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Defusing Public Disputes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has already become the shared value of the majority of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is decided not only by lofty ideals but also pragmatic values. That is, can human rights be used for solving major issues of society？ With regard to the pragmatic value of human r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defusing public disputes is one of the questions debated by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Their focus is whethe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helps in defusing public disputes.

公益诉讼程序保障论

公益诉讼制度中的程序保障具有优位性和指导原理性地位,并因公益相关主体不同而呈现差序性。首先,面向公益原告及被告(公益加害人)的程序保障在公益诉讼中应居于最核心地位,原告的程序保障程度与公益类型及代表模式相关;被告的程序保障应以“妨诉抗辩”和“重复法律评价抗辩”为重点;公益诉讼中居于被告地位的行政机关应得到实质性程序保障,其诉讼权利不应被“非讼化”程序削弱。其次,“公益相关人”受公益诉讼的过程和结果影响,其程序参与权和选择权应得到合理且适当的保护。再次,公益诉讼的过程及其结果借助社会公众的参与而获得正当性,社会公众的诉讼知情权和参与权是公益诉讼结果向社会归责的必要条件。最后,在公益诉讼“国家化”及程序类型多元化的背景下,司法机关的程序保障责任各不相同,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属职权调查程序,检察机关应恪守客观中立原则并承担公益论证义务;公益诉讼审理程序采对抗制结构,法院应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异议权及公正审理请求权;检察机关与法院在公益诉讼协商程序中应加强司法监督,防止公共利益被不当处分。

个人数据保护和公共利益平衡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范围内,个人数据保护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法律问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各国和地区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及其在数据立法中对公共利益的立场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研究发现,不论是在法规制定还是在实际执行中,关于如何平衡个人数据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关系仍然存在提升的空间。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重新解释了公共利益的概念,并通过实证检验了这一理论框架的可行性。该框架旨在为平衡个人数据保护和公共利益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通过深度剖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行实践,以及在法规制定中对公共利益考量的差异,该理论框架试图在尊重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促进更加有效、公正和全面的数据治理。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问题反思与完善路径

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人们正在步入信息社会。信息时代在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关问题,其中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侵害就是当下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尽管我国在2021年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规定却比较粗略,实践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争议。基于此,在对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做出理论概述的基础上,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提出了通过确立个人信息权、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制度、设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建立个人信息保护专项资金账户等路径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检视与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是指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公益诉讼保护范围,通过公益诉讼弥补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私益诉讼举证难、成本高等不足,从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具有诉讼内容公益性、诉讼主体多样、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等特征。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还存在诉讼主体规则模糊、适用条件笼统、诉讼路径偏向化明显和诉讼请求类型单一等问题。为充分发挥制度效能,必须通过明确诉权主体、细化诉讼适用条件、构建诉讼类型选择机制并丰富诉讼请求的责任类型等路径,不断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确保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良好运行。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完善

大数据时代,随着个人信息价值不断丰富与提升,个人信息泄露与滥用等问题日益严峻,而公民个人在其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能力有限,无法与侵害主体抗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公益诉讼引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不足。但是,这一条款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在实际适用中存在诸如起诉条件笼统泛化、起诉主体规则不明确、赔偿责任适用混乱等问题。为了使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应对大规模处理个人信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有必要细化信息保护公益诉讼适用前提条件,明确诉讼主体规则,积极探索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赔偿责任适用规则,从而推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研究

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是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基础,《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基础。作为一般性规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仅对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起诉主体进行了初步规范。针对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文章提出在起诉条件上,“众多”不仅要考虑人数的多寡,还要考虑信息本身,要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实质要件;在起诉顺位上,应肯定检察机关在既有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提起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一顺位;在责任承担上,不应把损害赔偿视为主要法律责任,不宜适用惩罚性赔偿。

以生物安全观建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确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该规定在凸显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交叉性的同时,未对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独立性给予充分关注。基于此,有必要在生物安全观急速融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构建独立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基于生物安全保障的全面性要求,该诉的适用范围应当采用扩张方式。为保证公益诉讼立法模式的一致性,建议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或者社会组织等特定主体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权。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路径优化——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方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基于实体法或程序法单一维度的制度建构将会陷入“一元观”困境。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建构提供一种实体法关照。通过优化最具交互特征的三个支点:受案范围、责任形式和证明责任,不仅能够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二元论,也有利于推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衔接,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其一,从实体法维度,将“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说作为基础,增加“规模性”与“无差别性”的标准,解决受案范围“众多个人权益”的程序判断难题。其二,从程序法维度,通过诉讼信托的方式,允许原告受让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解决惩罚性赔偿这一责任形式缺乏实体适用空间难题。其三,从交互维度,一方面承认法官裁量分配证明责任,解决“规范说”在新型复杂案件的实体失范难题;另一方面设定证明责任减轻的请求权基础,解决裁判失度的程序适用难题。

企业公开数据的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基于“代码自治”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但目前企业公开数据的保护机制缺位。我国司法裁判历程表明数据产权立法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学界受数据单一保护模式的思维禁锢,针对究竟是数据“权利”还是数据“权益”问题争论不休。企业公开数据的动态性使数据赋权面临客体界定困境,权益保护模式能有效解决确权技术难题,为数据产权的构建和完善提供过渡性和兜底性保护。企业在权益保护模式下遵循“禁止之外皆自由”原则,通过“代码自治”和市场机制建立数据私人秩序,法律仅提供补充性救济。从立法论视角出发,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设立商业数据专条,针对限定公开数据和完全公开数据分别设定行为规制标准。从解释论视角出发,应明确数据产品的财产属性,类推物之占有解释代码空间权益,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访问、获取、利用和处分数据的行为均会被认定为破坏了企业对代码空间的完整管领状态,应予以规制。

