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重大的原创性理论话语,以新的时代内涵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新质生产力关于创新驱动生产力构成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等思想,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构成理论;关于将社会基本矛盾作为整体来考察、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等思想,创新性地阐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关于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实现质的整体跃升、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关键在质优等思想,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跃升理论。

非创始人CEO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通常由创始人兼任企业CEO,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由于创始人的个人能力和经验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创始人会放弃兼任企业的CEO转而寻找外部职业经理人,由此产生第一类代理问题:创始人、外部监管部门和投资者逐渐产生对企业提供高质量盈余信息质量的需求。文章以2009—2016年我国A股创业板市场的336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盈余持续性、盈余反应系数以及盈余管理程度测度盈余信息质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非创始人CEO和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创始人放弃兼任CEO显著提高了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相对于企业内部非创始人股东担任CEO而言,来源于经理人市场的CEO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作用更强;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信息压力较大时,非创始人担任CEO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被削弱。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企业提高盈余信息质量的动机之一,同时这种动机也会受到外部信息环境的影响。

企业合规之“双不起诉”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两批合规指导案例出现诸多“双不起诉”现象,引发了学界和普通群众对合规不起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质疑。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办案机关未严格区分企业和员工个人的责任,未厘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合规不起诉之间如何合理并入的问题。随着全国范围内企业合规试点工作的展开,有必要为“双不起诉”正名。西方暂缓起诉协议固然有其适用背景,但这种实用地对待国外理论的态度很难形成本土化法治理念。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制度立足于本土实际情况,是充分体现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关怀的一项新兴制度,因此更需要区分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需要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有机结合,从而推动我国企业合规向纵深发展。

论合规不捕的价值、正当性与规则构建

相对于合规不起诉和量刑从宽,合规不捕在激励范围、方式和结果上的独立性,以及在保障合规考察期有效性、维持企业正常运转、支持合规整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足以证明其已经成为合规从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程序即惩罚理论、逮捕审查原理和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多重目的性也足以论证,合规不捕所承担的激励和保障功能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一般不会造成逮捕的工具化、筹码化。但是,合规不捕不能以侵犯企业合规自主性、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为代价。为了进一步释放和规范合规不捕的功能,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启动时点和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更具体的规则。合规不捕在功能上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突破,或许可以为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打开全新视野。

中小型民企犯罪附条件不诉制度探究

优化法治环境是对民企保护的应有之义,针对涉民企犯罪案件的办理最高检提出“少捕慎诉慎押”的理念。司法机关在办理涉民企案件时发现,当前相对不起诉制度对于民企犯罪案件适用能力尚有欠缺。针对民企犯罪案件存在的特点,分析“附条件不诉”和“合规不诉”制度的优缺点,就两者的理论制度适用于民企犯罪作对比剖析,结论是在不改变现有刑法框架体系的前提下,后期的附条件不诉制度的设计更应该注重程序体系的构建,并且以此为契机推动行政监管领域制度的升级。

鹰潭市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和就业贡献突出,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之一。鹰潭市非公有制经济贡献逐年增强,具有鲜明的“铜”产业特色。通过研究发现鹰潭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仍然受到融资难、营商环境待优化等问题。为此,提出了鹰潭市应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契机,必须走“专精特新”“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模式创新之路,并从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特色专业人才建设、大力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和缓解融资难等方面,探讨了推进鹰潭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民办非企类新型研发机构的现实困境与构建方略——基于三元循环悖论的视角

从民办非企新型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和管理模式入手,分析当前机构的发展优势和劣势,系统地剖析"民办官助"新型研发机构的"三元循环悖论"的作用机制,提出在政府和机构两个层面的构建方略,以期实现机构、市场与社会的三维协同发展,提出促进其创新发展的意见。

民办高校分类管理视阈下法人治理结构的异化引导

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始终处于营利性私益目标与教育性公益目标冲突的状态下运营,虽然,国家将民办高校进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类,但由于其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没有进行分类规定,致使治理程序中仍然存在目标失范可能。为此,在对民办高校进行分类的同时,还应在立法上对其治理结构进行分类引导规定。非营利民办高校主要采取利益相关者共治模式,营利性民办高校主要采取"类"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或"双法人治理模式",进而促使民办高校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达致不同类别民办高校的办学目标。

北京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通过分析北京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现状,认为北京市体育社会组织数量相对不足,滞后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在成立方式上,"官办模式"依然占据合法社会组织的主流;在管理机制上,限制约束机制强于扶持培育机制;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同时存在资金、人才、场地等因素的制约。建议完善培育措施、营造宽松政策环境、改变管理思想与模式。

