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刑事印证证明的误解与澄清

印证是从属于自由心证的证明过程,既无法涵盖所有的犯罪类型,也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待证事实,故无法成为与法定证明、自由证明相并列的一类新模式。但作为方法,印证证明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实践中被广泛诟病的虚假印证、误解印证等不符合印证要求,故冤假错案也不能归咎于印证本身。实践中,印证证明与证明标准混同的问题突出,事实上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呈现方法和目的的关系,方法自然不同于目的,但方法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目的是方法努力的终点。因此,尽管印证具有提升裁判者心证的积极意义,但不能人为拔高至证明模式的程度,在实践中既要反对意图抛弃印证的“冤假错案成因论”,也要反对过度崇尚印证的“证明标准等同论”。

刑事辩护视野下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体系定位与实践运用

法定犯时代的到来对司法实践长期坚守的“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形成冲击的同时,也使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判断更加复杂。在刑事辩护中,违法性认识错误分别对应无罪辩护、罪轻辩护以及量刑辩护三种辩护事由。从刑事一体化视角来看,故意说主张违法性认识错误应表现为无罪辩护事由和罪轻辩护事由,责任说则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通常属于量刑辩护事由。三种辩护事由的实践运用比重不仅取决于如何理解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理论定位,也与不同辩护事由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张难易程度密切相关。在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考量下,将违法性认识错误作为量刑辩护事由的做法可以有效平衡被告人利益诉求与刑事政策要求。对此,应坚守责任说的基本立场,充分发挥违法性认识错误作为量刑辩护事由的积极意义,从证明模式转型、证明责任分配以及证明标准廓清三个方面发挥其辩护实效。

间接证据的定罪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刑事犯罪趋于隐蔽化,越来越多的“零口供案件”出现,直接证据愈发难以获取,为侦查人员侦破案件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故运用间接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诉法解释》第140条出发,尝试说明间接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定罪的重要性并梳理其法律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现阶段运用间接证据定罪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并为完善我国的间接证据定罪规则提出一些解决策略。

合理设计安全仪表功能回路的冗余架构

安全仪表功能(SIF)回路的冗余架构应满足安全和误停车率的要求。结合安全完整性等级(SIL)验证工作的经验,对影响SIF冗余架构设计的标准及各种规定的强制约束和影响SIF回路冗余架构设计的因素,如:安全失效因子、平均失效率及误停车率、共因失效及检验测试时间间隔、仪表测量及制造原理、仪表故障模式对架构降级的约束等,进行了工程分析,给出了合理的冗余架构设计原则。合理的冗余架构设计,应当兼顾SIF回路中的各个部件,并非冗余仪表越多越好,也并非越少越好,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合理性是在满足安全及减少误停车率之间平衡的结果。

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我国刑事证明模式的重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新一轮的改革定下了基调。在刑事诉讼中,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认定是诉讼的一项中心任务,因而刑事证明模式的设计至关重要。我国传统的刑事证明存在证明理论哲学化、证明主体单极化、证明活动协作化等问题,不利于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公正的目标。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印证证明模式"和"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研讨,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当前,有必要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我国刑事证明模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以三个支点重塑我国的刑事证明模式,即强化审判阶段诉讼证明的中心地位,形成以证据能力为核心的证据规则体系和完善以严格证明为主的证明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中奉行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它以被告人口供为印证机制的中心,忽视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作为审查证据的关键,相互印证才敢定案。这种证明模式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取向,却可能不利于发现真相,侵害被告人的权利。因此,要重新认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对单个证据的独立审查方法和对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

无阻力卫星发展现状

以无阻力卫星的发展和相关技术为综述对象,首先介绍了无阻力卫星的概念,并比较无阻力卫星中位移模式和加速度计模式的区别和优缺点;其次分析了无阻力卫星的体系结构,将无阻力卫星控制系统分为无阻力控制回路、悬浮控制回路和卫星本体控制回路;然后描述了无阻力卫星中的检测质量、主要硬件的功能与特性,最后列出了无阻力卫星中主要的关键技术。

正当防卫的证明难题及其破解——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程序向度

正当防卫之司法冷遇,在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影响下似乎逐步走向缓解,为了避免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成为“昙花一现”的实践风潮,需要在正当防卫理论上实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积极对话。近期认定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中,控方均主动承担了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就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样态而言,这的确是更加合理的选择。囿于犯罪论体系的先天不足、主观性事实的证明难度以及对书面证言的依赖,正当防卫之证明绝非易事,需要探索足以长期、有效助力于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证明模式。有效兼顾经验法则与证据规则、指引实体要件之程序推进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即是可能之选择,在正当防卫的证明过程中,需要注重经验法则与“概括”的合理运用,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明而非强求“印证”,并容纳产生合理怀疑的多元化形式。

集控站自动化模式及综合防误操作系统研究

根据集控站出现的背景、自身特点、职能及功能要求 ,对当前国内集控站自动化模式及其微机监控系统设计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简述了集控站综合防误操作系统应具备综合防误监控系统、集控站运行管理系统、智能操作票及预演培训系统、值班员操作培训系统、电压无功的自动控制、保护操作及管理、远程图象监控和保安报警等主要功能 ,介绍一种集控站微机综合防误操作系统方案及其实现方法。

