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期刊出版内容生产过程中的侵权责任研究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普及的浪潮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期刊出版内容的生产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和生成大量数据,具备了类似于人类创造力的能力。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样性、隐蔽性、智能性导致对其不当使用会在期刊出版内容的生产过程中对著作权、名誉权等造成侵害。一方面,应对此种侵权行为的责任予以明确;另一方面,应从技术层面与法律层面加以应对。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问题研究——《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一)》第19条的理解与适用

《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一)》第19条对《民法典》第1202条和第1203条规定的“损害”,解释为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以及其他财产损害”即“缺陷产品自损+其他财产损害”的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模式,在理论上平息了对此问题的争论,在实务上统一了裁判规则。对此进行理论说明,“硬着陆”的做法过于生硬,有违法理;采取“软着陆”的方法,即采用诉的合并理论,将产品责任的固有利益损害与产品自损的预期利益损害两种赔偿实现诉讼的合并,由同一法院管辖和裁判,既不违反《民法典》的规定,又符合产品责任的法理,还能实现及时、便捷地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责任认定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在责任认定上存在特殊性,选择过错责任而非严格责任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责任的主要归责原则,有助于实现“预防风险、鼓励创新”的价值目标。对人工智能产品技术支持者的责任认定,可以类推适用产品责任中的现有技术抗辩,即以“现有技术水平”作为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而“现有技术水平”的具体内涵需要结合时间和行业两个维度综合考量。对人工智能产品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不宜类推适用避风港规则,可以类推适用公共场所、经营场所管理者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是以安全保障义务的有无和履行情况判断其过错。

人工智能辅助医疗侵权的归责困境与消解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迅速拓展,人工智能辅助医疗中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医疗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自身属性特点以及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人机合作的医疗活动致患者损害的责任认定仍一味地采用传统的医疗损害责任认定,而真正的责任主体未能被有效规制。通过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对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的具体归责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人类医师在人机合作体系中有其角色定位与应尽义务,在人工智能辅助医疗侵权事故发生之时,应当坚持医疗人工智能的产品属性和辅助地位,并通过降低受害人的举证难度、增加生产者的主体范围等方式以适当调整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产品责任规则,明确不同情形下的责任主体和归责方式,以期保障各方的权益。

论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规则完善

近年来,自动驾驶汽车推广应用给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由此引发了不少交通事故,其中存在大量法律问题亟待我们探究,首要的便是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主体认定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自动驾驶汽车领域,产品责任主体认定规则内容模糊以及自动驾驶汽车运行的复杂性和自主决策性导致的交通事故查因困难等,均让其责任主体的认定陷入困境。为解决上述难题,考察域外相关立法,建议以“人为介入”作为侵权责任主体认定规则的适用依据,进一步具体细化产品责任主体认定规则,同时完善交通事故原因查明的配套措施,为促进自动驾驶行业稳固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立法完善

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涉外产品责任案件日益增多。伴随这一发展趋势 ,有关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逐渐成为国际私法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还尚未建立有关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专门法律制度 ,而是笼统地采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一做法使原本复杂的法律问题变得过于简单化。文章是在对传统法律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确定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在这一领域内的立法完善 ,以促进我国涉外产品责任专门法律制度的尽快建立。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归责原则及相关问题刍议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的性质与一般的产品责任相似,医疗机构的地位也相当于一般销售者,其归责原则也应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医疗产品缺陷的认定应从设计制造缺陷扩大到警示、跟踪观察缺陷。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应实行举证责任缓和,并对缺陷与损害的因果关系实行不完全推定。《侵权责任法》需要在明确生产者与医疗机构的内部责任、明确销售者的责任主体地位等方面作出改进,另外,可借鉴美国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医疗产品安全监测和报告制度。

再访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情景化、类型化与限缩性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59条出身于我国"医药不分家"的医疗体制,它过于注重医疗机构"销售"医疗产品这一表征,而没有对医疗服务区别于商品销售的特性给予充分考虑。在医药尚未分离的时代,第59条具有存留价值。在医疗机构走向"医药分家"的进程中,与其狭隘地、机械地、不加区分地适用第59条从而将其演化为旧体制的"固化剂",不如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医疗机构的责任归属、使其细微地反映不同情形,将第59条演变为新体制产生和建立的"压力阀"和"推动器"。可通过类型化处理方式,比如医疗机构的类型化、服务商品区分的类型化、产品缺陷的类型化、医疗产品的类型化和与医疗产品有关的责任类型化,来缓解第59条对医疗服务提供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航空产品责任诉讼初探——以美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

