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廉政文化融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价值及路径研究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是“立德树人”的主要阵地,推动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不仅是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而且还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生态,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品质。在新时期,以中国传统的廉政文化来滋润大学校园的廉洁文化,要从加强观念、健全制度、创新载体等方面入手,开创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新局面。

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及启示

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通过加强思想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健全完善财经制度和强化制度保障;加强监督,构建长效机制;厉行节约,精兵简政,奠定廉洁政治的物质基础;从严治吏,狠抓“关键少数”等有效措施取得了长效的实践效果,为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提高思想认识,以更加积极的历史主动精神将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推进;勇于自我革命,夯实党风建设的主体力量;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汲取党建工作的历史能量,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江西萍乡优秀家风家训内容及当代价值研究

江西萍乡优秀家风家训作为当地家族的精神信仰、行为准则,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世代相传。对明清时期江西萍乡地区族谱进行整理发现:当地人恪守敬天法祖、遵纪守法、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勤俭持家及崇文重教等优秀家风家训。这些价值观念对当代人坚定文化自信、提升自身品德修养、促进家庭和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教化和德育作用。

先秦儒家廉德思想概述

先秦儒家廉德思想内涵丰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廉德仅指廉洁的品德,包括欲而不贪、无暴无盗、寡欲养廉、廉而不刿等内容。广义的廉德还包括廉政的理念和廉吏的实践,其实现路径主要有修身养廉、尚俭助廉、知耻守廉、以义保廉、礼法促廉五个方面。廉德、廉政和廉吏在一定层面上都体现出了对为官者廉洁从政的要求,三者密不可分。廉德是廉吏和廉政的理论基础,廉政是廉德和廉吏形成和发展的环境要素,廉吏是廉德和廉政的主要载体。廉吏在古代官员中所占比例极少,但所起的示范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研究廉德思想,离不开廉政和廉吏。

一体推进“三不腐”视域下廉洁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必须厘清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逻辑,进一步夯实廉洁思想根基,厚植廉洁文化基础,深化廉洁教育宣传,健全廉洁制度,推动形成常态长效的廉洁文化机制和体系。

国家审计推动国家良治之现状调查与路径选择

在推动国家良治的进程中,国家审计发挥作用的路径有四:一是针对国家治理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进行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二是针对国家治理效果进行的"绩效审计";三是针对国家治理掌权者所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四是前三种路径的拔高、升华和统一终点,即为实现推动社会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最终达到国家良治目标而进行的社会责任审计。

权力监督体系的构建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这突出了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是站在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的改革方向和具体要求,从我国目前的权力监督体系来看,还存在着监督体系整体功能相对弱、监督体系不够完善、监督主体之间的制衡不够等问题。因此,基于系统论分析权力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及结构关系,探讨权力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探寻优化权力监督体系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预警监督机制在清廉医院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清廉医院建设,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医疗一线和群众身边延伸,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预警监督机制是推进清廉医院建设的有力保障,通过对党风廉政建设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或已经发生的违纪倾向进行主动防范和监控,及时靶向防范化解风险,代表着一种主动预警、靠前监督、动态监管模式。通过建立预警监督机制,医院领导班子逐步形成“纪委监督就是爱护同志、就是支持推动工作”的共识,各职能部门贯彻事前监督报备的主动性更强,职工参与共建清廉医院的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巩固,预警监督机制推动清廉医院建设的积极效应日益凸显。

论廉洁政治

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是各国政府和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本文认为,廉洁政治不仅要求公职人员廉洁从政,奉公守法,不以权谋私,也要求政府以民为本,清正廉洁,不滥用职权,同时,也要求政治过程、政治生活依法依规范、公开透明、清正清明。干部清正是基础,政府清廉是关键,政治清明是核心。当前反腐败必须致力于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建设廉洁政治。文章对当前反腐败及廉洁政治建设的重点、路径和方式进行分析,强调反腐倡廉的重点在于制度建设,核心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并就此提出了系列对策和建议。

