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规则优化

不同于民事和行政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以证明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为目标,具有调查重于核实、行使范围广泛等显著特征。从整体上看,使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规则供给不足的历史得以终结的是内部规范而非外部规范,新近出台的多个省级法规性文件针对保障措施虽然均未配置完整意义上的直接强制性,但所形成的层次化、递进式立法技术值得沿用。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规则供给目前存在体系化不够科学、质量不高的问题,影响其预设功能的充分发挥,应从主体要件、内容要件、对象要件、方式要件、期限要件、控权要件方面进行优化。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配套机制的支撑与策应,其内部性配套机制应以横向重视内设机构改革之红利和纵向重视办案资源之统筹的一体化办案机制为主,其外部性配套机制应以遵循诉讼权利同等保障原理且有助于强化保障措施间接强制性的诉前证据保全程序为主。

监察委员会的设置与检察权的重构

中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性质一直存在诸多分歧,其中,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之间的冲突和调适乃是正确定位检察权的基本问题。随着监察委员会改革的推进,中国面临修宪的契机,在修宪过程中,将检察权予以重构,剥离职务犯罪侦查权,从而将检察权定位于为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而设置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系列权力,有助于消解关于检察权的分歧和争议。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的宪法问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历史经纬,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不是法律监督权的宽泛解释,也不是诉讼监督权的自然延伸,而是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一般监督权。检察监督的改革创新为一般监督权的续造提供了新的契机。而权力属性为一般监督权的定位也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配置,尤其是在监督方式、监督程序以及监督内容的制度设计上提供了新的路径。

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权的权属特征研究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对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方式,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是实现这种法律监督职权的重要手段。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检察机关行使的调查权归根溯源属于当事人证明权内含的证据收集权,是推动实质且充分的诉讼活动从而实现公益诉权的保障。检察机关基于监督目的而补位提起公益诉讼是维护公益的后置救济途径,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不同于一般当事人的调查权行使方式和保障措施。

检察机关行使民事公诉权的可行性研究

关于检察机关行使民事公诉权的问题,理论界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不同观点。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理论上的可行性,且与法律监督权并不矛盾。

论行政权的法律监督

法律监督是对法律实施进行的监督。自人类社会设计权力的制约制度以来,始终存在权力分立与制衡以及独立设置法律监督权的两种不同思路。中国的法律监督制度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都呈现出制约权力的基本特征。从法律监督制度的制度渊源看,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和御史制度、前苏联和现今俄罗斯的法律监督制度、西方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始终体现着独立设置法律监督权的制度设计路径。我国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应当恢复法律监督的本来含义,尝试对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监督。

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分析

在检察机关的众多权力中,公诉权是最基本、最核心的权力。检察机关的性质应当由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这种核心权力,而不是由检察机关中的侦查权、抗诉权、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建议权等来决定。公诉权的本质是请求权而不是监督权,其权力本性是"诉",即使它可能起到的某种"监督作用",也不宜将其定性为监督权。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研究——从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2款切入

长期以来,机动侦查权被视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项重要手段。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检察机关的此项权力。从既往的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采用机动侦查权办理的案件数量不多,但不能据此简单地认为该项权力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而非主动行权,对所有特殊案件大包大揽。机动侦查权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单纯地通过修法扩大案件的适用范围,而是在规范层面上针对机动侦查权的案件适用范围、审查程序、权力配置等办案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作出技术性破解,最终使该项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正当性质疑

随着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以及理论界扩张检察权、借鉴国外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例、加强我国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大声疾呼,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已从司法实践进入了理论设计与制度设计的层面。然而,从理论上进行深层次分析后可以看出,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我国现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因不符合公益诉讼的本质要求而不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我们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由代表国家公共利益的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

论中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与作用

中国宪政体制确立了人大主权和机关分工的原则,全国人大总揽全部国家权力,制定宪法,依分工原则设立不同的国家机关,授予不同的宪法权力,检察机关是其一。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地位平等,互不隶属,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从建国至今,检察机关组织法几经变迁,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制定后,检察机关被认为不再享有一般监督权。此观点有违宪法的原意,现行宪法并未剥夺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检察机关享有完整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实际工作以打击各类犯罪为主,具有维护政治、社会和法律秩序的作用和功能。近年来,检察机关的政治功能被不断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未能全面彰显。这是今后检察工作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

