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长安三万里》的“大”与“小”——兼谈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创作的新向度

借用戏曲术语,可以认为《长安三万里》采用了“长靠”与“短打”双线叙事。其中,“长靠”叙事以影片中战争的攻伐为线索,“短打”叙事以回忆里高适与李白少年游侠的经历为内容。影片利用“长靠”讲述高适的军事谋略,利用“短打”交织高、李二人的侠风侠气,由此,张弛相交的叙事双线,使影片得以在紧张的军战中穿插高昂、活泼的游侠精神与时代风貌。“任侠”风尚的出发点是建功立业,追寻理想不仅是故事推进的主要线索与主要动力,更成为影片的主要内容与主要主题。影片既有国家伦理的“大”叙事,又不乏个人自适性情的“小”抒怀。不同于蹈空之作,立志在“文化”上做文章的“新文化”系列需要兼顾中华文化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为影片加注多元化的文化内涵。

《长安三万里》:文化故事的中国式书写

作为追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的开篇之作,《长安三万里》将熟悉的盛唐历史陌生化的同时,力求让不同的受众在盛唐的文化甘露中,体悟华夏历史文化的历史温情与文化温度。它通过再现高适、李白等民族脊梁的成长史,重建了盛唐时代昂扬奋斗、和合从容的盛唐风骨,赋予长安、唐诗等文化元素丰富文化意蕴的背后,本质上是中华儿女立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论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史观

严羽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断代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诗史观。他以"悟""气象"和"词、理、意兴"等审美范畴作为不同朝代诗歌的品评标准,以汉魏晋盛唐诗歌为典范。严羽要求"辨体制",阐述了诗体的起源与流变规律。他重视以楚辞为本的"起",辨析楚辞汉魏晋的诗体源流,又强调体制的"变",阐明了汉魏晋诗歌在开创诗体中的重要作用,目的在于正本清源。他的"五唐分期"说、"以盛唐为法"和"扬唐抑宋"的宗唐观,对明清产生了重要影响。严羽在诗歌正变观的基础上,还体现了辨证意识,他以朝代评诗只是大体而言的。对于宋代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等,他也能给予肯定。中唐的柳宗元也因他的肯定而确立了诗史地位。

魏野诗风之归类与宋初“白体”“晚唐体”之内涵

魏野诗风归属晚唐体还是白体,在宋代就存在分歧,今人的论述也相对模糊,这涉及到对宋初白体与晚唐体内涵的理解。事实上,语言是否浅易,是否多唱和之作,是否多抒闲适之情等,并非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界限,叹老嗟卑的悲哀情绪也不是宋初晚唐体的特色。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根本界限在于创作理念的不同。白体主张"见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晚唐体主张"象生意后",苦心经营,锻炼景联与颔联。其中前者强调对景能赋的写实,后者注重缘情布景的营构。质之魏野诗作,则明显属于晚唐体。考辩宋初白体与晚唐体不同的创作理念,是深入认识宋诗发展演变的关键。

论30年代林庚诗作的中晚唐风调——兼与林庚诗论的“盛唐气象”比较

学术大家林庚先生40年代后的诗论一直崇仰"盛唐气象"与"少年精神",而先生30年代的现代派诗作却深透着中晚唐古韵,其色泽表现、意象选择、言情风貌尤其神近李贺、李商隐诗风。这一现代诗史上独异的文学现象,传递出林庚潜意识的创作倾向和忧婉的个性特征。

略论中国书法与文学趣味之关系

以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趣味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以中国书法史为经略,展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趣味对同期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影响,并以魏晋风度、盛唐气象为个案,着重剖析二者之间的相互浸濡与融汇。

“天宝之风尚党”论

盛唐诗歌向来被视为中国诗歌的巅峰。李肇《国史补》对元和体的定位,以及对大历、贞元、元和诗风的概括,一向被人们视为经典性的切当的诗学结论,但对其"天宝之风尚党"的疑虑却置若罔闻。"尚党"即尚同,实际则谓盛唐诗歌的天宝时期存在着严重的雷同与模式化。如果从理想与精神的互同性、批判精神的互同性、表现形式与风格的异质同构三方面切入,"天宝之风尚党"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应当是符合实际的,它深入到后盛唐诗歌负面的实质。它使我们对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会有更全面深刻的把握。

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从唐代女性服饰变化看唐人的审美情趣

唐代女性服饰是中国服饰舞台上最绚丽的篇章,在中国服饰美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美感特征。它的款式由遮蔽趋于暴露,图案由简单趋于复杂,色彩由简朴趋于奢华。其中表现的审美情趣,积淀着唐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从女性服饰的变化可以看出唐人的审美风格特征,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特点和审美理想。