煤矿井下用液压电磁阀防爆方式

煤矿井下液压系统中，液压电磁阀防爆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论述了煤矿井下自动化设备上采用的液压电磁阀的两种防爆方式，即隔爆方式和本质安全方式。

防弹复合材料结构及其防弹机理

探讨了弹块与防弹复合材料的作用机理,分析弹块在侵彻过程中复合材料吸能方式和破坏模式的变化,提出了防弹复合材料的结构设计概念。分别研究了单根纤维性能、织物结构、树脂性能、基体含量和复合材料界面粘接强度等因素对防弹性能的影响,并指出目前存在的不足,以期为今后防弹复合材料的结构设计提供借鉴。

基于区块链的舰船通信数据防篡改模式研究

现有舰船通信数据存储模式存在易被篡改等缺陷,结合具备防篡改特性的区块链技术设计通信数据防篡改模式,构建该模式中的舰船通信区块链结构,通过区块链共识机制由所构建的舰船通信区块链中选取最佳区块,以分层数字签名的方式向最佳区块内加密上传舰船通信数据,完成舰船通信数据的加密防篡改存储。结果表明,该模式在上传舰船通信数据过程中,可保持平稳的签名加密与最佳区块选取运算开销,并有效避免各类篡改攻击,具有较高的防篡改性能。最终存储的数组舰船通信数据中,最高被篡改与缺失数据量的占比仅为0.004%与0.02%,存储数据的整体安全性与完整性较为理想,可为舰船通信数据的安全存储提供保障。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识别、困境与进路——从《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切入

海洋污染特有的行为逻辑和时间逻辑使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目前,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还存在起诉主体不明、举证责任不清、责任方式单一等问题。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困境的破解需要在识别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础上,重新解读《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的具体内容,明确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的起诉资格,厘清其起诉顺位;还应摒弃举证责任倒置的绝对化适用,根据海洋污染的特点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同时确立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责任承担方式,通过引入政府补偿的方式提高责任履行的有效性。

我国刑事起诉标准的模式选择

与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相比,刑事起诉标准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二者相同模式,另一种是前者高于后者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很难断定它们谁优谁劣。尽管从理论上讲我国刑事起诉标准与刑事诉讼的一般规律相悖,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现行偏高的刑事起诉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我国不宜维持目前偏高的刑事起诉标准,应当对其予以适当降低。考虑到刑事诉讼的认识规律和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刑事起诉标准可以表述为"较大的定罪可能性"。

诉讼契约行为对刑事诉讼证明的影响——以认罪认罚案件为例

诉讼契约理念引入刑事司法是刑事司法改革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性探索的一部分。诉讼契约理念的嵌入引起刑事诉讼主生态系统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刑事诉讼证明亚系统的运行。诉讼契约理念嵌入后的新型刑事诉讼证明呈现出新的样貌。诉讼契约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贯穿全程,通过改变刑事诉讼模式重塑诉讼证明模式,诉讼证明模式从分立对抗转变为同向合作;基于庭审重心变化引起证明对象变化,证明对象由案件事实转变为契约要件;因循契约达成逻辑调整举证义务分担,举证义务分担由单边单向转变为双方共担。诉讼契约行为对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链锁式影响,或可导致证明目的的适当调整。

M739引信头部触发机构发火模式与判别方法研究

针对M739引信头部机构的基本结构与特性,分析其头部触发机构的发火原理,提出发火模式种类的判别方法。结合某型引信的具体参数,计算其对钢板、胶合板和地面三种不同目标介质射击时的碰击力,分析碰击力、防雨机构静态下移抗力及支筒图定抗力对发火模式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该发火模式判别方法适用于M739系列引信。

既有钢筋混凝土梁桥的承载力可靠度分析

承载力可靠度是反映既有钢筋混凝土梁桥安全性的重要指标.对于既有钢筋混凝土梁桥,其材料强度和结构尺寸可以通过现场检测获得,同时,在桥梁服役期间内,桥梁已经承受了某一水平荷载的验证,并且桥梁各主要失效模式间存在相关性.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建立了既有钢筋混凝土梁桥承载力可靠度分析的模型和方法,并应用于一座跨径为19.5m的5片简支梁桥的承载力可靠度评估中.

论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结合之证明模式——以我国民事证明模式的选择为中心

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相结合,代表了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发展的潮流,我国的证据制度应采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结合的证明模式。在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上,应采自由心证原则,证据规则应以规范证据能力为主,例外场合可对证明力作出直接规定。我国应制定统一的证据规则,从而保障法官形成合理的和科学的心证。

用人单位“严重失职”解约制度的构建

《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动者严重失职的规定对规范劳动用工具有积极作用,但因缺乏对认定机构、行为性质、行为程度等要件的明确规定,造成实践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严重失职行为判定难、举证难、究责难等问题;应借鉴德国、法国的"非常解雇制度",制定合法、具体、完善、公开的认定依据,明确认定标准,估量具体的价值损害决定惩戒后果,由调解委员会认定、仲裁委员会监督,仲裁委员会、法院行使监督审查权,并沿用传统举证模式。

法治理念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必将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革新与完善,促使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理念向"由证到供"型方式转变。当前职务犯罪呈现的新特征凸显适用特殊侦查措施侦破案件的必要性,并迫切要求立法上的支持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