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权豁免:理论根据与规则明确

政府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权豁免可以分为人的豁免与事项豁免两种类型,两者在主体、时间以及事项范围上都有区别。从法律性质上看,人的豁免主要关注享有主体,事项豁免则关注豁免的行为对象。前者在主体范围层面,后者在事项范围层面,均不甚明晰。而且,对于管辖豁免权的本质为程序性权利还是实体法中的抗辩,学界尚存争议。通过对两种类型不同理论根据的分析,人的豁免宜以国家责任归属说为基底,在此基础上,应以国际法肯认的具有代表性功能的主体范围限定其享受主体,亦即人的豁免的享有人应仅限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长。事项豁免则应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理论根据,同时将国际法中规定的犯罪与未经法院地国同意在该国领域内实施行为的情形视为例外。

国际法上的内政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新论

国际法上的内政是指各国在不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及条约规定应履行的国际义务前提下 ,属于国家管辖的所有对内对外事件。以此为基础 ,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包括双层内涵 :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 ,别国或国际组织不能列入议事日程和无权介入。但鉴于国际法对一些发达国家约束力不强、“区域办法”旗号的存在 ,不干涉内政原则经常遭到破坏。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

“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

冷战后,西方大国以人道主义为借口,盗用和滥用国际人权保护的名义,频繁地对外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其实质是强制推行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严重违背了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后冷战时代西方新霸权的反映。

非盟宪章下之“干涉权”探析

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区域性国际组织日益倾向于干涉主权国家所管辖范围内的内部管辖事项,非洲联盟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洲联盟开始在许多方面对联合国体制下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进行一定的修正,而其"干涉权"的提出与确立对现行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提出一定的挑战。

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视角

干涉通常是现代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必然逻辑结果。由于国际关系中的干涉行为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政治和伦理问题,加之干涉一词本身的歧义性,使得现有国际法上界定"干涉"时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干涉的含义不甚明确、禁止干涉的对象规定不清楚、拟进行的干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干涉所采取的手段缺乏具体的法律标准。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特点决定了它不能适用普通的合同法律适用规则,必须有自己的冲突规则来指引准据法的选择。意思自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仲裁协议,而且在当事人无明示选择仲裁协议所应适用的法律时,适用仲裁地法被广泛接受。中国在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准据法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需尽快解决。

人权保护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辩证关系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学者不断地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合法"等论调,西方国家借口保护人权干涉它国内政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些行为不但没有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反而使国际关系更加紧张。因此,从理论上对人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显得尤为重要,从实质上分析二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促进二者关系和谐发展需要国内和国际各方面的努力。

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中国的公共外交发展

公共外交的迅速发展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严重的挤压,干涉内政的行为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不干涉内政原则要重新确立权威,就必须在把握内政范畴变化规律、明晰公共外交和干涉内政的联系的基础上,明确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新范畴。我国只有灵活对待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化解各种争议(当前主要是中国责任论)中推进中国公共外交深入发展,才可能更好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国际社会的民主和法治价值与保护性干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主要面临"内政"的概念有分歧、"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外延在扩大、"保护的责任"日益凸显以及国际法上的民主与法治价值观更受重视等方面的挑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利益的日益扩大,促使中国政府应反思并调整不干涉内政原则。"保护性干预"将成为中国应对不干涉内政原则挑战的必然选择。

中国外交不干涉内政原则探究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历史的产物。它需要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国外交也不例外。从中国自身来说,其原因包括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和提升"软实力"的需求;外交主导原则转变和深化的结果;中国政府学习能力增强的结果;全球治理和对安全稳定和平的周边发展环境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