林逋的复远古思想与文学创作

文章认为林逋的复古与柳开、石介的复古不同,他具有复远古的味道。林逋的隐逸走的是儒家内圣之路。林逋的诗歌既有白体之平淡,又有贾姚锻句工警的特点,其为人、为诗皆为宋人所追慕。

从浮华雕琢的初唐宫廷诗风到清丽豪逸的盛唐诗风——高丽前半期汉诗风的流变论析

高丽前半期(918—1170)汉诗风的流变以仁宗朝为分界点,可分为两个时期进行阐释。高丽太祖元年(918)至仁宗朝(1123—1146)以前,高丽汉诗以重文轻质、浮靡雕琢的初唐宫廷诗风为主导,主要三大代表诗人崔承老、崔冲、郭舆所创作的汉诗以歌功颂德、娱情遣兴为内容,注重辞藻的堆砌、艺术技巧的雕琢,其诗歌的题材意蕴、格调气度及审美趣味类似于初唐宫廷诗风。仁宗、毅宗时期出现了以郑知常为主要代表的清丽、豪逸之美兼具的盛唐风,他像杜甫及一些中晚唐诗人一样善用拗体,韵格豪逸,他也善于学习借鉴和扬弃王维描写山水之技巧,其写景抒怀诗充满诗情画意,别具一番清丽风貌。

由唐代汉族女子服饰到日本女子和服的款式变迁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古老的文化交流使两国的服饰文化存在着相似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产生了文化的差异,在服饰款式上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日本的女子和服经历了一个对中国唐代女子服饰的模仿到自我消化改造的过程。而它的发展与变化极大地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风俗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盛唐辞赋中的帝国形象

盛唐辞赋的强劲气象既体现在个性的张扬、文风的雅健与文体的溢越,更集中于帝唐的意识与帝国的书写。盛唐时代,赋体创作已经彻底突破了题材的拘束,但其中最为显著却是天命瑞象、宫殿典礼、奇伟物景、边塞武功与游艺歌舞等礼赞大唐帝国的作品。这些以帝国为题材的赋通过密集的帝国语汇描绘了一幅幅以国家创建、君臣唱和、京都形胜为核心内容的大唐帝国的图像。盛唐辞赋中有关帝国的书写,透露着赋家们帝国的立场与心态,缘乎盛唐文化的多元与赋家胸襟的阔大。盛唐文化精神造就了盛唐辞赋的成就,但日渐体制化的盛唐文教也开始显露出对辞赋创作的负面影响。

1924年鲁迅西安行考略

鲁迅对于唐代的文化具有深切的认识和精到的见解,认为盛唐的文化观念可以作为当代的参照,例如,对于自己之文化抱有极强的把握,深具自信力;同时对别种文化亦有广阔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这样才能圆融而以促自己文化的发展。这让鲁迅早有以杨玉环故事为中心的创作动机,但是1924年西安讲学时,对沿途中原大地的苍凉衰破之景有了更为切身的感受,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落后和政治的腐败无能,活生生的呈现在鲁迅的眼前,无疑在他的心底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为千年古都的西安,带给鲁迅的不是兴奋和用历史小说来歌颂的光明前景,留给他的只是破败和荒凉的体验,让鲁迅心中原本描摹的美好意境大打折扣,千古兴亡的幻灭感使其最终放弃了这一创作的打算。而从李济、蒋廷黻等此行同仁对鲁迅形象的描述中,亦可体味出鲁迅多重性格中的朴实面相。

中国唐朝妇女的发饰初探

通过对唐朝妇女发饰的材料、外形、工艺、色彩等进行研究,总结出唐朝妇女发饰的风格特点。唐朝妇女发饰映衬出大唐社会开放和胡化背景下必然呈现出典雅雍容、华丽而开放的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的产生与整个唐朝的社会气氛相吻合。

盛唐茶诗风格浅析

盛唐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巅峰,但从茶诗创作的角度而言,却只是初兴阶段,可它在中国茶诗的创作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盛唐的茶诗作者们奠定了后世茶诗的基本风度和格调:淡泊俭约随遇而安、和谐宁静崇尚自然、清幽闲适且充满禅意。它以其独特的开创性,对后代诗人围绕着茶和茶事进行的创作,有着重大的引导意义。

盛世选本的盛世形态——《河岳英灵集》、《唐贤三昧集》二选本之共性研究

《河岳英灵集》与《唐贤三昧集》二选本乃盛世人选盛世诗,均以休闲主题、清远风格为正宗和主体,竟然都不选杜甫,尤其是《三昧集》连李白也不选,这反映了二选家的高度诗美自觉。殷、王士二人选诗的趣味,固然有其性格、文化及美学上的诸多原因,但是,最本质的原因还在于盛世太平气象的深刻影响,是盛世时代性质有形无形的趋导和规范。结论是:盛世自有盛世的时代意志,盛世选本自有盛世的美学形态,盛世选本自然应该折射出盛世的光影。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棅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