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大数据时代,涉众型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个人信息大规模侵权问题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新路径.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领域相关制度规范过于原则,对适用条件、法律责任等尚无明确规定,难以指导司法实践,目前存在损害要件难以界定、法律责任不够明确、调查取证缺乏刚性等难点.应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明确侵权人损害赔偿责任,并且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协作机制,探索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震慑功能预防相关犯罪.

论虚假商事仲裁的检察监督

在经济生活中,商事仲裁是极为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下,检察机关强化对虚假商事仲裁的民事法律监督逐渐提上日程。当前,在商事仲裁制度和机构具有局限性、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缺乏主动性、案外人和当事人欠缺合理的权利救济渠道等情形下,检察机关成为实施虚假商事仲裁法律监督的合适主体,但是也面临案件线索少、调查核实难、限于执行阶段等困境。检察机关应通过强化线索收集和移送机制、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适度扩大虚假仲裁监督范围、加强多部门协作配合、灵活制发检察建议等积极措施,不断提升虚假商事仲裁检察监督质效。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实践反思与制度重塑

调查核实权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发挥。实践中,检查公益诉讼的调查核实权存在适用方式单一、强制性措施缺位、配套机制不足等问题,造成检察机关难以承担公益诉讼所要求的举证责任。分析26个省级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文本,总结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成功经验,从规范调查核实方式的适用程序、健全调查核实的强制性措施、完善调查核实的配套机制等维度形塑调查核实权运行保障的应然路径。

火灾调查的难点及相关对策探究

火灾调查的结果为查明火灾原因、确定事故责任、预防火灾发生提供了重要依据。由于火灾现场情况复杂、破坏性较强,且在扑救过程中往往会对现场造成二次破坏,增加了火灾调查的难度。此外,由于建筑结构日趋复杂、建筑材料种类日益增多、高素质专业调查人才的不足等因素都增加了火灾调查的难度。基于此,从火灾事故调查取证工作的难点入手,提出了针对这些火灾调查难点的应对策略,希望对相关工作有所帮助。

试论检察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

针对理论依据的争议,对侦查监督说、公诉职能说、综合说、制约与配合说进行了评析,指出侦查监督权不能涵盖引导侦查的全部内容,公诉职能理论存在缺陷,综合说的实质应为法律监督权,制约与配合说难以自圆其说,认为检察引导侦查的理论依据应是法律监督权。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反思与展望

检察引导侦查改革近年来逐渐成为检察工作的热门话题,也被视为刑事司法新观念和目前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之一。通过对检察引导侦查的法理基础、法律依据、价值与成效等问题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检察引导侦查这种检警关系机制研究不能以某一个流行命题为基本出发点,而应当把它置于具体的刑事司法理论及实践中去。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其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制的施行不仅给现行职务犯罪侦查取证工作机制带来了诸多挑战,也使其面临着有关非法取证方法法律规定的漏洞、取证观念的陈旧、工作衔接的不足、取证能力的欠缺、监督制约的乏力等诸多困境。唯有从明确界定非法取证方法的排除范围,转变取证观念,实行公诉引导侦查工作方式,强化取证能力,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完善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方能走出困境。

司法改革新语境下再论警检关系

国家监察体系架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公检法各机关改革的深化等共同构成了司法改革的新语境。在经历了2004年和2010年警检关系两次研讨高潮后,司法改革新语境下有必要再次对警检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和"检察监督原则"构成了警检关系的基本法律框架。基于警检的不同,警检关系的未来发展必有其限度和重心。警检关系未来发展的限度是:第一,我国不适宜发展警检一体模式,检察机关的权力不应延展至侦查指挥权;第二,在检察机关积极探索侦查监督机制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事中监督应审慎设计和运行。警检关系未来发展的重心是:在警检关系的构建和展开之中,第一,凸显证据获取、证据审查判断等各证据环节的严格要求;第二,强调侵权救济机制的通畅和保障,发挥辩护方的积极作用。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的侦检关系及其完善

只了解一国法律制度的人,不可能真正认识本国的法律制度。当今世界,无论是实行"侦检分离"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实行"侦检一体"的大陆法系国家,侦检关系不再是绝对的"分离"或"一体",而都强调侦检双方的协助与合作。针对我国现行侦检关系的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以检警双方的"适当结合"为核心,建立一种"检察引导侦查"新型侦检关系,于理有据,于实有利,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规律。

