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干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专利创新——基于《反垄断法》准自然实验的经验

基于2006—2022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反垄断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我国调整市场竞争关系的具体部门法规范实施对企业专利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竞争性企业,《反垄断法》的实施显著抑制了垄断性企业的专利创新活动,抑制效应通过降低企业研发费用进行传导,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可以显著削弱政策的抑制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并不存在选择性执法现象,且对抑制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有更显著的作用;《反垄断法》的实施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抑制效果更强。研究发现丰富了反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干预中性提供了证据。

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改革反思与发展展望

当下,旨在实现刑事司法专业化与程序衔接优化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改革提高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然而,刑事司法专业化改革存在集中管辖普适性不足,“三合一”审判中刑事保护水平较低,检察综合履职能力有待加强,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构建不完善等问题。经程序衔接优化改革后,行刑衔接水平仍不理想,且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争议较大。有鉴于此,未来我国应通过正当化知识产权刑事集中管辖,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探索建设国家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检察院,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提高行刑衔接机制的监管水平,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完善“先刑后民”审理方式并探索刑民一体型审理模式等一系列举措,打造更加专业化、高效衔接的刑事司法保护体系。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痛点及其应对

新质生产力是以高品质创新和高效率运用为核心的生产力形态,现阶段,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仍存在诸多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诸多痛点。为了解决这些痛点,司法机关应当牢固树立知识产权保护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知识产权司法理念。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采取相应对策。实体法层面的对策包括:避免将惩罚性赔偿当做补偿性赔偿适用,准确理解和适用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坚持体系化思维对待商业数据的法律保护,加大专利、商标无效宣告力度,加大权利无效抗辩和权利滥用抗辩的适用力度。程序法层面的对策包括:对涉互联网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坚持互联网思维;积极适用行为保全制度提高保护的即时性和实效性,加大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大力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为了将这些应对措施落到实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知识产权标杆性判决,为各个地方法院提供审判指引。

电商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内涵及判定

《电子商务法》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但是较为简略的表述导致在理解时出现了不同认识,容易引起法律适用上的不同结果。对此,需要结合电子商务的特点以及相关条文的立法考量来加以把握。“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代表了我国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新探索,反映出了《电子商务法》希望促成和确保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平台自治防控知识产权侵权。因此,建立保护规则需要以现有规定为基础,并以主动治理为方向。具体判定保护规则的建立是否符合要求时,一是分析是否对法律规定加以细化以及是否违背或者降低法定要求,二是分析是否有包含现有法律规定之外的主动防控侵权措施,但是并不强制要求这些措施属于原创或者达到一定程度,三是分析所建立的规则有没有实际执行、有没有流于形式。这样的把握思路既能保证可操作性,也能减少对市场的潜在不利影响。

从RCEP到CPTPP:浅析两大协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启示

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代表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特别在全球数字变革的风口下要注重数字变革与知识产权协同保护。通过对比RCEP、CPTPP两个协定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找到两个协定在著作权和相关权利、商标和地理标志、专利和关于知识产权权利实施的执法程序等方面有相同点,但在版权和相关权、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方面不相同;基于此分析两个协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影响与挑战,预测国际知识产权的变化趋势,提出对标国际知识产权新规则的中国方案,包括全面加强数字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构建良好的数字产权发展环境、提升知识产权转化效益、推动国内产业创新发展、推进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强调中国应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事务,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日后参与制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打下基础。

知识产权民刑交叉问题的适用省思与路径优化

囿于部门法间的差异,民刑交叉难办案件所引起的争论屡见不鲜。检视民刑交叉既有面相后,得出知识产权具有不同于常规民刑交叉案件的特性。表现出惯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适用障碍、刑法同知识产权法的法益认知存有偏差以及“合一制”的形式化并未使知识产权在强国战略中得到充分保障,进而产生权利救济的缺憾。对此,一方面要重视先决条件,以类型化视角观察知识产权的不同客体和民刑交叉事实对程序选择的影响,明确民事确权优先和刑事后置的基调。另一方面采用解释论进路,对具体条文中“物质损失”“唯数额论”内涵扩大解释,从立法论角度设计刑事“空白罪状”条款及优化知识产权法院的配置。从而,最终实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效益最佳化。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企业转型升级工商管理职能探究

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课题。工商管理职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旨在探究工商管理职能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和挑战。首先,文章介绍了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和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必要性。然后,分析了工商管理职能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包括在法律法规遵守、企业注册和审批、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接着,探讨了工商管理职能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竞争和政策环境的变化等。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加强工商管理职能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通过深入研究和有效管理,工商管理职能可以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数据财产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探索

[研究目的]在当今这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数据已悄然跃升为不可或缺的财富资源,其资产属性愈发凸显,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的价值被深度挖掘与利用。然而,这也使得数据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日益严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方法]通过对文献的分析与总结,从知识产权与数据财产的相似性为切入点,再运用比较分析法,通过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在数据财产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的对比,分析各自的优劣点,并借鉴其成功做法。梳理出知识产权法对数据财产保护的不足以及相对应的完善路径。[研究结论]在当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专门针对数据财产的法律条款尚不完善,无论是传统的知识产权专门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应对数据保护的新挑战时均显露出不足,难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数据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构建完善的数据财产保护体系迫在眉睫,需要从加强知识产权专门法的修订与补充、建立健全数据财产登记制度、完善救济制度等多个维度入手,构建起适应数字经济时代需求的数据财产保护法律体系。

