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非金融类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虽然正相关,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2)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且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存在分离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0.769元;而当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不存在分离或虽存在分离但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1.206元。从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

控股股东控制、管理层激励与公司过度投资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严重代理冲突、控股股东政府性质,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从公司过度投资的视角对管理层激励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2004-200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及其性质对于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不论是货币薪酬激励还是管理层持股激励都起到了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而且,公司的政府控制性质在弱化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作用的同时,还会强化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负面影响。对股权分置改革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强化了管理层激励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同时又弱化了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治理效应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不仅为现有文献关于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绩效关联的结论分歧提供新的解释,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有效性,以及切实改进管理层激励契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从新的视角为我国股改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3年非金融性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了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作用过程。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负相关系数更大,当第一大股东是境内社会法人时,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4)实证表明“过度投资”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典型表现,这不仅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推断,而且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融资约束”相反的“融资便利”来加以解释。

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从委托理财收益率看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

本文将委托理财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可操控现金"与委托理财收益率显著负相关;若给定"可操控现金",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委托理财收益率越高。这一结果说明,"可操控现金"越多,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其对管理层代理问题的约束力越强。研究还发现国外同类研究常用的"自由现金流"变量不能捕捉这一现象。

大股东终极控制与掠夺行为研究

本文从公司控制链微观结构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的终极控制与掠夺行为。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是大股东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两种重要方式 ,并造成了大股东对小股东掠夺的强烈动机。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分析了大股东掠夺行为产生的机理 ,大股东能够用较少的现金流权来实现对公司的实质控制是掠夺行为产生的本质原因 。

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以股改后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融资约束对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支付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但这种负向关系只有在非国有上市公司较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支付关系在不同股权性质下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外源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强的外源融资约束加剧了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的降低效应,而外源融资环境的改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的降低效应.

现金股利是“掏空”的工具还是掩饰“掏空”的面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08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掏空"的工具,而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掩饰"掏空"的面具。

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所有权、控制权及其分离--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比较分析

自LaPorta等人首创追溯公司终极所有者研究方法以来,国际上涌现出大量研究各国大公司最终所有权结构的文献。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最终所有权结构却被国内外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忽视。本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高度集中且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严重分离,但不同样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分类比较进一步表明,直接和间接上市家族企业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演变路径;在控股家族财富、控制意图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间接上市家族企业具有较低的最终所有权和控制权,并倾向于构建复杂的金字塔控股结构,因而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高。

大股东终极控制权增长模式与隐性收益

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终极控制的模式与隐性收益。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是大股东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两种重要方式,造成了大股东对小股东掠夺行为的强烈动机。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分析了大股东掠夺行为产生的机理,大股东能够用较少的现金流权来实现对公司的实质控制是掠夺行为产生的本质原因,从而攫取更多的控制权隐性收益。

现金流权、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金流权、控制权及其分离程度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对现金流权、控制权及其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与公司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倾向于债务融资,扩大其可掌控的资源,以便进行攫取行为。两权分离程度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强。公司负债水平与两权分离程度总体上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

董事会的终极股东控制与会计透明度

基于终极控制权的视角,从董事会层面研究会计透明度的决定因素。以我国2006—2008年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中的优秀和不合格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终极股东占董事会席位比例、终极股东对董事会的超额控制对会计透明度的影响。研究表明,终极股东占董事会席位比例与会计透明度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终极股东对董事会的超额控制与会计透明度显著负相关,即终极股东占董事会席位比例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越大,会计透明度越低;相对非国有终极股东而言,国有终极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会计透明度较高。

终极控制股东超额控制、现金流权与公司透明度——来自深市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以我国2002～2006年深市民营上市公司563个观察值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超额控制、现金流权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低的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作为终极控制股东隐蔽控制权收益的一个机制,终极控制股东会通过操纵公司透明度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与"堑壕效应"相一致,终极控制股东超额控制程度与公司透明度负相关。与"激励效应"相一致,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与公司透明度正相关。

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终极控股股东性质,考察了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流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而且这种正相关性在高自由现金流与低成长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还与终极控股股东性质有关,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显著,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性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市场化进程、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资本投资价值

文章以2004年至2009年期间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市场化进程、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资本投资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的政府控制性质降低了公司资本投资的价值,两权分离的这种负面作用在低成长与高自由现金流的公司中更严重;市场化进程有利于提升公司资本投资的价值,并能抑制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对公司资本投资价值的负面影响,但市场化进程的这种积极作用在政府控制的公司较弱。

低现金股利政策、股东财富与控股股东决策

根据Jensen的自有现金流量假说,在不考虑股票回购条件下,将公司支付的现金股利数量低于自由现金流量定义为低现金股利政策。研究显示,低现金股利政策不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在低现金股利政策范围内,提高现金股利会提高股东财富。但从控股股东财富最大化出发,实施低现金股利政策有助于实现其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以本身的财富最大化。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代理成本视角理论推演终极所有权结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之间的分离度、金字塔层级、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银行贷款契约(贷款利率、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担保)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强、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之间的分离度越大、金字塔层级数量越多,银行贷款契约越紧缩(贷款利率越高、贷款金额越少、贷款期限越短、贷款担保越严格),反之亦然;(2)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越多、终极控制股东类型是国有属性,银行贷款契约越宽松(贷款利率越低、贷款金额越多、贷款期限越长、贷款担保越宽松)。

大股东控制、市场化程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

运用2003～2008年我国所有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从大股东控制视角出发,重点关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性质和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共同作用。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正相关,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比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高;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实际控制人性质对公司现金持有量造成的负面影响。

终极控制权、外资持股与隧道输送

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隧道输送行为一直都是监管的难点和研究的热点。基于终极控制权的分析框架,并借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关联债权债务,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隧道输送行为和外资持股对其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绝大部分中国上市公司都被政府所终极控制;对于家族所控制的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确实可以影响到大股东的隧道输送行为,但对于政府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此效应并不明显;外资股东的存在能有效地约束家族终极控制者的隧道输送行为。

金字塔控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究了金字塔控制结构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使用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估计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现金流权越高,终极控制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机越强,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越大;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小,终极控制股东越倾向获取现金流权收益,对管理层的监督也越强,增大了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研究证明在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现金流权与两权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改变终极控制股东的监督动机,从而影响管理层持股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推行必须与严格的监管相结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正向激励效应,降低其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