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权力的异化表征与归正路径

学术权力既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组织的基础权力。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学术权力的异化现象较为严重,这种异化的负向力量会降低公众对于学术权力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高校治学管理和学术研究顺利运行。高校学术权力异化主要表现在高校学术权力主体异化、高校学术权力活动异化、高校学术权力配置异化及高校学术权力监督异化等方面,高校学术主体道德失范、政府过多干预高校学术管理、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色彩和高校学术权力法律地位缺乏独立是造成高校学术权力异化的主要归因。回归高校学术权力的本真要义,应进一步规范高校学术权力主体行为、明确高校学术权力运行规则、协调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及健全高校学术权力监督机制。

审思与建构:大学图书馆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大学图书馆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国家和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促进大学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文章阐述了大学图书馆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与内容,从六个方面构建了多维度大学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框架:统筹兼顾:党建与业务齐头并进;软硬兼施:“硬制度”与“软环境”提升并重;标本兼治:资源与服务和谐共生;倍道兼行:技术应用与数据治理相辅相成;内外兼修:馆员与用户合作共赢;神形兼俱:打造未来学习新生态,推动大学图书馆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伦理学对科技伦理治理的贡献与新作为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进入新阶段。中国科技伦理的研究与实践是沿着两条进路开展的。一条进路是从一般伦理原理出发,推导出具体科学和实践的规则;另一条进路是从科学研究的问题和科学技术事件和案例出发,逐步形成针对科技过程中某一类特定现象或问题的伦理治理原则与共识。医学伦理学研究也是这样形成医学道德传统和现代生命伦理学传统的。在伦理治理实践中,医学伦理走在科技伦理的前列,形成了科技伦理研究与发展的“先行区”、伦理审查建制化“探索者”和科技伦理治理的“示范区”。伦理治理意见的出台不是医学伦理治理研究的终点,医学伦理学需要有新的作为。一是对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再思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是对两条研究进路的再思考,两条道路平衡发展互相支撑。三是对伦理与法治关系的再思考,不断提高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

我国研究生教育学术不端治理的发展态势、困境与对策探析

学术创新在建制化规范化正向化发展过程中需要抵制和有效治理各种学术不端行为,这也是培养和提高研究生学术诚信意识的重要内容。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学术不端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议题和科技治理的重要环节,也是促使研究生提高科研诚信意识和科研伦理主动性以及有效规避学术不端的重要推手。总结我国学术不端治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经验,是直面新时代学术不端治理困境、推进问题解决的前提。从我国学术不端治理实践呈现的体系化、联动性、主动性、全面化良好态势出发,更要认识到我国学术不端治理在认知基础、价值辩护、局面被动以及量化评价等方面面临的普遍困境,通过构建学术不端治理行动者网络、加强学术诚信教育、科学借鉴科技发达国家成熟经验等提升学术不端治理成效。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重的社会——教育传导机制与治理路径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越来越依赖学校教育获得,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将竞争集中在普通学校教育体系内的优质资源,社会公平诉求又将选拔标准单一化为书本可测知识成绩的排名,不可避免出现考试难度越来越大、学习进度越来越超前、时间越来越长、负担越来越重的后果。过重课业负担对学习韧性和身心健康的影响令人担忧。减轻过重课业负担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继续强化“双减”治理、明确长期可持续学习的价值导向、重构多样化教育体系以及推动主要劳动力市场选人机制转型,进而走出“治理—恶化—再治理—再恶化”的莫比乌斯循环。

论高校内部治理的症结及疏解策略

高校内部治理是高校治理的重要环节,关系着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科层制模式下,高校内部治理存在着政府外部行政权传导的高校内部行政权与高校办学自主权之间的矛盾、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学生组织与学校党政职能部门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人事治理症结、财务治理症结、合同治理症结。究其原因,法治保障的缺乏、行政权力的过分倚重、机构权责不清、监督机制缺乏是高校内部治理矛盾和症结的成因。因此,必须从积极推进依法治校、优化高校内部权力配置、摒弃落后的管理理念与习惯、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动能等层面予以疏解。

燕京儿科学派论治抽动障碍的学术思想与经验传承探赜

燕京儿科学派立足于脏腑辨证,认为风痰为抽动障碍的致病关键,肝风内动为基本病机。学派泰斗刘弼臣教授及其传承人王素梅教授以“平肝息风”为治法基石,着眼于不同致病环节,分别形成了“从肺论治”“从脾论治”两大代表性治法理念,对临床诊疗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刘弼臣教授聚焦于“外风引触肝风”始动环节,倡导调肺以截病于初,散外风以防内风亢动;王素梅教授承袭并发展其证治思路,聚焦于“脾虚”关键病理环节,倡导调脾以治病于本,健脾以平肝益肺,完善了本病反复发作期及恢复期的治法体系。本文总结燕京儿科学派两大代表性学术思想及观点演变中的传承发展,旨在进一步弘扬流派名医经验,并为本病证治提供思路和借鉴。