行风评议与政府绩效改进

以某市政府部门的行风评议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探索行风评议实施对于组织绩效改进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指标设计直接影响着组织绩效的改进,其中指标的分析性对绩效改进的影响最大,调节性对绩效改进的影响最小;结果形式正向影响绩效改进,其中中立结果对绩效改进的影响最大,负面结果对绩效改进的影响最小;指标设计通过结果使用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绩效改进,结果形式通过结果使用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绩效改进。对于现实行风评议活动,评价活动的组织者可以通过指标设计分析性以及结果反馈中立性来促进被评议组织的绩效改进。

基于组织管理体制论高校附属医院党风廉政建设

医学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合并,作为医学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和临床教学实施场所,高校附属医院的行政、教学、科研等由原属卫生部门转入教育部,而医疗业务及资金、财务管理仍由卫生部门管理,造成了多头管理,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政府应注重顶层设计,理顺各方关系,加强政府、高校、附属医院之间的协调配合。高校内部应通过监督检查、案件倒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配齐配强执纪队伍。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源流辨——兼与杨昶先生商榷

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进行源头上的考察,必须把握廉政实践活动和廉政思想认识两个概念的区分。廉政实践活动与廉政思想认识的产生呈现出不同步性。“廉”作为一种为政道德实践活动,已经萌芽于上古原始社会末期,而廉政思想认识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周初“六廉”的提出,是廉政思想产生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虽对廉政思想做出了不同解释,但廉政思想一直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思想家所继承和弘扬,从而为当代社会加强廉政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淀。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所需要的道德认同和价值取向,指明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方向、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搞好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要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功能作用,必须加强廉政教育,营造廉政文化,完善廉政制度。

国家治理过程的“可视化”如何实现--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意义和推进策略

权力清单所涵盖的范围就是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范围,清单以外就是行政权力不能随意进入的范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权力清单制度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重要制度。在宏观把握上,应严格树立原则纪律、汲取各地创新经验并统一全国规范;在中观战略上,可结合相关改革举措,采取广泛多层级的立体化推进形式;在微观战术上,应以严格的核查问责制度、信息化政府建设和协商式民主建设为配套保障;在深化实施时,则需深入研判法律约束、改革盲区和未来限度,从而把握改革脉络。

传统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从不同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传统文化对廉政建设具有深刻影响和当代功用。传统廉政文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 ,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要促进廉政建设的有效开展 。

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及其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毛泽东丰富的廉政思想中挖掘并吸取有助于当前廉政建设的精华部分,为党所用,并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重塑党在群众中的无私、进取、务实、清廉、开拓、创新的形象,凝聚了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中国传统文化与习近平廉政话语的构建

习近平廉政建设思想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意蕴。习近平对待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继承和深化了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造诣,习近平时常结合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深入浅出地阐述廉政建设的重要地位和具体措施,构建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廉政话语,极大增强了廉政教育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的教训和警示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今日中国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以史为鉴,消除专制,"民主防腐";摒弃人治,依法防腐,是研究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得出的深刻教训和有益警示。吸取古代廉政法制的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廉政法制是十分有益的。

试论“村治”新廉政监督机制:户代表会议制度

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存在着乡村公共信息不透明等诸多问题,导致村民作为自治主体无法实现对村委会等乡村自治组织的有效监督,乡村腐败问题日趋严重;而户代表会议制度,则通过建构一种协商民主的机制,将村民主体导入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之中,其廉政监督机制对乡村腐败治理有着积极作用。

社会满意度视域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廉政建设的相关性分析--以天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

过多地依赖行政权力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弊端,导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面临着各种挑战。因而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满意度作为衡量政府改革、市场运行、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引起政府、市场与社会的重视。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理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以解决权力制约机制问题,为廉政制度建设提供发展理路、权力监督、利益协调与社会环境等条件。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廉政建设,应采用社会回应型的目标模式,把握权力与权利并重的核心内容,坚持以行政审批和廉政建设自身规律为导向的指导原则,采取健全法律渐进式的路径程序,其关键在于厘定公共领域的边界和满意度评价主体,培育成熟的社会和实现公民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寻求权力制约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