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权的属性及制约机制

国家整合反腐资源力量,将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力量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的反腐职能转隶监察委员会,通过实施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建立了“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形成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崭新反腐体制。监察委员会作为不同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专司反腐职能的国家机构,其调查反腐权能因整合了行政监察和侦查职务犯罪职能染指了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的双重特性。这种腐败犯罪的调查权在性质上不同于监督执纪权、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也不同于转隶前检察机关的侦查权。监察委员会在制度安排上需要接受党的领导;在查办案件上应与纪委相互衔接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腐败犯罪案件调查权的程序节制应不低于刑事诉讼被追诉人的最低标准,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查权的行使除接受党的领导或者纪委监督、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等外,还应接受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与司法权的制约。

不同层级检察机关的功能定位与权限划分

我国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立法并未对检察机关的层级功能与权限划分作出明确规定,仅笼统规定上下级之间具有领导关系,各级检察机关的职能上下对应。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检察制度,在中央和地方检察机关的层级关系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垂直领导型,即国家(联邦、中央)的检察机关领导各级地方检察机关,地方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下级检察机关,该类型有俄罗斯、日本。二是互相平行型,即国家(联邦、中央)的检察机关和地方的检察机关平行,相互之间无隶属关系,该类型为美国。三是混合型,即国家(联邦、中央)的检察机关和地方的检察机关平行,但在地方检察机关的层级关系上,不同层级的地方检察机关之间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伴随着检察职能的不断扩充和强化,为充分保障检察权的独立、统一行使,自成体系、垂直管理和组织进一步严密化的改革方向已日益成为各国检察机关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论检察权性质的合理定位

关于检察权性质的研究,是近几年的热点。然而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定位于司法权,已得到宪法之确认;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关于检察权的性质,我国学术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几种观点。我们应该结合实际来对我国的检察权性质作出合理定位。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执行权之辩

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拥有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但无执行权。技术侦查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规定有违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原则,势必降低技术侦查措施的效用,难以适应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侦查权独立行使的必要性。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执行权不属重复建设。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理论缺乏法理依据。

我国司法改革中“重法轻检”现象之检讨

"重法轻检"是对司法改革中过于偏重法院的功能,却淡化甚至否定检察机关地位的倾向与做法的现象概括。作为我国司法体制向现代化转型中的阶段"副产品","重法轻检"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为圭臬,其背后掺杂着情绪色彩、利益色彩等非理性因素。就其影响而言,"重法轻检"与系统化规律相悖,与权力制衡的法治原则不符,未来我国司法改革应立足于系统整体化的思路,借助于正向论证与反向思考,扩权与限权相搭配的方法,以技术化设计代替意识形态上的话语之争。

论检察处分权的确立及其规制

现行检察权的配置,缺乏检察机关与被监督的对象之间的权力运行配合机制,缺乏发挥检察监督权能与保障监督实效的有效权力配置,使检察权的运行不具有完备性和可操作性,亟待确立和完善。而检察处分权的设立与完善则是当前明确和强化检察机关检察权运行保障机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分析

中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是抗诉权。同国外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相比 ,其职权范围既狭窄 ,又缺乏合理性 ,完全不能适应民事诉讼制度完善发展的需要。因此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应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规定 ,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重新界定。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理论研究争鸣不绝,其原因是绝大部分论者都以民事诉讼结构立论,没有从民事诉讼模式本来面目展开论证。我们应当从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和我国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揭示民事诉讼模式是贯穿于民事诉讼各阶段、促使民事诉讼产生、发展、变化的理论概括和思想指导,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益、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科学架构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以当事人主义为主,以职权主义为辅,正确引导我国民事司法体制改革。

民事执行与检察监督

无论我国的民事执行权依据何种权力分立标准,在学理上如何归类,都不能独自游离于检察监督的体系之外。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拒绝执行程序的检察监督,不仅违反宪法的规定,而且有篡夺立法权之嫌。没有监督的民事执行权难以获得正义的社会认同。

司法公信力视角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为消除公众对自侦案件的质疑,主动引进公众进行监督的一种内部监督方式。因为整个制度设计均由检察院自主摸索,在实践运行中形式大于实质,所以其广受质疑。应正视人民监督员制度自身存在的公信力危机,从重点加强制度立法、提高人民监督员的代表性、完善选任程序、强化监督效力等方面予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