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与预防原则关系理论对气候变化立法的阐释效应

为加快中国气候变化立法步伐,妥善处理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在气候风险规制领域的控权与保权问题上存在的抵牾、混用,采取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二者的适用关系进行立法论和解释论相结合的研究。研究发现,学界对该两项原则的关系存在三种理论主张。其中,取代关系说易引发气候风险的过度预防问题;限制关系说可能会消解预防原则,致使气候风险规制难以有效开展。相较而言,协同关系说更适宜指引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建构路径,有助于贯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等国家政策中的协调式新发展理念,同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的国家自主贡献主张理念相吻合。通过进一步的学理、事理和法理阐释发现,气候变化立法有待将“双碳”等议题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环境法规范体系。协同关系说对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指引包括:①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适度风险预防原则全面融入气候变化立法,推进气候风险规制的规范解释、气候变化法治原则与制度体系融贯;②促进气候变化减缓性工作的循序渐进、气候变化适应性工作的防微杜渐,优化减缓与适应兼顾并重的气候变化因应制度体系;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构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及央地政府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气候风险合作治理与责任分工体系;④缓解气候风险规制中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间的紧张冲突,强化行政法与环境法的沟通与协调,推动环境法律规制实现由基于确定性的传统秩序行政和福利行政向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行政转型,从而促进气候法学的发展。

不正当竞争的判断步骤

在我国,判断不正当竞争纠纷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尤其是针对非类型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尚缺乏对可保护利益的判断标准。本文主张宜采用比例原则来判断是否存在可保护利益。接下来是判断是否具有竞争关系上,在判断竞争关系时宜采用产品或服务可替代理论,也就是说,只有存在产品或服务存在可替代性时,才构成竞争关系。最后,是判断在特定竞争关系下,竞争行为是否造成了被竞争者的损失,只有造成了被竞争者的损失且损失与竞争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才构成不正当竞争利益的损失。按照以上三个步骤,判断不正当竞争纠纷就容易多了,而且标准统一。

中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研究目的:分析"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在中国失灵的原因,并细致分析指标式计划管理模式的弊端。研究方法:实证法,规范分析法。研究结果: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是以牺牲农民土地发展权为代价的,并且没有对已经变化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保持必要的敏感,所以带来了城市肆意扩张、耕地不断减少、国有土地收益不断流失等问题。研究结论:未来的改革应着力打破国家对土地供给的高度垄断,在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产权平等和产权明晰的基础上,以比例原则为指导进行制度重构。

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借助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不难发现,未考虑查处概率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先天不足。风险社会来临后,刑法应对社会风险的举措已经跳出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羁绊,这表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社会基础渐渐被侵蚀。刑事和解的推广、积极一般预防的提出,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地位日渐式微。当前的情势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产生时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已大为不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当前自然会表现出诸多局限性。在价值多元、目标多元的今天,决定罪刑关系的法则也是多元的,应当根据刑法规制不同犯罪的目的分类讨论不同犯罪的罪刑关系。罪刑相适应应当回归为自然犯罪刑关系的基本法则;刑罚与潜在危害相称应当作为风险犯罪的罪刑关系法则;行政犯的罪刑关系应当遵循刑罚与规范违反程度及所违规范的重要性相适应法则;贪利型犯罪与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最为接近,成本与收益均衡才是贪利型犯罪罪刑关系的理想法则。

论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的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民事责任的认定存在差异,亟待完善。要厘清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的民事责任,首先应当明确证券中介机构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在明确两者之间基于信赖构建起特殊信赖关系之后,应进一步分析证券中介机构应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当的民事责任。从披露信息是否有效、虚假陈述与投资者信赖和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否证成、证券中介机构履行普通注意义务的标准等角度,重构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让证券中介机构在证券市场上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繁荣和发展。

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的守正与创新

我国民事强制执行立法面临着来自实体法与程序法等相邻制度和相关社会现实的需求,并在回应与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相关领域的制度竞争,这是讨论我国执行立法如何守正与创新的背景和基础。我国执行立法的守正之道在于尊重民事强制执行的固有体系与内在规律,包括协调实现私权的目的与追求效率的价值、廓清审执关系的边界、实现经纬分明的立法构造等方式。我国执行实践为在执行查控模式的信息化与网络司法拍卖的全面化、直接与间接执行措施并举及失信惩戒的规范化等方面自发生成的制度群提供了创新经验。同时,我国执行理论应当在比例原则的入法及其对执行法定原则的补充、强职权主义的缓和与处分权主义的强化、执行力扩张与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方案等方面为执行立法创新提供支持。只有以真实问题为导向,充分运用我国民事强制执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资源,才能为执行立法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