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区分理论下数据法益保护模式

大数据时代各种数据权益保护学说值得进一步反思与检讨。数据权益保护问题在我国既有规则体系内完全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因数据的非排他性与权利的排他效力间的根本冲突,数据权益难以被纳入绝对权或相对权中进行保护,而各类新型数据权利混淆了权利在民法体系中的定位,忽视了体系功能,甚至阻遏数据的共享与流通。从体系逻辑、制度调适成本与数据治理全球发展方向来看,数据权益应当被纳入法益保护模式中。数据法益保护应以事实控制状态为基础,将数据权益直接归属于事实控制人,保护范围以各个主体享有的事实利益范围为限。数据产权分置政策应经法律解释还原为数据法益归属确认的基础前提与数据主体行为规范的设计方向。

股东出资规则的体系性解释——以新《公司法》第47—54条为轴线

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面总结了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的经验,直面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改进方案,形成以第47—54条为主要内容的股东出资规则体系。但与此同时,修订后的条文在理解与适用方面有何疑难之处,以及条文之间是否存在需要捋顺的逻辑关系,仍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进而,若将股东出资规则置于公司资本充实以及公司法律关系各方主体利益平衡之语境下,则更有秉持体系性解释路径之必要。以新《公司法》第47—54条为主要内容的股东出资规则既有清晰的时间逻辑线索,也有意识地呈现公司内外部两层法律关系;在防止公司资产不当减少乃至公司债权人保护过程中,可能存在多项皆可适用的规则,应结合具体场景做出选择。

论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实现的国家义务

数字享益权作为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享有的一项新兴权利,具有尊重与保障人权、回应民生需求与积极老龄化、弥补现有法律保障不足的价值。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实现需要依靠国家义务,国家义务是实现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根本保障。在内容体系上,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实现的国家义务包含尊重、保护与给付三个层次。尊重义务要求国家不得妨碍老年人数字自由权行使;保护义务要求当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受到第三人侵害时,国家应当及时制止并排除妨害;给付义务要求国家应当在物质、服务与制度方面为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实现创造条件。国家违反保障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实现的义务具有可诉性:违反尊重义务具有高度可诉性,违反保护义务具有部分可诉性,违反给付义务具有最低限度可诉性。

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限制行使析论

限制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不仅关系到公司资本的维持,同时也关系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在给予异议股东合理保护的同时要防止该权利的异化,以避免造成损害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后果。从法律角度出发,建构异议股东的请求回购选择权限制的体系化准则,在制度层面上符合商法的公正性和效率性。在个案层面上,应从单向的目的解释转向体系化的目的解释,通过与其他规范的关联来解释明确效率与公正的具体限制标准。在方法层面上,应在解释学中引入经济分析视角,在市场整体视角下,将成本与效益最大化,在一个合理的适度范围内限制异议股东的权利,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进而更好地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公共)利益之间的博弈。

城市“外来蓝领”的就业与社会融合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7月在广东省惠州市的调查数据,以数家企业中的"外来蓝领"(即工厂、企业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为样本,对这些在企业中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状况和社会融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外来蓝领"对务工地的选择并非是盲目的,他们外出的动机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随着国家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培训和保障政策的出台,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外来蓝领"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对合同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然而他们对政府的法规依赖性高,并且由于户口的限制,他们的社会保险在实施层面还存在较大的不足;尽管"外来蓝领"在与社区融合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能力,但是同城市当地人之间的交流缺乏,造成其社会融合程度低,形成了"蚁巢"现象。

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

形象权是新兴的人格权,具有具体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传统意义上的具体人格权体系的构造及其内容无法涵盖民事主体的形象利益,确立形象权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立法潮流。明确形象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对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保障其人格独立、自由和尊严,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法保护

人格标识是民事主体标表其个性特征的人身识别因素,对其进行商业化的开发利用可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法律设立商品化权,就是要保护民事主体的这一权利,使其人格标识利益产生的经济利益归属于自己支配。其权利内容包括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权利保护方法主要是禁令和损害赔偿。

《民法典》:集体林权制度建设的典范性准则

结合集体林权改革实践,运用物权与债权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涉及集体林权制度的法律规定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集体林地所有权包括决策权、承包权、代理权三个权利束,分别属于农民集体、农户、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拥有完备的权利体系和对世性的排他权。在集体林权流转实践中,合同的效力以及流转双方权利救济等问题在《民法典》均可以找到法律方案。

论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出口检查制度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出口检查制度的立法缺乏实践的积累,并且未有顾及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实,甚至超越了"世界水平"。立足于我国国情,从最大限度保护权利人利益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保护知识产权与促进国际贸易自由流通两个方面达到平衡来考虑,我国应当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修改中重点考虑取消现行的出口检查制度。

