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性-效-伍”的维药名方祖卡木颗粒组方原理探索

维医药与中医学具有“一源多流”的特点,应用中医基础理论开展维药名方祖卡木颗粒的组方原理探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中华本草》等典籍,对祖卡木颗粒组方药物的基源、药性、功效、配伍进行对比分析,寻找中医药与维医药相似性与共通性,并融入中医学的“七情和合”与“君臣佐使”配伍理论进行方解,充分阐释其组方原理的科学内涵。祖卡木颗粒虽在药物及用药习惯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的维医药特色,但在疾病认识、功效描述等方面与中医药具有较强的共通性,可借鉴中医药方解思路与配伍理论进行组方原理探究。方中薄荷、睡莲花二者相使为君药,主疏散风热;罂粟壳、破布木果、洋甘菊三者相须为用,止咳平喘共为臣药;大黄、蜀葵子二者相须,增强清热泻火之效,大枣、山柰相须为用,共同养护脾胃,四药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而为使。维医药、中医药二者具有相互借鉴与融合的基础,借鉴中医药基础理论可明确祖卡木颗粒的主治病证,将有助于进一步指导维医复方的临床合理使用与新药开发,促进维医药的现代化发展。

论主权财富基金的运行、功能及其规制体系

随着主权财富基金影响力渐增,国际社会对其规制已逐渐进入实质性阶段,但对其功能、法律规制原则与体系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主权财富基金虽然与一般投资基金存在资金来源和透明度方面的不同,但同样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对国际经济具有重要的稳定作用;国际社会应建立以平等互利原则为前提、外部稳定原则为核心、经济安全原则和商业化原则为保障的主权财富基金法律规制体系,该规制体系包括国际法层面的多边与双边协议、国际行为准则和国内法层面的国内规范体系;我国作为主权财富基金的参与者和规制者,宜本着平等互利和对等原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加强国内规制,促进主权财富基金健康、有序、稳定发展。

论国家主权的让渡

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对传统国家主权理论产生挑战和冲击,国家主权让渡理论应运而生。学术界对该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国家主权可分理论出发,分析主权让渡的现实可能性。国家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的部分让渡是国家主权让渡的具体表现。世界各国让渡部分主权要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谋求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

国外主权绿色债券特征及启示研究

通过对波兰与法国的主权绿色债券特征的研究,发现发行人均以绿色用途债券的形式,设定略高于普通债券的利率定价发行主权绿色债券,以吸引绿色偏好和低风险投资者的参与;发行人均以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绿色债券原则为标准,对募集资金的使用领域、项目评估与遴选、资金管理和信息披露等进行了规范,并采用第二方意见的形式,验证上述规范是否符合绿色债券原则。上述绿色债券的特征,为我国通过主权绿色债券金融工具实现国家环境治理目标、增强绿色债券市场流动性、培育绿色偏好投资者、丰富绿色项目资金来源和提高绿色项目资金使用效果等提供借鉴。

论主权财富基金信息披露法律规制及对中投公司的借鉴意义

主权财富基金(简称SWFs)是近年来兴起的跨国间新型投资形式。因其主权性、投资运作信息的不透明性,西方国家高度关注并采取相应的金融保护措施予以限制。因此,SWFs相对透明的信息披露法律规制有助于缓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紧张对立。实践中,从各国国内立法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信息披露规则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减弱了SWFs的主权性色彩,促进了主权财富基金商业化运作,并有利于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对完善中投公司信息披露法律规制,争取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法律环境新变化——评IMF“圣地亚哥原则”

主权财富基金在国际金融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由于其具有浓厚的政府控制特质,因而受到投资接受国的严格监管。为避免严格监管引发金融保护主义、阻碍跨国投资,由各方共同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将成为平衡彼此利益的有效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织制定的"圣地亚哥原则"是这一进程中最受瞩目的成果之一。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法律环境新变化的考察与研究无疑会对我国主权财富基金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国际法本位之变迁:从主权本位到社会本位——兼论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原则

传统国际法向当代国际法的变迁,体现了其价值本位从主权本位向社会本位的演变。传统国际法的主权本位建立在绝对主权观念上,给国际法体系带来了内在弊端,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国际法的社会本位与国际社会利益的大量涌现密不可分,在当代国际法的诸多领域得到了反映。主权平等原则仍然是当代国际法的基础,与国际法的社会本位并行不悖。

“天地君亲师”信仰:屯堡聚落的“礼”与“理”

"天地君亲师"信仰在中国流传已久,也是屯堡人每家必须供奉的对象。其中,君担当了天地与亲师之间的"立法者"。国家权力自上而下伸张的方式就是通过礼制与生活的结合,化"礼"为"俗",同时这也构成了屯堡聚落的"理",即自组织原理。

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立法现状与评析

本文从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立法的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入手,重点对主权财富基金当前的国际规则进行了比较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于当前进一步加强主权财富基金国际立法的思路和路径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试论新时期联合国集体安全基本原则的发展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要求从法理上扩大联合国应对国际安全威胁的范畴。与发展和人权问题密切联系的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正日益成为联合国安全制度关注的领域。国际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也需要我们更全面理解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禁止武力使用或武力威胁等原则。如何继承、丰富和发展这些基本原则,强化联合国应对当前新的安全挑战和威胁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发挥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效能,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中美有关主权财富基金承诺的法律解读