学术动员:理解中国大学学术治理的新视角

理解中国大学学术治理是解释学术产量剧增、推动学术治理现代化的认识起点。目前,学术界对集中于学术治理过程的“学术锦标赛制”和“学术发包制”以及着眼于宏观制度架构的“学术单位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但对存在于学术治理前期的“学术动员”关注不足。学术动员通常是动员主体通过项目设立、政策发布、指标下放、利益诱导、宣传鼓励、榜样示范等手段,借助“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促使动员客体达到观念上的服从、认同乃至内化,从而调动客体积极性使其被动或主动地响应并参与到学术事务之中。在治理语境下,学术动员具有作为治理工具的学术动员、作为治理实践的学术动员和作为治理制度的学术动员三重意蕴。基于动员规模与动员方式,学术动员可划分为大规模刚性动员、局部刚性动员、局部柔性动员和大规模柔性动员4种理想类型。它们既有各自特定的适用范围,又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学术治理实践。在实践层面,当前学术动员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上下互动、纵横交错的多层级动员机制,尤其是以行政力量为依托的“动员目标—组织建设—动员执行—检查验收”的动员链条成为其显性的运行机制,“接受动员—目标拆解—再动员”的动员链条是隐性的衔接机制。从制度更迭角度看,学术动员1.0版本是作为“运动型治理”的表现形式而存在,属于非常规治理模式;2.0版本是非常规治理的常规化;如今治理疲软现象时有发生,从“结果导向”到“以人为本”的实践转向可能是学术动员的3.0版本。

日本大学治理的新动向和思考

大学治理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为应对社会结构性变革,日本发起了旨在构建“政府-社会-高校”共治的大学治理改革。在这场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处理府学关系时逐渐强化了对大学的监管和制约;社会力量通过决策咨询和审议、社会评价与监督、社会问责等方式深度参与了大学治理;面对外部主体影响力的凸显,日本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矢量呈现出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动态变迁。纵观日本大学的治理过程,一是政府在大学治理中要发挥权变引导作用;二是社会力量在参与大学治理过程中需有序有度,发挥媒介和缓冲作用;三是大学内部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需共轭耦合,深度整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日本大学治理改革举措的探索与研究,对我国进行大学本土化治理提供了思考与借鉴。

学业负担生态治理的内涵、价值与实践逻辑

学业负担生态治理指为营造学生学习、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在共治共享理念的引领下,综合运用行政、法律、道德等多种手段,对过度功利化、短视化等问题进行规范、管理与监督,使内、外部环境更加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从而实现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和义务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学业负担生态治理的实质是社会、学校、家庭等相关利益群体形成的共治模式。学业负担生态治理有利于重塑家庭教育观、回归学校育人本质、培育社会公众理性教育观念,促进学习方式重建、教学形式变革、教学资源补偿,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场域教育生态空间的重构。“双减”背景下,学业负担生态治理的实践进路包括:建立“休戚与共”的价值认知和坚守“学以为己”的治理共识;建立健全学业负担生态治理体系与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加速扭转教育功利化、短视化倾向;推进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学业负担生态治理行动。

龙江韩氏妇科对“肝肾同源”理论的传承应用

“肝肾同源”最早见于《易经》,医学概念源自《黄帝内经》。五行中肝属木,肾属水,水生木,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肝肾同源,乙癸同源,精血互生互化,二者在生理上互相联系,病理上互相影响。龙江韩氏妇科历代医家重视“肝肾同源”理论,发展并应用于指导临床。龙江韩式妇科奠基人韩百灵教授,最早提出“肝肾学说”,其子韩延华教授作为代表性传承人,在韩百灵教授的理论思想指导下,创新性提出“肝主冲任”理论,并创立百灵育阴汤、补肾活血调经汤和百灵调肝汤等代表性方剂,运用于临床不孕症、闭经和月经先后不定期的治疗中,取得良效。本文围绕“肝肾同源”理论,追溯其起源,阐述韩氏妇科对其传承及应用,体现中医理论的传承和创新,为妇科同行提供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女性高管的视角

数字化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与突破口,也是“十四五”时期深化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文本数据,从女性高管视角考察“她力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她力量”,即女性高管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基本成立。第二,企业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是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第三,考虑外部资源效应与内部能力效应,政府补贴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学术经历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说明外部资源与内部知识能力分别具备“她力量”驱动下的互补性价值与替代性价值。第四,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不断提升,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逐步放缓,呈现出非线性效应,说明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最优性别结构;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产权、无政治关联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

航空科技协同创新主体策略及影响因素研究——“政产学研金”视角下的演化博弈与仿真

航空产业是国之重器,必须坚持自主创新,推进高端装备和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航空科技创新是实现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建立航空科技协同创新演化博弈模型,对协同创新主体策略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数值仿真模拟创新主体意愿变化和稳定策略形成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表明,不同背景下航空科技协同创新主体策略演化呈现不同规律,优稳定策略的形成受协同各方交互作用和相关因素差异化影响。以创新主体策略演化至优稳定策略为导向提出建议:提高政府调控行为与协同创新过程配适度;优化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结合航空企业自身创新情况形成差异化融资方案。

