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试从《后汉书》“引用文章”管窥东汉散文对偶运用之艺术成就

《后汉书》引文的众多作者们大都喜用对偶辞格。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巨、艺术之精,在"前四史"引文中堪称佼佼者。为此,通过量化、比较、示例及赏析之法对其艺术性进行实证研究,将有助于人们相应探寻对偶艺术在东汉散文中的演绎轨迹,客观揭示《后汉书》引文作者在骈语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期为《后汉书》自拟文字对偶艺术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同时为人们比照研究相关史籍对偶运用的艺术性,并由此或将为探求我国骈偶传统的形成以及华美骈文的孕育提供具有准确性及说服力的实证和结论。

《文心雕龙》论赋与《文选》赋分类定篇

《文心雕龙》不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和选赋定篇的唯一作品,但它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及选赋的较直接的重要作品之一,对其影响不能估计太高,但也不能估计太低。《文选》赋分类定篇与《文心雕龙》论赋在“原始表末”、“释名章义”、“别体分类”与“选文定篇”四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或相异之处。其相同处表明刘勰与萧统赋学观上有一致的地方及刘勰对萧统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不同则表明二人赋学观的差异。

蔡邕碑文创作成就再认识

蔡邕是东汉末年碑文创作大家,一生创作了大量碑铭,获得后世高度赞誉,但同时也受到不少非议。蔡邕出仕董卓自是他人生的一个失误,而由蔡邕碑作的某些特点进而怀疑其文品、人品,使其碑文创作成就遭到忽视和冷遇,则有失公允;以蔡邕早年间的感慨来定论他一生的碑文创作,认为"每有碑作,便有愧色"更是过于武断。蔡邕碑作大多精心结构,咏颂得当,文质相扶,在征史的基础上,还融入个人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尽可能把史学精神和美文追求结合起来,从而取得很高成就,奠定了碑文创作的最初典范,应得到固有的评价。

宋代《伤寒论》歌赋类著作特点研究

宋代出现了歌诀、辞赋类的伤寒著作,反映了当时伤寒学的蓬勃发展和普及特色。梳理现存的五种宋代《伤寒论》歌赋类文献,对其著述体例、主要内容以及理论渊源进行剖析,归纳总结其特点,以明确两宋时期伤寒著作的多样性。

科举仕途:理解韩柳古文运动的新角度

六朝以来骈俪的片面发展,中唐以来藩镇割据、佛道盛行固然是理解韩柳古文运动重要背景与角度,然而,科举的兴起以及士子们的坎坷仕途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与角度。科举的兴起,使得读书人有了接近文章、以道自任、壮大自我的愿望与机会,仕途的坎坷又使他们得以回到文章当中,使自我与道理与文章融合在一起,这便有了古文。这不仅为理解古文运动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由此还发现古文一项新的重要特质。

北宋时期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均以韩愈为标榜,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是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客观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论《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观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