发生空难后,航空产品责任诉讼是受伤害旅客获得高额赔偿的重要途径,美国是航空产品责任诉讼的集中地,有着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较为完备的法律规定。航空产品责任诉讼的责任主体主要是航空产品制造商和航空器出租人,要使其承担产品责任,必须证明航空器存在设计、制造或警示说明缺陷。同时,美国法院常常会在航空产品责任诉讼中应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因素两方面进行考察,判断法院是否对案件行使管辖权。尽管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可能导致不同案件判决结果存在差异,但是通过对美国《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和相关案例的研究,在美国航空产品责任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标准等问题上仍有一些规律可循。

航空产品适航审定的政府责任:美国经验与中国应对

以飞机为代表的航空产品需经过政府部门的适航审定,才可投入市场。在承认行政侵权赔偿的背景下,适航审定机构可能面临航空产品事故受害者的索赔。美国判例法将适航审定活动归入政府享有自由裁量事项范围,豁免了政府的侵权责任。中国当前法律仅原则性地规定了适航管理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但对求偿主体、赔偿事项范围等具体问题均未予明确,使政府赔偿责任的范围边界不尽清晰。随着国产飞机陆续投入市场,长期未付诸适用的法律规定有可能被援引为赔偿责任的依据。然而,由政府承担航空产品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欠缺理论与实践理性。我国法律应及时作出修改,以防范给适航审定机构带来不合理的责任风险。

产品代言人侵权责任研究

就侵权法的理论而言,运用主客观相结合的关联共同理论,可认定在某些情形下产品代言人与制造商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而相对于理论上侵权责任的认定,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的问题在于产品代言人的侵权责任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落实。对此,构建严格的产品代言人侵权责任意义重大。

论初级农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初级农产品是食品安全的基础和源头,只有从源头着手,才能有效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传统民法对初级农产品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模式随着社会发展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无法有效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不利于受害人的救济。应当将初级农产品侵权责任纳入产品责任范围,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以实现对受害人的充分救济。

“产品责任”概念内涵的逻辑分析

在我国,一般认为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因生产、销售有缺陷产品致使他人遭受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所应承担的特殊侵权责任或民事赔偿责任。但这样的含义明显与我国《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不符。从逻辑学角度分析的结果表明,其应该被修正为"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因生产、销售缺陷产品致使他人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遭受损害,或者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安全所承担的侵权责任"。

产品侵权责任研究

论述了产品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法律特征、责任承担、损害赔偿等理论。提出了完善我国产品责任制度的观点:对于“产品”的内涵及外延应作合理界定;应进一步完善缺陷的认定标准;应确定产品的销售者承担严格责任的原则;应对受害人因人身伤害引起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试论医疗产品缺陷的概念

近年来由医疗产品缺陷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案例明显增加,法律对医疗产品缺陷的规制却并不完善。本文欲在《侵权责任法》的背景下,结合相关法律法规,阐述医疗产品缺陷侵权责任中医疗产品缺陷的概念,希望以衡平的法律价值观为我国司法实践处理医疗产品缺陷损害案件提供一些裨益。

产品自伤的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产品自伤是对所有权的侵害还是一种纯粹经济损失,决定了其是否属于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1条改变了《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不再将缺陷产品造成的财产损害限定为对"缺陷产品之外的其他财产损害",引发了对产品自身损害的性质的研究。在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立法进行考察后,认为产品自身损害作为违约责任的赔偿对象更为合理。

论无过错产品责任原则——以过错对产品责任的影响为分析视角

关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有不同主张。《侵权责任法》确立的应是无过错产品责任原则,该原则的适用需要正视产品侵权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过错要素,它可以表现为生产者的过错、销售者的过错、受害人的过错以及第三人的过错等。过错因素可能对产品责任成立与承担产生影响,但仍应坚持无过错产品责任原则。

产品侵权责任体系研究

产品侵权事件频发,严重损害了人们的人身、财产安全,亟需相关法律进行规制。《侵权责任法》作为侵权领域的基本法,其通过和实施使产品侵权责任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但由于相关法规的内容仍存在分歧,我国的产品侵权责任体系尚不够健全。从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承担主体及惩罚性赔偿等方面对我国产品侵权责任体系的完善提出建议,以期对其发展有所裨益。

浅析大规模产品侵权的举证责任——以“三鹿奶粉事件”为分析案例

"三鹿奶粉事件"引起人们对大规模产品侵权问题的思考,而我国法律并未就大规模产品侵权问题作出规定。基于大规模产品侵权的特殊性分析,应该在大规模产品侵权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为众多的受害人提供充分的、及时的救济,由政府为受害人提供产品缺陷举证责任上的帮助,并且实行因果关系推定。

冲突法视角下的跨境产品责任侵权

在涉外产品责任冲突规范的连接因素上,国际条约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都出现了引人瞩目的新发展。在对弱者利益的倾斜保护、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调和、当事人属人法的立场抉择、强制性规定的优先适用等方面,我国充分借鉴欧盟《罗马条例Ⅱ》及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的法理命脉。在当下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设定产品责任准据法的前提下,须在具体个案基础上反思中国国际私法视角下的产品责任侵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