权利行使中的适用——以国际环境争端解决为视角

“善意原则”兼具“道义”与“规范”双重属性,支配着国际环境法义务的设立和履行。基于超越国界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频发性,“善意原则”在相关各方的国际环境权利行使方面表现为“禁止环境权利滥用”,强调各方权利与义务间的协调及相关利益冲突的合理平衡。同时,由于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以及为了有效实现国际环境治理的需要,作为一项国际环境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善意原则”广泛适用于国际环境争端解决,要求相关各方合理且善意地行使国际环境权利,通过确立国际环境权利与义务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确定各国际环境法主体行使其环境权利的界限,使相关各方的环境权益保持合理的平衡,为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庭裁判相关国际环境争端提供价值尺度。

行政允诺相对人权利保护研究——基于对183份行政判决的例证分析

行政机关的“诺而不践”引起了行政允诺纠纷。在审判实践中,法院支持行政相对人履诺请求的主要依据为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诚实信用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但由于部分行政允诺关系不成立、允诺违法或废止、相对人不符合允诺设定的条件等,导致行政允诺的内容无法实现。尽管大部分行政允诺被法院认定合法,但仅三分之一的行政相对人实际获得了行政机关所允诺的利益。行政允诺的合法性认定和裁判结果之间的错位,反映了行政允诺相对人司法救济上的困境。为了加强对行政允诺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从源头控制行政允诺纠纷的发生,应加快推进行政允诺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度建设,行政机关内部也要注重行政允诺的规范化适用,司法审查规则也亟待完善。

诚信的道德价值

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道德基础;信誉是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石;诚信不仅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也是个人自我完善的要求。

关于保险合同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问题

保险合同的特殊性衍生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对于诚信原则的要求远远大于其他合同,这体现在对投保人与保险人的特殊要求。最大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要求主要是如实告知与履行保证,对保险人的要求则主要是弃权与禁止反言,我国保险法上对此均有一定的特殊反映,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立法缺陷。

论民法的诚信原则与高校信用教育

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 ,又是信用经济。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其被奉为帝王规则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统一 ,该原则体现了民法精神和理念。针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主体———大学生 ,进行民法的诚信教育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商业道德认定的困局及破解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道德是判定行为正当性的重要标准,科学认定商业道德对规制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大有裨益。司法实践中分别以诚实信用原则、行业自律惯例和创设具体细则三条路径来认定商业道德,然而这三条路径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对此,从立法史、文义解释与域外实践的视角检视之,可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角度诠释商业道德。鉴于行业自律惯例是行业共同体惯常做法与公认标准的体现,与商业道德的源起、内在表征一致,故可辅佐认定商业道德,但应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面对新兴行业竞争规则的匮乏,应允许司法能动地提炼商业道德的具化规则,但其须契合竞争法的基本理念、注重多方主体的利益衡量且以必要的案例群与充分论证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