中美两国于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中,就有关主权财富基金及其投资问题作出了承诺。承诺是在中美两国对于主权财富基金及其投资问题存在疑虑的背景下,为解答疑虑,促进贸易和投资,从中美各自和共同利益出发而作出的。承诺的内涵是中方同意遵守圣地亚哥原则等普遍接受的原则和做法,美方承诺遵守开放和非歧视原则。这种承诺对中美两国并没有"硬性"的法律约束力,但具有重要的法律影响。

利益对等原则下的超主权货币体系模式

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再一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新兴经济体对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质疑。中国提出的创造出超主权货币以取代当前美元地位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历程和现状来看,超主权货币的建立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未来很可能会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过渡阶段,逐渐减少世界经济对美元的依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超主权货币为核心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论私法理念对国际法的影响

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私法理念是私法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以及人们对这一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私法理念对国际法的影响,即尊重领土主权原则是对所有权神圣理念的借鉴;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对人格平等理念的借鉴;条约缔结自由原则是对契约自由理念的借鉴。

法治下的民主——作为宪政原则的人民主权和法治之理性分析

作为宪法原则的人民主权与法治,二者的关系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一方面,法治须以民主为前提,民主用法治来保障;另一方面,作为宪政原则的法治,又对民主即多数派决策形成某些限制。这种关系存在的原因是人类的自利和无知等非理性因素,可能使不加任何限制的民主导致"多数派专制",法治即是人类通过理性的努力对民主缺陷的限制。认识这种法治下的民主之重要性对当前中国的宪政建设很有助益。

论反避税应遵循的国际法原则

我国反避税工作日益加强,在反避税工作中应用国际法原则已成必然;反避税工作中应用的国际法原则包括: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和忠诚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国际法原则的应用,有助于维护我国的税收权益。

日本国债:安全资产还是风险潜在?

金融危机后全球安全资产减少,使日本国债地位相对改善,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避险工具之一。但由于日本长期政府债务净额占GDP之比居高不下,国债信用已经受到损毁,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从日本国内资金循环特征看,日本企业转变为储蓄大户的原因不是企业的盈利增加,而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压力使投资意愿降低,因此,日本政府只有不断增发国债来弥补筹资主体的缺位;日本国债期限结构的短期化和日益增长的利息负担使其面临的市场利率风险加大;同时,日本中央银行购买国债规模膨胀,不断冲击财政纪律的约束,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隐藏其中。长期来看,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资产去泡沫化的过程也正是国债泡沫化的过程。在日本财政改革前景未见定论,企业的投资需求尚未恢复的前提下,日本国债的可持续性存在巨大风险。

论主权财富基金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中的经典话题,而主权财富基金这一特殊投资主体的公司治理尤其被关注.本文旨在区别主权财富基金与其他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委托代理问题,并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规范其商业化运作.在明确主权财富基金独特属性的基础上,文章改进了私有产权下的委托代理模型,提出了适合主权财富基金的在公有产权下的制度化模型.研究表明,制度不仅左右博弈双方的行为,也左右外生的博弈规则;主权财富基金公司治理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以及存在保障该机制有效运行的制度环境;随着制度建设的深化,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敞口和代理成本逐渐降低,从而有望改善公司治理.

论全球化进程中主权原则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

主权原则自确立以来, 对维护国家的独立完整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全球化作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迅速的改变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统一在民族国家内部的状况, 对传统的主权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新的主权观层出不穷, 主权的强化、弱化各执其词, 虽然都有其理论依据, 却未形成统一的理念; 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矛盾进程中, 以民族利益至高为原则, 一方面维护着主权的完整、一方面探索着主权理论新的发展模式。

从“查戈斯群岛咨询案”看国家主权权益的维护问题

"查戈斯群岛咨询案"再次展示了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和当事国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自由之间的张力。本文通过对当事国同意原则的法律渊源、该原则对维护国家主权权益的积极作用以及平衡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机构职权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揭示了在咨询程序中坚持当事国同意原则的重要意义:考虑到咨询意见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现实影响力,以及避免诸如恶意利用法院权威、影响争端有效解决和破坏法院司法属性及公信力等问题,法院在咨询程序中仍需考虑适用同意原则,尊重当事国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自由。为避免被动陷入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维护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程序性权利,主权国家有必要更积极地考虑如何避免联合国大会做出向国际法院提出咨询请求的决议。

论专属经济区在南极海域的不适用性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是南极资源纷争的重点。为实现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占有,部分国家单方主张在南极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结合南极陆海相间的特殊地理,主张海域包括两类:其一为从南极洲大陆附近划定专属经济区;其二为亚南极区岛屿专属经济区延伸至南极海域的区域。根据南极主权冻结及专属经济区的构成要件,这些国家的主张都不具有法理基础,在适用上也面临多重法律挑战,且没有得到其他国家承认。我国不是南极主权的声索国,且坚定地维护《南极条约》,维护南极主权冻结。对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应坚持“全人类利益”立场,反对专属经济区在南极海域适用的主张。同时,我国应尊重南极治理的自主性,在维护CCAMLR的集体管辖下,推进南极海洋生物资源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