冲突与协同:大学学术治理的价值意蕴与路向选择

大学是知识生产与创新、人才培养与培育的重要场所,学术性是大学的基本特性,在学术层面引入治理理论是教育治理理论的深化。当前大学存在过于追求效率、学术委员会运行不畅、学术治理内恰性有待提升等问题,原因在于大学学术治理的价值追求片面化、内部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以及传统的组织架构加剧了学术资源竞争。从治理理论出发,大学学术治理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治理价值的回归,即要复位到对学术自由的保障与追求;大学学术治理的根本保障在于大学内部不同权力的协同,共同形塑良好的大学内部权力运作样态;大学学术治理的基本方向是构建学术共同体,做强以学术委员会为代表的学术治理体系,以学术共同体推动形成协同有效的治理局面,最终形成以“善治”为特征的大学学术场域。

“指标”: 理解中国大学学术评价的一种视角

“指标”是一种兼有概念与政策工具意涵的手段、方法和机制,也是理解中国大学学术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的一个关键视角。指标在中国大学学术评价中的应用与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性演进过程与制度性形成条件。按照评价主体与被评价客体关系及其意图指向不同,可将大学学术评价指标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与大学主导等类型。通过对指标的生成、执行、考核与结果应用等阶段的考察,呈现其运作过程机理。同时,大学学术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贡献,却也存在主体参与、方法选用以及测量过程等方面的局限。基于上述认识,提出治理指标的若干建议以及探讨了从日常性考察走向形成可能的“指标治理理论”议题。

大数据赋能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治理——价值意蕴、现实梗阻与推进策略

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大数据赋能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治理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学术成果不断数据化让抄袭造假行为难以藏身、大数据检测软件防控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互联网黑名单系统完善学术不端行为惩戒机制、聚类分析有助于开展针对性强的学术道德教育。然而,大数据赋能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治理也面临着学术监督主体缺乏使用大数据的行为意向、各类科研数据库的开放共享程度亟待提高、科研成果价值开发和合理使用的矛盾加剧、大数据固有缺陷妨碍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等现实梗阻。为此,需要打通科研数据开放共享的融合渠道、研发基于大数据的学术不端智能监督系统、提高学术不端监督主体的数据素养;全方位撑起科研数据的安全保护伞。

学术元评价:内涵、治理功能及其实现

元评价作为高质量的学术评价治理工具,表征为关注评价本身、兼顾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指向评价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学术元评价发挥着保证学术评价治理实效、完善学术评价治理机制和提高学术评价治理质量的功能。对此,面向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落实学术元评价的治理功能应健全元评价制度,把握好学术评价治理的保障体系;深化元研究范式,诠释好学术评价治理的科学机制;反思元评价本质,维护好学术评价治理的文化生态。

压力型体制:一个描绘和解释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概念

“压力型体制”是描绘和解释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本土原创性概念,得到研究中国政治和治理同行的重视。压力型体制概念的解释力既来源于对制度运行的整全性理解,也来自其生动的描绘力。压力型体制概念是研究者对地方官员生动的实践话语的学理化提炼,并从历史源流、演变过程和具体运行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化构建。压力型体制的生成是中国在实现赶超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选择,在传统政治中的“比限”制度、现代化的“动员体制”以及“发展型国家”中能找到痕迹、联系以及参照对象。压力型体制概念的形成过程说明,扎根经验事实,定准理论坐标,重视实践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是生产解释中国当代政治和治理学术概念的重要路径。而中国丰富的治理经验和创新为更多原创性概念的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持续的动力。

未竟的影响:澳大利亚高校“双科研评价机制”的设计与争议

随着影响议程在学术领域的兴起,非学术影响评价作为一种新的实践,正成为世界各国科研评价改革的重心。2018年澳大利亚在“科研卓越评估”(ERA)基础上,引入“社会互动与影响力评价”(EI),形成“学术影响”与“非学术影响”并举的“双科研评价机制”。前者立足于发挥知识生产创新的核心功能,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后者致力于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二者联合构建出科研内在质量和外在效益相得益彰的创新型制度设计。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单一制度设计,澳大利亚统筹多重制度的运作逻辑,以谋求科技创新和学术研究的突破性变革,重拾了历史上因政治因素而被搁置的非学术影响评价,构筑出科研发展的战略合力,但同时也面临功能定位、要素构造、实践指向等方面的争议。值我国开展有组织科研之际,上述经验思路对如何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可以提供反思和镜鉴。

院系学术治理视角下教师的集体行动困境与消解

作为一种结构化的集体行动,院系学术治理过程中教师的集体行动困境主要体现在学术事务决策过程中集体权力的分散与削弱、群体的异质性弱化教师之间的协同、复杂性学术治理事务决策过程中教师参与范围与程度的不确定性、院系学术治理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等。从教师参与视角切入,发现院系学术治理过程中牵涉的成员结构与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制衡失调成为教师参与院系学术治理集体行动困境背后的制度根源。在此基础上,从“弱激励、强关联”的选择性激励、创新纵向与横向权力的分置方式、学术共同体利益的价值同构等方面提出院系学术治理过程中教师集体行动困境的消解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