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完善

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实务中,检察机关常常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过程收集到的能够证明法院对案件事实做出错误认定的证据提出抗诉。然而,检察机关依据其调查的新证据提出抗诉是否会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失衡的地位,使申请抗诉的一方借助检察机关的公权力来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是颇具争议的问题。那么,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的过程中能否对已被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重新调查取证?能否依据调取的新证据提出抗诉?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电信诈骗案件的证据收集与固定——基于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视角

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制下一种工作机制创新。在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与固定工作过程中,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引导侦查,可以有效避免公安机关存在的证据收集、固定手段不合法、证据质量不高、侦查方向不明确等问题。与此同时,在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引导侦查过程中,要注意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审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切实解决追赃返赃问题;注意做好引导侦查工作中检察职能的发挥。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权研究

检察机关需要通过调查取证获取支持公益诉讼程序的证据材料。但是,法律仅规定了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调查核实权,该项权力是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的特定调查职权,无法直接推定为法律对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权的赋予。需要根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特征、法律价值、法律程序等,建构保障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的调查取证法律制度。

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阶段性运行规则建构

根据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案件的时间和程度不同,检察调查呈现出“立案前初查—诉前调查核实—诉中调查取证—诉后调查核实”的阶段性特性。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运行应限定在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后至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发布公告之前这一阶段。实践中,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运行逾越阶段性边界,引发调查核实内容超越职权范围、调查核实程序偏离法定秩序和调查核实成本违背效益原则等问题,难以达到甚至背离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目标。为保障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运行不逾越阶段性边界,建议明确检察调查核实权的启动程序,合理设定调查核实权运行目标;明确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运行阶段,区别诉前阶段调查核实和诉讼阶段调查取证;规范检察调查核实权的实现手段,明确调查核实材料的诉讼证据资格。

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之实证研究——以A省3市为例的分析

经对A省3市的3所检察院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建议后,检察院各环节对律师权益的保障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也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律师"三难"问题。相较于正在落实中的"电子卷宗"对律师阅卷权的保障而言,调查取证的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然而,唯有探寻目前司法实践中调查取证"难"之具体所在,并深刻分析其成因,方能提出有效解决之对策。

针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施的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分析

辩护律师通过调查取证获得刑事案件辩护的相关证据,其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但与此同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过程中,也极容易造成利益相关人的权益侵犯,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充分行使自身的监督职能,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施来进行监督和管理,即充分保障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有对相关关系人的权益予以充分保护。

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研究——以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在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完成举证任务,检察机关需要对有关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但由于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性质界定尚存争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性质亦未形成统一意见,导致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强制性,造成取证效率较低,影响诉讼的进程,致使保护环境公益这一目的难以实现。对此,应赋予检察机关限定强制性调查取证权,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促进取证顺利完成,从而推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开展,最终实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从全面取证到规范保管:侦查环节证据运用的法律规制

刑事证据的全面收集与规范保管是确保侦查质量,实现案件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就全面取证而言,需扭转传统办案思维,摘掉有色眼镜;需建立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需重新划分警检各自权力范围,探索借鉴"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从规范保管的视角而言,需建立阶段性证据详细记录机制;建立证据调取的规范化机制;需保障证据保管的外部环境和支撑条件。当然,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依法贯彻无罪推定理念应当贯穿整个办案过程的始终。

民行侦查权运行机制研究

民行侦查权的有效行使对新形势下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强化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能,加强人民群众的司法信仰,实现司法公正与和谐,有着重大意义。立足于工作实践,提出在民行侦查权的行使过程中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并加强民行侦查工作中的证据收集制度建设,以促进民行侦查权的有效行使。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检视与完善

调查核实权以法律监督权为依归,在检察公益诉讼视域下并未改变其法律监督权属性。调查核实权与取证权有诸多区别,其功能定位是推动法律监督进程而非定着于具体利益层面的诉讼策略。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在运行过程中服务于诉讼利益而导致诉权失准,调查核实的内容指向请求权基础分配与举证责任分配的事实而忽略了法律秩序状态的检视,调查核实权的权能边界模糊不清。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良好运行的关键在于从规范层面补足法律监督基础供给,调查核实的内容应定着于被监督对象的行为监管、被监督行为规范度的维护,同时明确检察机关在诉讼阶段的取证权,从而建构完整的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模式。

浅议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引导侦查取证工作

针对我国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在其应用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盲点的现状,本文从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特点、内容界定、工作方式以及存在和应该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就检察机关如何引导侦查取证工作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