农地外部效益保护研究

研究目的:从农地外部效益角度,探讨农地保护产生机制及其政策缺陷,寻求改进措施。研究方法:现象溯因法、逻辑分析法。研究结果:农地保护实质主要是出于农地外部效益的考虑,政策缺乏公平补偿的经济激励而易失效。对症下药的构想是:增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农民,国家筹资组织购买以实现补偿。研究结论:界定与保障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是未来农地保护政策改进值得思考的选择。

终极股东控制、债务资金占用与债权人利益保护

资金占用是终极股东侵害民营上市公司利益的主要形式之一,笔者以2006-2012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1 413个观测值为样本,对终极股东究竟侵占哪类债权人提供的债务资金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银行有息负债与资金占用显著正相关,非银行有息负债(公司债)与资金占用不相关。进一步对商业信用与资金占用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二者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表明在我国终极股东及其关联方主要侵占了民营上市公司的银行债权人利益。研究认为,改善我国民营企业金融生态环境不仅需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进行单方面的金融创新,更需要我国民营企业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保护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利益,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

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保护研究

土地是农民特别是农村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土地承包权益是她们最为关切的经济权利,通过对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现状、类型和原因的分析,从法学的视觉提出了界定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条件,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中实行"男女比例"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土地"按份分割"制度,明确无过错归则原则、追究侵害人法律责任等立法建议,以期对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有所裨益。

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及其社会成本

随着计算机产业的不断发展 ,软件盗版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如何对计算机软件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 ,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本文主要介绍计算机软件保护的综合法律体系 ,并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 。

控制权、租金保护与组织形式

本文首先扩展了Bennedsen和Wolfenzon的模型,分析了多个大股东并存的股权结构达到稳定性需要的条件,并发现了在法律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低成本的替代治理机制的存在才可能促进该种股权结构实现稳定。然后结合士兰微从建立至今12年股权结构演变的深度案例证明了适当的替代治理机制可以使得多个大股东并存的股权结构达到稳定的状态这一结论 ;但是,这种机制的选择也受到我国的制度背景和法律环境的影响。

农地外部效益内在化与农地城市流转控制

农地比较效益低下,但具有显著的外部效益,不考虑外部效益的农地城市流转个体决策与考虑外部效益的社会决策不一致是实行农地保护的重要依据,其政策失灵部分在于保护区农民无偿提供外部效益而缺乏保护诱因,改进思路是在运用强制性管理手段的同时,农地外部效益经济内在化,提高农地效益,具体运作包括保证农民享有较大决策权、全面评价农地效益、增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保护区农民并支付农地保护补偿专项基金以及使保护区获得更多的公平发展等。

社会转型中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以广东农村为例

农村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不仅对农民健康权和财产权造成巨大损害,而且导致农村返贫率上升,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该文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将如何保护农民环境权益放在社会转型这一背景下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保护农民环境权益的若干建议。

重整融资之超级优先权模式:功能与构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明确了破产受理后借款性质为共益债务。这意味着我国法确立了其清偿优先顺位,解决了我国《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项规定模糊的问题。各国立法以及司法实践证明,规定重整融资借款为共益债权虽明确了其共益性与优先性,但并未确立其超级优先权地位,无法实现促进融资、重建企业的制度初衷。大多数国家破产法均借鉴《美国联邦破产法》中的重整融资制度,其主要立法模式分为共益债权模式和超级优先权模式。这两种模式均需要与本国的担保制度等相协调。不同立法模式在司法适用以及理论上面临法律体系之阻碍,需在法律技术构造上衡量各方利益,分析超级优先权的功能与构造,这有利于廓清适用边界,进一步确保重整融资的畅通,造就良好的营商环境,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资产概念之法学研究

资产是会计学最主要的要素,但针对该定义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过,其原因在于会计研究过分注重对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借鉴,而忽视法学研究成果的应用。通过从会计学资产的法律形式———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的剖析,并分析其权利产生与消亡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变化,文章提出了自己的基于法学视角的会计学资产定义———特定主体所享有的代表一定经济利益的现时权利。

关于我国破产重整计划批准制度的思考——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中心

法院批准是重整计划生效的必要条件,它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制度中,应当为认为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提供异议的机会,保障其程序权利,同时应当设立完善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法律标准,作为法院在批准重整计划时必须遵循的条件,防止法院重整计划批准权的滥用和误用。我国新《企业破产法》中的重整计划批准制度存在许多不足,不能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要求。

破产重整中担保债权人的法律保护

破产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拯救企业,减少因破产清算对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因此,重整程序开始后担保债权将遭受重大限制而无法正常行使,以此来维护企业的财产作为其复兴的物质基础。对此,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立法都对担保债权人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力图在保障重整制度发挥预期作用与保护担保债权人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我国破产法也明确规定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但却未能提供完善的法律保护措施,应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