税收法定视角下环境保护税征管探究

环境保护税征管过程中,税率核定应客观,防止行政税收裁定、优惠的权力滥用;污染物计税当量检测标准应统一,防止第三方数据造假;环境保护税涉税协作共享,资料数据复核机制建构;以及征管机制完善及专业人员征缴保障等方面,需要强化、补充。构建税收缴纳争议协商解决机制、司法诉讼程序特殊机制以及公益诉讼介入机制。纳税主体逃缴环境保护税,税务机关在稽查之事实认定、证据审查方面,应由环境保护部门先行确认,应事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行政相对人无异议,可追究其逃税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确保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

民行交叉视域下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与协调

为尽可能避免居住权对抵押权实现的不利影响,部分不动产登记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居住权的设立前置条件及其消极法律后果。这类规则既缺乏上位法依据,亦难与既有民法体系兼容,甚至已僭越了行政权合理介入物权的权力半径,不具备增设限制性条款的可行性。考虑到抵押权人及行政机关的风险防范与特殊利益,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与协调应回归民法的私益对抗范畴,排除与民法规范相悖的绝对限制性规则,允许当事人在相对限制的界限内自主分配各自所应承担的风险并在一定条件下赋予抵押权人防御性救济权,减少抵押权人对居住权的抵触心理。为了发挥当事人之约定应有的对抗性效力,需辅之以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特殊约定记载义务与风险提示义务,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银行等机构的事前风险预警机制,从根本上消解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状态。

论跨境代孕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

一国对跨境代孕的法律态度体现的是本国或者本民族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和价值追求,因此跨境代孕问题的处理实际是公共秩序在法律多元化环境下的正确适用。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因在跨境代孕中存在适用范围模糊、适用标准不一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常有被“滥用”的情况,严重损害了代孕儿童权益。为回应国际社会对公共秩序保留限制性适用的强烈要求,各国应将保护儿童权益作为处理代孕儿童相关事务的出发点,通过明确公共秩序的效力适用范围、统一其适用标准及深化对其谨慎适用的司法实践,以达至儿童权益与公共秩序间的利益平衡。

检察公益诉讼视域中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在办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中存在案件线索选择、证据收集等诉前办案难题,以及起诉法律依据、起诉标准“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起诉主体顺位等起诉相关问题。产生上述难题的主观原因,一是未及时调整观念、没有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二是自身素能尚需提升、能动履职不足;客观原因主要包括立法粗疏、公益诉讼的特殊性等。为解决上述难题,检察机关应当注意借助公安机关、法院、其他行政机关之力获取证据;检察机关不能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而只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不应作为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组织的后置起诉主体;如果检察机关既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又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那么一般情况下先选择行政公益诉讼;对于财产损害赔偿,建议探索适用法定损害赔偿数额标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侵权人的过错性质及其程度,侵权行为的动机、手段或方式,个人信息的隐私性等因素。

数字档案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及其调和

数字档案资源共享与档案个人信息保护均是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档案工作实践中,二者之间存在冲突,表现为数字档案共享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个人知情不足、内容难以遗忘、保护责任缺位等问题。调和冲突需要从档案个人信息类型和档案机构保护职责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平衡原则下,根据数字档案中个人信息承载的利益形态将其分类,并让个人基于不同个人信息类型来行使权利;二是在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理念下,梳理档案机构的个人信息保护职责,并结合数字档案共享过程进行职责配置。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大数据时代,涉众型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个人信息大规模侵权问题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新路径.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领域相关制度规范过于原则,对适用条件、法律责任等尚无明确规定,难以指导司法实践,目前存在损害要件难以界定、法律责任不够明确、调查取证缺乏刚性等难点.应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明确侵权人损害赔偿责任,并且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协作机制,探索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震慑功能预防相关犯罪.

医疗数据共享背景下个人健康信息保护的冲突与平衡

医疗数据共享与个人健康信息保护均是智慧化医疗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实践中存在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难以权衡、形式化的知情同意原则,以及法律滞后等多重冲突。为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确立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但强调在紧急公共事件之外,以医学研究为目的的数据共享仍需获得信息主体的同意。通过优化知情同意原则,采用“泛化同意+动态同意”模式,提高知情同意的有效性。通过制定专门性法规和配套实施细则,完善医疗数据保护的法律框架,确保数据共享过程的合法、安全与高效。

基于遥感影像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方法研究

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工作面临的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等现势需求,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遥感影像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方法。利用U-Net++模型进行变化检测,结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中公益诉讼对目标受损现状、变化情况等相关事实认定的要求,对变化检测图斑进行筛选,作为公益诉讼案件调查的线索或依据;并与已有方法卷积神经网络、U-Net模型进行比较实验;同时,以贵州省检察机关为试点,研发面向公益诉讼的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联动辅助取证平台。结果表明:本方法得到的检测准确度为83.08%,精确度为93.91%,相较其他两种模型在精确度、召回率、F1分数三个指标上的表现更好;本方法已在贵州省检察机关进行了应用实践。研究成果表明可为检察机关快速发现线索、还原事实真相提供技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