数据财产犯罪中占有认定的构建方案: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角

尽管数据财产的法律地位已被民法典认可,但其法律性质仍然十分模糊,导致刑事司法的定罪路径不一,直接影响占有的有无以及占有规则的判断,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数据财产犯罪法益悬而未定。基于数据财产价值性、无形性、依附性和非排他性的内在特征,数据财产犯罪应以数据安全法益与财产法益相叠加的双重防线法益保护为模式,放弃“独立保护模式”和“绝对附属说”的主张。在双重防线法益保护模式下,应承认数据财产是兼具财产属性和数据属性的新型财产,且需要重塑侵犯数据财产的行为要素即转移占有的结构内容。在占有的心素方面,行为人不需要针对具体特定的数据财产具有排除他人控制的占有意思,只需概括地明知自身占有数据财产,并有利用的意思追求;在占有的体素方面,独占性要求应被弱化,行为人需要控制或支配获取数据财产的任一“通道”,又能依据自身意愿随时获取数据财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重私法保护模式探析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上,中国目前适用的是知识产权模式。知识产权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的目的不完全相同,导致知识产权模式在具体规则上无法完全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需求。参考国际组织与其他国家关于非物质遗产私法保护的制度,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与知识产权相配合进行双重的私法保护模式,能有效弥补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存在的不足,从而能更完善地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用数智化路径解决知识产权行刑衔接问题是我国司法实务的探索方向,然而行刑衔接数字平台的低利用率现状映射了我国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路径存在困境,如何通过数智化路径有效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堵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需在明晰数智化路径的辅助定位后,从信息平台数字化、法律规则标准化、平台功能智能化方向着手解决行刑衔接数智化难题,破除不同机关间的数据壁垒,并建立统一的法秩序顺畅案件在不同机关的移送路径,同时建立犯罪线索发现模型等平台智能化功能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的堵点,以期实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间的高效率、高质量衔接。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知识产权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城市层面系统性评估了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显著促进了该地区的企业创新,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通过提升该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来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丰富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参考。

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的困境及知识产权适用

在数字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数据资产经济价值愈发凸显,而其背后的权益保护问题则日益成为法学研究的焦点。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相对于个人数据和公共数据,企业数据自身的复杂性,给权益保护带来了很大挑战,企业数据的法律保护问题愈发紧迫。本文深入分析了企业数据特性,探讨了现有保护模式下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提出了在知识产权法框架下企业数据保护的可行性和具体建议。

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法律选择中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应有限适用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法律选择。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弱者权利保护”“公共秩序保留”以及“强制性规定”的限制。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协议选择知识产权侵权准据法的情况极少。在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的情况下,法院的审理存在两方面倾向:一方面,无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直接适用我国知识产权实体法进行判决;另一方面,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时直接向“法院地法”逃逸。在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框架下,对被请求保护地在不同情形中应做不同理解:被请求保护地作为知识产权归属和内容的连结点,应理解为权利来源地;作为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连结点,应理解为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侵权行为地。

体育知识产权的客体与法律保护

体育知识产权的客体主要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电视转播权、民族传统项目、奥林匹克标志、非专利技术、未公开信息、反不正当竞争等。国内外现行法律对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很不够,应加强立法和执法保护。

略论中国内地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知识产权对世界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刑法保护乃国际趋势。在中国内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是由刑法的保障法功能、刑法追求的公正价值以及WTO的游戏规则决定的。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内地刑事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个罪的犯罪构成,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结合的刑罚手段及公诉与自诉结合的起诉方式。尽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立法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国际标准

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成为国与国之间利益分歧的争议焦点之一。中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0年来,对所承诺《TRIPS协定》中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义务已通过国内法逐步得到落实。然而随着国际知识经济的加速发展,《TRIPS协定》所代表的国际标准被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提高,这无疑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同时对中国刑法相关规定带来了挑战。如何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来合理保护中国经济利益值得研究。文章对《TRIPS协定》及其相关刑事条款进行了准确解读,以期有利于明析国内立法的不合和契合之处,从而最终服务于中国立法。

我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从1996年开始,随着我国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特殊标志管理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海关等部门颁布的相关管理规章和制度,体育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得到重视。但仍应看到我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仍存在制度不完善、产权界定不够明确、保护制度跟不上体育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宣传不够、保护意识不强和学术研究不深入等问题。最后提出我国应该建立清晰的体育产权制度、把体育知识产权纳入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修改和完善我国体育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等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之刑事保护——对“专利侵权罪”增设论之否定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经济安全具有保障作用,也具有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专利标准化和滥用知识产权问题。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应调整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思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来控制知识产权犯罪,即对不同种类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和不同严重程度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进行区别对待,实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消解手段的多元化。增设专利侵权罪是不利于我国经济安全的,故主张否定增设论。