家族企业二代接管经营困境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考察家族企业二代接管三年内管理成本、获取社会关系资本的成本以及经营绩效的变动趋势,并与同期发生高层领导权变换的上市非家族民营企业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家族企业二代接管3年内,企业管理成本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为获取社会关系资本付出的成本平均增加85.87%,经营绩效平均下降48.89%;进而,通过对比同期发生高层领导权变更的上市非家族民营企业经营状况,揭示家族企业二代接管的亲缘利他行为本质。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困境与路径选择——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一种,是一种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它的发展既受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影响,又制约于我国总体性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与公益基因缺乏的文化土壤。确立法律身份的10多年以来,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整体效益不佳,资产困境是目前影响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资产涉及组织自身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依赖与互动。探究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资产困境及现实路径,以推动其发展,提升体育公益水平。采用文献法、访谈法,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对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中的资产困境进行探讨。认为,发起资金视作捐赠有失偏颇,国家财政支持不均衡,体育服务收费低廉化,员工待遇水平低,税务优惠不到位,场馆房租及水电费用支出较大是主要困境。提出可供选择的路径为:在组织外部,发起资金可做变通处理,体彩公益金应资助民间发起的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大力购买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公共体育服务,税务优惠向小微企业看齐;在组织内部,应尽快完善会计制度,提升谋求社会赞助的能力,通过推动公益职业化,提高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人员待遇,释放系统内场馆资源,降低房租水电费用支出。

中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特质与价值分析

本文首次通过全国性问卷调查的资料分析了中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现状、特质与价值。调查发现，中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已经从急剧增长期过渡到相对停滞期，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受政策因素、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调查还发现，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就业与经济方面的贡献要远远大于社团，特别是在解决就业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具有自主性较强、而公共性较弱的特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强自主性改变了中国民间组织“准政府”的特征，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弱公共性却不利于有序、和谐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而这需要政府、民办非企业单位与社会长期、共同的努力。

民营企业分化问题研究

中国民营企业存在迅速兴起后大量分化的现象,揭示其根本原因对于民营企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民营企业创业者遵循的价值观对公司治理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入手,研究了民营企业的分化机制,得出了民营企业实行“劳动股份制”是产生这一现象的体制原因的结论,并指出了避免分化的改造方向。

论体制外档案资源的构成与特点

制外档案资源是相对于体制内档案资源而提出的,是比民间档案、私人档案和社会档案资源等概念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概念,反映了对我国传统档案管理体制和资源体系建设的时代性反思与建设性思考。体制外档案资源是对某一范围档案类别的整体性界定,重点关注大量处于社会分散状态的档案资源。

我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非商业风险防范

如何防范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非商业风险,是国际投资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我国民营企业的现状及固有局限的基础上,探讨了非商业风险的评估方法,并提出了针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非商业风险的防范策略。

基于结构方程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是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识别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及行为路径,对推动引导其发展、构建"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2012年科技类民办非企业的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科技类民办非企业的协同合作及其内部的组织管理对其发展具有显著正影响,而普遍受到关注的政府支持却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对该结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协同合作及提升组织管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民办非企业类社会组织评估现状及其完善研究——以浙江N市“阳光驿站”评估为例

社会组织评估是政府对社会组织监管的有效手段。由于我国社会组织评估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评估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需要研究解决。为研究社会组织评估,作者选择了N市"阳光驿站"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显示当前民办非企业类社会组织评估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社会组织参评的积极性。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完善民办非企业类社会组织评估的对策建议,第一,评估"减负"从规范社会组织日常工作台帐做起;第二,分类评估让"国定"指标"接地气";第三,加强培训与加强交流结合,从而提升评估主体的专业素质;第四,重点培育第三方评估机构,推进第三方评估普及;第五,完善配套政策,强化社会组织评估结果运用。

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探索的适用问题研析

在我国语境下,为求概念的精确,建议合规实践的称谓采用完整的表述“涉罪企业刑事合规”。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应该是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中的重点场域。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条件包括犯罪类型、罪量程度、认罪认罚、合规承诺、企业规模等方面。企业刑事合规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认定要注意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企业内部在案发前的预防性合规计划不能作为单位犯罪的免责事由。对于企业刑事合规实践,需要建立完善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建议完善现有相关法律规定,设立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

空间经济视角下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新常态下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快、发展结构不断优化、转型升级凸显、政策环境不断改善,但也存在发展质量不高、同构现象存在、大型非公企业缺乏、政策壁垒依旧存在等问题。对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结合广西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优势,提出广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四圈两带"空间分布,新常态下走"外援式"和"内源式"相结合的"产业拉动、四化联动、内外开放、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

构建事业法人,明确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主体地位

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难以归入我国民法规定的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之中,由此,实践中对其设立、活动、组织结构、财产性质、利益归属就缺少明确的规范,易产生混乱。扩大现有事业单位法人的内涵,构建事业法人的概念,使事业法人能够包容法人型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原事业单位法人,可以有效而简便地解决上述困境。事业法人的宗旨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不享有任何国家公权力的可能。其财产不具有"私有"性质、单位所有性质、部门所有性质、集体共有性质;其举办者从中无法获得财产上的利益,更不得实行"按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